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造纸业的兴盛，为两宋时期的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宋人的著述中，地方志占有很大比重。不管是全国性的总志或地方性的州、县等志都超过以前各代。就总志而言，比较著名的就有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和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祝穆的《方舆胜览》等等，其中乐史的作品长达200卷，所记地名之多也非其他作品所能相比。这本书所记内容除了包括中原与边疆地区外，还远到今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甚至更远的地方。书中还加入一些人物传记等，内容比较庞杂。但也包括了唐代甚至更早的一些古地志中的一些佚文，这是十分可贵的。可惜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丢失了八卷，清代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从日本枫山官库中所藏的宋刻本《太平寰宇记》残本中辑回所佚的五卷半，仍未补成足本。当然这本书以地名之多为其特点，但作者对地名研究则比较肤浅，甚至有不少讹误。例如北宋海州下注东海郡，东海郡本来虚有其名，宋代并无郡的区划，可是乐史却把这虚名和汉代的东海郡混在一起。汉代东海郡治为郯〔tan谈〕，在今山东省郯城县附近，隋代郯县属于下邳〔pi批〕郡，下邳郡东面才是东海郡(郡治为朐山，今连云港市内的旧海州城)。唐代撤消了郯县，地属泗州，东面的东海郡改称海州，以朐山为州治。到了北宋，原郯县地属京东东路，以朐山为治所的海州则属淮南东路，可是乐史却无视这些历史事实，把历史上一些郯人(例如萧望之、王肃、何无忌、徐勉)的籍贯都挪在海州，未免张冠李戴。

另一位对地名工作有贡献的人则是南宋末年的王应麟，他曾著作《通鉴地理考》一书，这是一部长达200卷的巨著，可惜书已失传。幸好另一本佳作《通鉴地理通释》却保存下来，虽然只有短短14卷，可是字字珠玑，读后可发人深省。这14卷中包括历代州域总叙，历代都邑考，十代(按指《资治通鉴》记载的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迄后周显德六年之间的各代)山川考，周、七国(按指战国七雄)、三国以及晋、宋、齐、梁、陈等形势考，河西四镇考，东西魏周齐相攻地名考，唐三州七关十一州考，最后为石晋十六州考。书后有他自写的跋，后来被移到书前作为序。在这篇序中，他分析了前人研究地名的一些经验教训，更是探索历史地名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

《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及宋代不断出现的地方志书不仅记录了大量地名，而且对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变化、对地名迁移等地名现象均作了有益探索，为后来我国地名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程大昌的《禹贡山川地理图》及石刻古《华夷图》和《禹迹图》不仅直观地反映了各该时期中国主要地名的空间分布状况，而且亦展示了地名沿革变化的历史轨迹，是宋代地名研究的重要成果。

《宋史·外国传》、《宋史·蛮夷传》、《辽史·国外记》、《金史·外国传》等则在更广阔的地域背景上展示了宋代各羁縻州县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及民族风情，同时也记录了周边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少地名，同样也为探讨当时的地名积累了资料。此外，宋辽、宋金使节往来行程录也记录了不少宋辽与宋金之间交通道路沿线的重要地名，同样成为探讨历史地名的重要参考资料。

宋代通往西方的陆道由于西夏的干扰，受到一定影响。但海上交通却较过去更为繁荣。福建路的泉州成为通往海外的著名港口，有不少外商在这里居留。他们将本国的货物从海上贩运到中国来，同时从中国购买商品运销国外，从而促进了宋代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曾在泉州任职的赵汝适〔kuo括〕写了一本《诸蕃志》，比他更早曾在桂林做官的周去非写了一本《岭外代答》，都是根据和有关人士的交谈而记录成书的，二者颇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其所记范围远及今西南亚与东非、北非等沿海地方。其所述地名和今天很不相同。他们书中所述大秦国的安都城为今土耳其中部地中海东岸的安塔基亚。昆仑层期国指今桑给巴尔一带的东非海岸。木兰皮则为马格里布的旧译名，指阿拉伯的极西地区。他们称驼鸟为骆驼鹤，称斑马为三色相间的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