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节里，我们谈了编纂类书的动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便于随时迅速查检资料；准备材料为作诗、写文章之用。这在当时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编纂类书为一般检查用的，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为诗文取材的，如《白氏六帖》、《佩文韵府》；有专为科举考试用的，如《玉海》、《永嘉八面锋》；有为幼童启蒙之用，往往编成四六韵语，对偶成文，以便记诵的，如《蒙求》、《幼学故事琼林》；还有备家常日用的，如《兔园策府》、《事林广记》、《万用正宗不求人》(类似现代的“日用手册”或“日用百科全书”)。这些类书，当时的确起了作用。但时过境迁，那些用途已是“明日黄花”，成了过眼云烟。但是，类书兼有“资料汇编”性质，所以，它们对后世以至今天，还能在学习和学术研究工作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过，它们并非以其原来的用途而发生作用，乃是以编纂者始料所不及的用途而起作用，也就是下面要谈的特殊作用。

第一特殊作用：古类书可以用来校勘古籍、校补史籍和辑录已散失的古籍遗文。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和它编纂上的传统特征和优点分不开。古类书在从当时存在的各种书籍中辑录资料时，绝大多数是引用原材料，而且标明出处；虽然有时有删节或个别的更动，但一般来讲，总是忠实于原文的。时代变迁，各朝书籍不免有很多失传；一部分虽还存在，夹带着不断地经过传抄、刻印和其他有意窜改所造成的脱误和混乱。于是，古类书以它特殊的功能为校勘、校补、辑佚的学者所用，在校理古籍的存真、存佚上大大发挥了作用。因此，清朝的考订学者视古类书为宝山，很为重视。如清代学者周星诒说过：《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这四种类书里收录的材料，有许多出自今日已见不到的古书，所以，这四种类书是学者必读的书。当他在垂暮之年将藏书转给别人时，唯独把这四种善本古类书留了下来，仍然孜孜不倦地摩挲披览。他宝贵古类书，于此可见一斑。就是今人亦然。鲁迅先生就用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宗刻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书著其异同，校勘了《稽康集》。

我国古籍很多，但历来保存不善，而且兵火频仍，散失很严重。古类书从已散失的古书中引用的片段很多，历代学者就利用这种引书很多的类书作辑佚的工作，甚至可恢复不少已失去的古籍。这种辑录佚书的工作，南宋时即已开始利用类书。到明代，借辑佚而编成的书陆续出来。及至清朝，辑佚工作蔚然成风，甚至成为学者们一种专门职业，作出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乾隆中官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历代佚书，包括宋、元两代的佚书388种，如果加上《四库存目》的127种，从而得知，此前有题目的佚书共515种。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化遗产，更给辑佚工作一个大大的刺激。此后，大规模地掀起从古类书中和其他引书丰富的古籍中搜集先秦、两汉、六朝佚书的高潮，辑佚而成的书籍越来越多。如：清马国翰从各种类书中辑录宋以前古籍626种，汇刊为《玉函山房辑佚书》；清黄奭〔shi是〕辑有《黄氏逸书考》，又名《汉学堂丛书》，辑录古书200余种；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也大多取材于《艺文类聚》等类书。直到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共又辑录了36种，其主要来源，也还是《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以及其他类书。1959年，中华书局整理编印《曹操集》，其中文集三卷，辑录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中的曹操的著述就有93篇(节)之多。用类书辑佚的工作，由此可见其盛。

不仅是唐宋编的古类书保存了先秦汉魏六朝遗文，后来编的类书也同样保存了唐宋以下的佚书。如晚唐诗人温庭筠的《采茶录》早已失传，而《古今图书集成》却保留了一部分。

古类书征引古籍，都是用当时或更早的本子，甚至原本。若类书本身版本完好，则可校正流传刻本的错误、脱落或其他混乱。清代校勘学兴起，从事校勘的学者，无不使用古类书来订正古籍文字的脱误。但要注意该古类书版本的完善，否则也会有佚误。因此，在清代后半期，又引起了寻找古类书善本和校勘古类书的活动。这是为了要用尽可能完善的古类书来作考订和辑佚工作，即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第二特殊作用：查考史实和搜集参考文献。在祖国文化遗产的清理工作中，对资料的搜集，古类书能起到助手的作用。古类书包含的科目比较完备，利用它们来考查史实，特别是对某一专题搜集文献资料，可以节省不少时间精力。当然，类书里的资料是第二手的，还需要原始资料来核对。但它们已经把一定门类的资料汇集在一起，起着“索引”的作用，比我们一开始就在浩瀚无边的文献海洋中去摸索第一手资料，效果当然大不相同。古类书中保存的不少今天已不传的古书佚文，实际上已经等同于第一手资料，这是更为珍贵的。

因为类书按类集中资料，所以用以搜集参考文献极为方便。如有关中外交通史料，可从《古今图书集成》里的《边裔典》中找到；历代旱灾，在《庶征典》里有；有关我国工程技术史料，可在该书的《考工典》里找到文字资料和绘图；该书的《理学汇编·学行典》里集中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文献资料等等。再如，我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1957年编辑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一辑，内有《中国古代足球资料汇辑》，所有资料都是从《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蹴〔cu促〕鞠部》录出的。我国著名数学史专家李俨编著《中国古代数学史料》和《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的民间数学》，资料来源全都是由唐、宋各种类书里辑录出来的。还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利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天中记》、《渊鉴类涵》等唐、宋、明、清26种古类书中的音乐类，汇编成《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一辑；该书序文指出：这许多珍贵的音乐材料，对于每个音乐研究者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这些音乐资料中包括不少散佚不传的资料，也就是今天在其他任何书籍中都找不到的这一专题资料。

除上述的特殊作用外，类书用于检索诗词文章典故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典故，指有关国家的典章制度、掌故等等，包括史实和诗文中引用的传说故事。我国大约自六朝以来，历代文人多喜在作品中用典。确实，诗文中采用典故，可以使作品熠〔yi义〕然生辉；议论中引述典故，可以使论证强劲有力。用典可以丰富作品的内容，增强感人的艺术效果。但由于时代相隔，古人并不陌生的事情，后人感到生疏，不能不借助工具书来解决阅读的困难；不懂得这个典故，你就读不通这首诗词，更没有感染力。而查典故除一般综合性辞书外，类书往往可以解决问题。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吧！

读唐代诗人李贺(公元790—816年)的《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这首诗，其中有“犬书曾去洛”一句，出自何典？查《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兽部·狗目》，可查到《述异记》中有快犬黄耳往来于吴洛之间为陆机传送家书的故事。故事说：“西晋文学家陆机(公元261—303年)，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西)人。他到洛阳做官，很久不知家乡消息，很惦念家里人。友人曾送他一只狗，名黄耳，步行如飞。陆机写好家信装在竹筒里，挂在黄耳脖子上，让黄耳去老家送信。黄耳似通人性，接信后如飞跑去。到家门后，狂叫几声，家人看到，拿下它脖子上的竹筒取出家信。黄耳又叫几声，表示要回信。家人写了回信，如法挂在它脖子上，黄耳又如飞跑回。不几日就来回传递了家书。陆机很高兴。”李贺的诗就借用了这个典故。读者一查知这个典故，就可理解诗的意思。再如读《红楼梦》七十八回，晴雯死了，贾宝玉写《芙蓉女儿诔》来悼念她。其中有“洲迷聚窟，何来却死之香”。这是什么典故呢？也可在类书里去找。这里的关键词是却死香，那么，按类可在《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香部》里查。果然其中关于却死香的记载有好几种，名称各不同。在《香部·外编》引《十洲记》里记载的故事说：有个聚窟洲，洲里有大山，名叫人鸟山，山上有反魂树，风吹如牛吼，树的花叶香闻数百里。伐其木根心煮成黑饧状，做成丸子，即反生香，亦称却死香、震灵香等六种名称。死人埋在地下，闻香即可复活。这显然是无稽之谈。贾宝玉用这个典故来表达他无法使晴雯复活的悲伤心情。

再如，蔡元培先生当年要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时，曾用“杀君马者路旁儿”为比喻，婉言谢绝别人对他的挽留。这句话含义是什么？也可在类书里找。《艺文类聚》卷九十三和《太平御览》卷八九七都有《兽部·马目》。两书都引汉代应劭〔shao邵〕的《风俗通》。《风俗通》里记载说：“杀君马者路旁儿也。”大意是说：马吃得好，养得很肥，很娇嫩，很少外出，偶尔出来，因路旁小孩围观而惊死；又说：围观的人夸奖马跑得快，骑马者就用鞭子打马要它跑得更快，这样使马力衰竭而死。这两个说法，都包涵一个意思，就是“爱之适以害之”，爱它却恰恰是害了它。知道了这个句子的出处和含义，就可理解蔡先生当年用这个比喻的心情。

另外，从类书中查找的各类资料，也可为我们编写各种类型的新词书服务：无论选词立目，解释词义，还是征引书例等方面都是大有可为的。例如：“修养”一词，一般词典都大同小异地把它释为道德品质、学问方面的学习和锻炼为修养。《辞海》的解释有二：“一指个人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经过长期锻炼和培养所达到的一定水平，如：政治修养；文学修养。”“二特指逐渐养成的在待人处事方面的正确态度。”还有的解释为指儒家以内省方式培养个人品德的方法。经查《太平御览》卷六七三《道部·仙经下》引《太微黄书经》，则知“修养”也是道教称炼丹服药养生求仙的方法。这就丰富了词汇的内容。又如“吴牛喘月”这句成语，一般词书都引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的记载说：“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刘孝标注：“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认为这是最早书证。但查《太平御览》卷四《天部四·月(月蚀附)目》下，则引《风俗通》曰：“吴牛望见月则喘，使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的记载。《风俗通》为东汉末应劭撰，这样书证就可提前两百多年。这都说明类书里的资料还可以为编写各种类型的词书更好地充实内容。

以上简单谈了类书的特点和在当时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看到它在今天仍可起相当大的作用。这样我们可以在必要时使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