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类书的发展，有政治、学术、以及社会制度诸方面的原因。它起始于魏，发展于隋、唐，繁荣于宋、明，完备于清。经过1500多年的发生、发展，到康熙、雍正时期已达高峰；此后，就是一段间歇时期。清道光以后的类书成书速度明显下降，而且乾隆以后编纂的类书，除《奁史》等规模较大的个别情况外，都为中小型。且质量极为平常，情况很不景气。说它是间歇时期也罢，但这与兴盛于乾嘉年代的考据学不能说没有关系，有人甚至说考据学直接导致了类书的衰亡。关于考据学极盛时的情况，梁启超在他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曾说过：乾嘉间的考据学，几乎独占了学术界的势力，素来崇尚宋学的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所以，稍微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说几句考证的内行话。

因此，历史发展到清代乾嘉时期以后，盛极一时的类书就遭到了非议，朴学兴起。士大夫纷纷以类书为鄙陋之学，他们只把类书做为辑佚、考据的工具而已。认为正因类书提供了便利，所以才使一些读书人舍本逐末(不抓根本，只在枝节上下功夫)，只想走捷径，不肯博览群书，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形成了坏风气。这其实是抹煞了类书的特殊用途而着眼于它的副作用。有了类书，对于作文、注书确实方便；而读书人从此不读原书，不究本源，便于剽窃，因而形成流弊。在这种情况下，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三月就有大臣奏请严禁书坊刊刻《类典》等书的事。从此，风气所播，时尚有变，流习一转，对类书的购求日益减少，编纂自然也越来越稀见了；就是前人编纂的类书，流传也渐不广。这严重影响到类书的编纂事业，类书的地位大降。1500多年来，类书走过了从出现到繁荣发展，最后逐渐衰落的道路。

总起来看，根据历代艺文志、经籍志的著录，自六朝到清代，类书约有六、七百种之多；其中大部分都已散佚，但现在尚存有200多种(有人说尚存有500多种)。由于类书集中而又分类别地保存了历代浩瀚的文献资料，至今仍显示出较高的参考价值，是一笔丰富的遗产。虽然它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但它的精华仍可为今天所用；毕竟它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代人要了解我国灿烂的文化历史时，应该知道“类书”这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