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道教 第一节 明王朝与道教

明初,对佛道二教都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多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整顿宗教,禁止和尚、道士随便举行斋醮法事活动,让各府、州、县只留一所较大的佛寺和一所较大的道观,把所有的和尚、道士合到一起集中管理。严禁他们“杂处于外,与民相混”(《太祖实录》卷一八四),也就是不许这些和尚、道士与老百姓混杂着居住。还规定,各处留下的大道观要把合并居住的道士编成班,每班让一名年纪大的道士负责。除了负责的道士外,其余的不许随便出观或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和尚和道士都有人数限制。府一级40人,州一级30人,县一级20人。喜欢在深山老林中修炼的全真道士,也只限于一二人,三人以上一律不准。普通老百姓男的年纪在40岁以下,女的50岁以下,都不准出家。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命令全国的和尚、道士到京城参加职业考试,不合格的不发给度牒,即官府承认的身分证书。通过这个办法,取消了一大批和尚、道士的资格。

据说,朱元璋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和措施,主要是害怕宗教同农民起义搅在一起,不利于他的统治。朱元璋自己当年参加农民起义,从普通老百姓变成一国的皇帝,就利用过宗教。他上台后,便处处小心提防。另外,他觉得治理国家,还是得靠儒教。儒教讲忠孝伦理,对他当皇帝有利。

但朱元璋对道教特别是正一道那套祈神降福、驱邪除妖的斋醮活动还是很欣赏的,认为它能“益人伦,厚风俗”,也就是能够起到神化明王朝的作用。对于全真道,朱元璋以为它不过是“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不能满足他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朱元璋让龙虎山第42代天师张正常掌管全国道教,对全真道不重视。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亲自制订道教斋醮仪轨,颁布全国实行。有时他自己也亲自斋戒祈祷。

明初的这些作法,对整个明代都有一定影响。后来的明朝皇帝都喜欢搞斋醮法事活动,国家节庆日子、皇帝和皇后的生日、忌日、旱灾水涝,大事小事都要叫道士做法事。

明成祖朱棣(公元1402-1424年在位)自命为真武神转世。真武神就是道教敬奉的“玄天真武大帝”,据说湖北武当山是这位天神的居住地。所以,明成祖在位期间曾经动用大批人力物力,大修武当山道观。

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公元1521-1566年在位),对道教的崇奉在明代皇帝中是最突出的,可以说是第二个宋徽宗。他当上皇帝后,不论什么事,都要请神赐福。有时举行一次觉得不够灵验,就举行两三次。如果觉得灵验,还要举行盛大的斋醮活动感谢神的保佑。他自己身穿道袍,戴道士的帽子,还教后妃宫女都这样穿戴,一齐唱念经文咒语,搞得一片乌烟瘴气。他当皇帝几十年,斋醮法事常年不断。 另外,他相信仙方丹药,一些道士如邵元节、陶仲文等人都来给他献秘方,以求得宠信。

明朝皇帝中有不少吃丹药丢了命。

皇帝没有节制地崇奉道教,使明朝的政治变得更加黑暗和荒唐。历史上所谓“青词宰相”,就出在嘉靖时代。青词本来是道士做斋醮法事时奉献给神的词章,没有任何治国安民的实际内容。由于嘉靖皇帝沉迷于斋醮法事,撰写青词就成了礼部官员的日常事务,青词写得好与坏,竟成了能否升官的标准。当时有不少人因为会写青词而当上了宰相。像大奸臣严嵩,就是靠青词起家的。他勾结道士陶仲文,与另一位“青词宰相”夏言争权。皇帝夜里派人窥探他们两个在家中的动静,那夏言全然不知道,在床上呼呼大睡;严嵩早有人通风报信,就坐在灯下假装修改青词稿子。靠这些手段,严嵩一步一步排挤掉政敌,爬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嘉靖一朝还有一位叫严讷的宰相,因为老担心青词写不好,呕心沥血成了病,老也治不好。这些重臣成天操心的不是政务,国家能好到哪里去!

有些头脑清醒的大臣觉得不能这样下去,就给嘉靖上书提意见,结果不是丢掉了官职就是丢掉了脑袋。当时有名的清官海瑞,自己先买了棺材,跟家里的人告了别,抱着一死的决心,向皇帝上书反对崇奉道教。皇帝看他上这种奏章,十分震怒,下令叫人快抓他,别让跑了。身边的宦官说,这人是个呆子,上书时知道自己会死,已经买好了棺材,不会跑的。嘉靖听了一楞,这才拾起奏章看了下去。到后来还是把海瑞关了起来。要不是嘉靖很快就死了,不知道海瑞还能不能活着从死囚牢中出来。

明末,天下大乱,崇祯皇帝朱由检(公元1627—1644年在位)还找道士来设道场,希望天神保佑明朝世世代代传下去。这位道士装神弄鬼,最后告诉他,上帝已经派“北极佑圣真君”把妖魔收拾干净了,大明帝国国运长久。崇祯十分高兴,信以为真。谁知不久农民起义军就打进北京,他只有上吊的一条路。

明代皇帝的崇道同历史上其他朝代皇帝一样,目的一是为王朝统治祈神赐福,二是为了自己长生不死,在内容上也与过去没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