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是书籍生产流程中的首要环节，创作者则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历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是从属于这个阶级，就是从属于那个阶级。因此，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他们认识世界的角度和立场，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方法，就不能不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而历代的书籍创作，不仅反映着创作者的阶级意识，也反映着相应的时代气息，还反映着不同创作者的不同倾向和不同风格。

孔子之后，特别是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奴隶制社会急剧向封建制社会转化。奴隶制的堤岸已被冲决，但还没有全线崩溃；新型的封建制社会已经萌生，但还十分脆弱，极不健全，极不成熟。如何维护旧的堡垒，使之苟延残喘，或东山再起，这是奴隶主阶级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课题；如何培育新型封建社会这棵幼苗，如何塑造这个社会的形象，则是新兴地主阶级及其代言人终日思考和要解决的课题。两军对垒，各自都想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于是在思想界便形成了一种非常活跃的局面。大家各抒己见，各申主张，这就是所谓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质是不同阶级不同政治路线的论争，是思想战线上不同哲学观点的论争。在论争中，为了适应某一阶级或阶层的需要，彼此之间都极力宣传各自的观点和主张，以便战胜对方，弘扬自己，争取掌权者的采纳，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正是这种活跃的论争，产生了大批私人著作，从而使我国正规书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书籍生产的第一个高潮。例如早期的儒家、道家、墨家。战国中叶以后儒家又有孟子、荀子；道家又有尹文子、慎子、庄子；还有新生的法家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名家公孙龙、惠施；阴阳家邹衍、邹奭〔shi是〕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著作。与此同时科技方面也出现了医书《内经》、药物书《本草》；文学方面则出现了不朽的名著——屈原的《离骚》。此外在天文、历法、农业、畜牧、历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专著。

这时期的著作，特别是诸子作品，一般都长于思辨，这是百家争鸣局面所决定的。孟轲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叹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两句话，很可代表先秦诸子的一般心境。就连文学作品，像屈原的《离骚》，也带有这种长于思辨的时代气息。可见，书籍的创作一开始就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相联系。

汉初，吸取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政策也比较开明，曾一度遭受秦王朝严酷压制的几个重要思想流派，如黄老学派、刑名学派，以及儒家学派等，就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提倡，出现了一批有见地的政治家和有成就的文学家。像贾谊、贾山、晁错、枚乘、邹阳、庄忌等，都是这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们写下了不少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表明这时期的书籍创作，又趋于复苏。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武帝本人，又是个文治武功都大有作为的人，这就与藩王出于政治目的而继续提倡汉初的黄老之学发生了矛盾。汉武帝则以自己所掌握的政权力量，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战国以来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彻底结束，使经过董仲舒改造和解释的儒家思想和儒家作品，成了官方哲学和经典著作。从此以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虽然也经受过各方面的挑战，但始终处于统治的地位。因此，书籍的创作也受其钳制，常常围绕经学打转转。例如经注、经疏、经解、经书名物考证、地理考证、人物传记、释音、释名、释义等有关经学的著作，层出不穷，历朝都有。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中找到最初发展的源头。

“建安风骨”是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史上光辉的篇章。寻其形成的原因，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是三国的统治者都亲历了黄巾大起义，目睹了人民的威力，加之他们出身都不高，因而更多地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占据北方的曹操和他的集团，不但政治上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文学思想上也体现了这一阶层的艺术趣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都是诗歌的创作者和提倡者，在他们的周围又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他们共同向乐府民歌学习，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打破了两汉以来辞赋独盛的局面。曹氏父子及追随他们的文人，又都是汉末军阀混战的目击者，他们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都有很深的感慨和同情。他们的作品就植根于此，不但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也表现了他们想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抱负和才能。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评论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指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家敢于正视现实、反映动乱而又富于忧国之思和拯世济物的宏愿。这就是建安作家的特点，也是建安作品的风骨。后世凡属文学创作上反对浮华，提倡注重现实，言之有物，多以建安风骨为典范。表明此期的书籍创作，特别是文学书籍的创作，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特色的。

李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建国之初，李唐王朝借鉴了隋朝迅速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政策，使国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权建设也很快在全国确立并得到了巩固。

唐王朝，特别是它的前期，各种思想、各种流派、各种宗教，都可以自由发展和传播。佛教尤盛，玄奘西游，鉴真东渡，都是佛教盛行的象征。佛经翻译规模更大，水平更高，佛教典籍突飞猛进地得到发展。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姓李，于是又追认老子李耳为他们的远祖，并追封为太上玄元皇帝。而老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鼻祖，于是他们又尊奉道家，崇尚道教。唐王朝的科举考试，就曾一度把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周的《庄子》列为必读之书。因而道家与道教著作也得到了整理和创作。唐王朝从皇帝开始就提倡文学，尤其崇尚诗歌，甚至发展为以文学取士的科举制度。所以唐代诗人辈出，诗篇迭现，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光收入《全唐诗》的就有3200多位作家，近六万首著名诗作。散文在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改革提倡下，也有辉煌成就，开唐宋八大家之先河。适应诗歌创作的需要，供查检典故的类书和供查检韵字的韵书，也先后被增补、编纂出来。小说也由以前的志怪、灵异、琐语、轶事等笔记小说发展为唐人传奇式的短篇小说。唐朝还非常重视数学，国家专门开有学习数学的太学堂，因而对自古流传下来的数学著作，如《周髀〔bi避〕算经》、《九章算术》、《五曹算经》、《缀数》等，都悉心加以整理，成书数十种，作为教材课读。对于儒家经典的整理更加不遗余力，由政府组织孔颖达等一批经学家，对《五经》加以疏正，成《五经正义》，颁行天下。所有这些，都说明鼎盛的唐王朝，反映在书籍创作上也是十分兴盛的。

宋朝李攸的《宋朝事实》一书，记载宋太宗赵光义说过这样的话：“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这可以说是宋太宗对历来统治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宋朝的文治政策较以前就更加显得突出。到宋真宗时，在御撰《崇儒术论》的同时，又御撰《崇释论》。提出佛教与儒学“迹异而道同”，提倡儒、佛、道三教一义，相辅相成。因而对儒家经典的整理、释家经典的整理、道家著作的整理，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加上宋代鼓励科举仕途，又刺激了社会各阶层读书应考，考取做官，做官富贵的热情，烘起了整个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倾心学术，潜心文章，崇尚文化的浓重气氛。因而在诗、词及散文的创作上，也出现了极为繁荣的景象。加上宋代雕版印刷业的普遍盛行，更为书籍创作和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宋代关乎儒家经典、佛藏、道藏、史书、政书、类书、丛书、诸家文集、笔记杂著、诗词歌赋、医书、药书、兵书、历书、法律、条格等方面的著作，大量地被创作编纂出来并刊版印行，构成了中国书籍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有明一代书籍创作和书籍出版的数量，几乎是它以前各个时代书籍生产的总和。究其原因，大概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公布的免除书籍税的政策紧密相关。但明初纂修的《永乐大典》，则仍是出于政治目的。《永乐大典》的修纂，开始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的七月间。为什么朱棣一登皇位就立刻提议修纂这部大型类书呢？这有深远的政治背景。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因太子朱标早卒，依据帝王传位的惯例，就把皇位传给了长孙朱允炆〔wen文〕继承。朱允炆就是建文帝。他当时很年轻，看到叔父们都拥有重兵，深感不安，于是采取了削除藩王势力的措施。朱棣是明太祖的第四子，封为燕王，驻守北京。他眼看自己的兵权可能被剥夺，于是反以“靖难”为名，起兵南下，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攻入南京，赶走了建文帝，自己做了皇帝，历史上称为明成祖。这次事变是叔侄之间的帝位之争，依照正统观念，有点“大逆不道”，为此引起了一部分士大夫的反抗和舆论谴责。朱棣便想到利用朱元璋想干而未来得及干的事——编纂大型类书，炫耀文治，笼络人心，消弭〔mi米〕朝野间的不平之气。当时还传说建文帝藏匿在寺院里，故《永乐大典》重修时，还把僧人姚广孝请了出来，并征召了不少僧人道士参加。这就是《永乐大典》纂修的背景。《永乐大典》共22937卷，11095册，37000万字。一律是端楷抄写而成。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全书掠毁殆尽。迄今全世界仅存400余册，仅是原书的3%多一点。明朝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在社会内部萌芽。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城镇不断增加，城镇平民不断涌现。而城市平民不全同于封建社会的乡村农民，他们在衣食饱暖之后，对精神文化生活就有较高的要求。为满足这一阶层的文化需求，戏曲和小说的创作就日益加多。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yi义〕钧，是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的封建皇帝。他既有封建帝王的绝对权威，又有这种社会状态下骄奢淫逸生活的特性，嗜酒、贪色、恃财、气盛，是有名的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封建皇帝。而在封建社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些地方官绅、富商大贾、作坊把头等，也十分骄奢。为适应这些人的口味，一些无聊文人便创作色情小说。这就是明代小说中有一批黄色作品的社会原因。

清代书籍创作的突出特点，是考据学大兴，古籍整理及研究古籍的著作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也有它们产生的社会基础。第一，清代学术是由明末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开创的。他们在明王朝灭亡之后，痛定思痛，怀念故国，于是深刻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其中有一条，他们认为明朝之所以失败，是学术空泛，不能经世致用造成的。于是他们躬自实践，重学问、重考据、重实证、重应用，这对后来清代朴学的大兴，朴学作品的创作影响极大。第二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连续大兴文字狱，弄得文人谨小慎微，不敢涉及时政。于是大钻故纸堆，以不厌其烦的考据逃避现实。所以清代考据学著作的创作，一是清初顾炎武等人为学向实的积极导向，一是清初文字狱消极影响的结果。

清代乾隆时期有一项书籍创作上的浩大工程，这就是《四库全书》的编纂。乾隆皇帝倡编《四库全书》，旗号是要弘扬古代文化，实际是要借着编纂《四库全书》，广泛征集天下遗书。而后对征集来的历代遗书，分别三种情况进行处理。对直接反映抗清思想的书籍，一律加以销毁；对拒不投降满清，或触犯清朝政治等人的作品及黄色狎邪的书籍，一律禁止流通；对主要内容尚可而个别段落、字句有碍满族尊严的书籍，则实行删改。所以有人说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是“寓禁于征”，这是很有道理的。《四库全书》是一部巨大的丛书，收书3400多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当时共抄写七部，分藏于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宗、文澜七阁。七阁名称有六阁带三点水，意思是以水克火，免除灾患。但镇江的文宗阁，宗字没有三点水。据说是因为这里发生过水漫金山寺的缘故，已经水满为患，不能再求水了。各部收书种数不完全相同，册数也不完全相同。以文津阁一部为例，共36304册，九亿多字。迄今仍是全世界最大的丛书。许多当时收入《四库全书》的典籍，原本后来失传，赖《四库全书》得以传世。从这个角度说，《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继承保存文化，是有很大功绩的。但在编纂过程中，大量禁毁图书，随意删改典籍，又大大破坏了文化，犯有罪过。所以有人总结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中国文化来讲，是“功魁祸首”。这是符合事实的。

可见，历代书籍的创作，都是各个相应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曲折反映；是时代精神、人文崇尚、具体政策的产物；是各个时代书籍创作者思维的物化，意识的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