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仕宦之家的家教，形式多样，其中有一种普遍流行的重要方式就是家书。所谓家书，就是家信，杜甫曾说：“家书抵万金。”运用家书来教诫其子弟，自汉代以来就成为我国古代仕宦之家家教的一大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还很有生命力。家书的特点是感情真切，字里行间洋溢着父子之间的肺腑之情，肝胆相照。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富有感染力和教育效果。

汉代名臣中给自己子女写家书手谕教诲的不乏其人。如刘向曾给少年得志的儿子刘歆写《戒子歆书》，信中就言词真切地教导儿子在为人处世时，要做到遇事“恐惧敬事”，不要“轻侮诸侯”，牢记前人的教训：“吊者在门，贺者在闾。”千万不要浮躁用事，乐极生悲，自招祸至。

东汉名将马援，远在交趾(今越南北部)任职，知兄子马严、马敦好讥议时人，交结侠客，十分不安，于是连忙写家书训诫：“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后汉书·马援列传》)他劝告子侄要学习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的龙伯高，不要效法那豪侠好义、招人惹祸的杜季良，因为效法杜季良会成为“轻薄子”，“画虎不成反类狗”(同上)。马援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将门子弟好恃勇逞强，弄不好就会为非作歹，招纳流氓地痞横行乡里，最后违法犯罪，株连家族。

汉末魏初的名臣王修，曾在暮年为魏国大司农郎中令。他的儿子也在外地做官，很是放心不下，写下了言真意切的诫子书，说：“汝今逾郡县，越山河，离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见举动之宜，观高人远节，闻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告诫他在外为官要交结良友，以友辅德，说话办事，都要“情实道理”(《艺文类聚》卷二十三)。他说：“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同上)，真是语重心长，爱子之情溢于言表。

蜀国丞相诸葛亮的《诫子书》，可谓千古流传的佳作，世代仕宦之家多作为座右铭。诸葛亮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集》)诸葛亮不仅给自己的儿子写信劝诫加强道德修养，而且他还给外甥写信教诲做人的方法。他在《诫外甥书》中写道：“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滞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同上)他十分注重其子弟的交友，告诫他的儿子要交相知之士，不要交结势利朋友，因为“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同上)，只有相知之交，才会友谊长存，历夷险而益固。诸葛亮的这些人生经验之谈，很有哲理，被后世人奉为金玉良言。

在魏晋南北朝，不少名臣贤达之士，都曾在离乡背井的异地以家书的方式辅导子女的教育。如魏国的名臣王昶〔chang敞〕，写有《诫兄子及子书》和《家诫》。魏晋之际的名士嵇康在狱中写《家诫》，实为遗书。蜀国丞相长史向郎在年逾八旬时，写下《诫子遗言》。吴国的太常卿姚信写有《诫子》。南朝的雷次宗写有《与子侄书》。颜延之写有《庭诰》。王僧虔写有《诫子书》。徐勉写有《诫子崧书》。北朝的颜之推写有《颜氏家训》20篇，后人视为家教规范。

我国古代，仕宦之家以家书教育和指导自己的子女修身进学，表明士大夫对子女成长的深切关怀和期望。家书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不论是指导进学修业，还是辅导道德修养，都遵循了因材施教的原则，效果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