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在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之后，开始出现了全国大统一和文化繁荣景象，但隋朝的国运不长。唐代继隋朝之后，在文化上有很多开拓和创新，如完成自汉以来的儒家经学的总结，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推行以科举考试取士的选士制度等，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重视教育的风气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庶族地主通过教育和科举的途径登上了政治舞台，出现了“读书做官热”。宋代沿袭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而且特别注重文化与教育，由此在整个社会自皇室宗亲贵族阶级至官僚阶层和广大平民之家，都把家庭教育作为政治活动和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概括说来，唐宋时期的家教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从皇家的家教来看，开始形成独立而完整的学校体系。如隋代最早在东宫设置“门下坊”和“典书坊”。门下坊设左庶子、内舍人和录事诸官，典书坊也设庶子、舍人、洗马诸官，这些官员主要从事皇太子的文化与道德教育。唐代除三公三少外，还设有太子宾客，并设置詹事府统管东宫政教，詹事府内设左右谕德官专门讽谕规谏皇太子。唐代将隋代的门下坊改为左春坊，典书坊改为右春坊，在贞观年间又专为皇太子设置崇文馆，设学士官，并建有东宫图书馆，所藏大量图书为“秘书”，专供皇室子弟教育使用。宋代为了加强皇太子的教育，增设詹事讲读官、太子侍读、太子侍讲官等，并设置资善堂为皇太子及其他诸王子的肄业之所。资善堂的教官有翊善、赞读、直讲、说书等。南宋初还在东宫门内建有书院，因为书院是民间兴起的文教机构，不能体现皇家教育的特殊性，所以后来又弃书院之名改为“学新堂”。

其次，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刺激了广大庶族地主阶层和少数平民之家的读书兴趣，使得家庭教育越来越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在一起，“望子成龙”成为家庭教育的动机和目的。在一利益，于是延师教子的风气常盛不衰。一些富家大户人家，也纷纷兴办“家塾”，或者联合数家或一族，建立私塾性质的学校，延聘当地或外地的名师任教。这样，家庭教育也日益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以至出现了家庭教育学校化的倾向。

此外，唐宋时期的家教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封建纲常的礼教在家庭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礼教，在汉代就以三纲五常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出现，并贯彻在各类学校教育中。唐代以后，特别是宋代理学家把“礼”解释为与“人欲”对立的“天理”以后，礼教不仅有了成套的理论和实践要求，而且随着家庭教育的学校化，日渐渗透到家庭教育的实际活动中。在唐代和宋代，《家范》、《家规》、《治家格言》之类的礼教内容，开始丰富和完善起来，它对于封建社会后期家风的形成也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