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元代再次进入中国广大地区，并复盛一时。11世纪下半叶，由于辽朝统治者的允许，基督教才在中国北方重新出现。至13世纪中叶，蒙古族入主中原，基督教随之在中原地区流传。元时入华的基督教分为二支，一支即继续流行于中亚、蒙古诸地的唐代习称的景教，属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东方教会；另一支是罗马天主教会派遣来华传教的方济各会修士。元朝蒙古人统称之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教名也。”(元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其教士和教徒，也称“也里可温”。因两派都崇敬十字架，故又称“十字教”，教堂称为“十字寺”。

蒙古语“也里可温”的含义，至今还无法得知。蒙古人在进入中国内地以前，称基督教徒为“迭屑”，源自波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自元世祖忽必烈时起，“迭屑”一词弃而不用，文献和碑铭中都改用“也里可温”。陈垣引清代《敕定辽金元史语解》，认为按蒙古语应作“伊噜勒昆”，“伊噜勒”，福分也；“昆”，人也。“也里可温”意为有福缘的人或信奉福音的人。现在多数学者均采用此说。张星烺认为，“伊噜勒昆”与“也里可温”读音全不相近，判为一词过于武断。另引屠寄所著《蒙兀儿史记·乃颜传》也里可温注，拟为景教碑中“阿罗诃”的转音。阿罗诃系佛经中阿罗汉之别译，唐朝景教徒借用为叙利亚文“埃洛赫”(Eloh，即希伯来文Elohim)的译音，意为“上帝”。因此，也里可温当指“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从元代史籍和碑铭看，也里可温意为“长老”，本为对教士、司铎的尊称。

蒙古兴起前后，分布于土拉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克烈部、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和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都信奉西方传来的景教。居住在阴山以北的汪古(或雍古)部，也信奉景教。此外还有畏吾儿族，曾信奉摩尼教。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王延德出使高昌，在那里见到的“波斯僧”，便是景教徒。据西方记载，在11世纪初，我国西北的突厥人中盛行景教。13世纪蒙古强盛时，畏吾儿人已有很大一批人改宗景教。畏吾儿人文化比较发达，对蒙古诸部有较大影响。乃蛮部很早就已任用畏吾儿官员，使用畏吾儿文(特尔赛文)记事，并崇信景教。据叙利亚基督教作者艾布·法兰基斯记述，约在公元1001—1012年间，克烈部酋长率领部众20万人皈依基督教，并请巴格达东方教会派教士前往。这件事发生在北宋初年，正是辽国统治漠北之时。元初著名儒家学者马祖常，属汪古部，先祖和禄冞〔mi迷〕思原是西域的景教贵族。辽道宗咸雍年间(公元1065—1074年)始迁入内地，定居于甘肃临洮。曾祖帖穆尔越哥曾任金朝马步军指挥使，因而得名马氏。马氏世代都是景教徒。与马祖常齐名的赵世延，也出自汪古部，同为辽代迁居内地的景教世家。因此，元定宗贵由登位时，亚美尼亚国王遣使赴和林朝贺，使者报告说：“当今大汗之祖未生时，基督教徒已流衍四方。”基督教在中国西北草原的流传，当在成吉思汗崛起之前。

泉州地区发现的十字架墓碑(宋代)

约在同时，欧洲流传着一个有关“长老约翰王”的传说。当时西方的基督教各国，盼望东方有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能配合西方进攻穆斯林国家，共同收复“圣地”。1145年，叙利亚加伯拉地方主教奉亚美尼亚国王之命，出使教皇尤金三世宫廷，乘机宣传远东有“长老约翰王”，虔信景教，曾出征波斯、米底诸国，攻占爱克巴塔那(今伊朗的哈马丹)，准备进军耶路撒冷，因受阻于底格里斯河而归。20多年后，欧洲各国君主和教皇忽然收到了“长老约翰王”本人发来的正式信件，但没有注明地点和日期。于是欧洲盛传东方有个强大的“约翰长老国”，“约翰王”这个“看不见的使徒”将来会帮助西方基督教国家战胜穆斯林。“约翰长老国”在12世纪指西辽，在13世纪指克烈部，到14世纪初，鄂多立克又把汪古部称为约翰长老国。这个传说从侧面反映了景教在东方的势力强大。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以后，与克烈部等联姻，后妃、贵戚、将相大臣中，景教徒代不乏人。术赤太子和睿宗拖雷二人的王妃都出自克烈部，蒙哥、忽必烈、旭烈兀等人的生母、睿宗庄圣皇后晙〔jun俊〕鲁禾帖尼(别吉太后)，是克烈部王罕的侄女，死后停柩于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十字寺内。《元史》卷三十八《顺帝本记》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甘州志》卷二说：“初世祖定甘州，太后与在军中。后没，世祖使于十字寺祀之。至是岁久，祀事不肃，故议定之。”《元史》卷三十二《文宗本记》又载：“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这里所谓作佛事，应是基督教的弥撒祭。还有太宗窝阔台的皇后、定宗贵由的生母脱列哥那，原系蔑儿乞部首领之妻，成吉思汗灭该部被俘，赐给窝阔台为妻，也是景教徒。贵戚如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都是景教徒。阿剌兀思子孙世代与皇室联姻，其子孛要合娶成吉思汗女阿剌海别吉公主，其孙爱不花娶忽必烈女月烈公主，生子阔里吉思，封为高唐王，即欧洲传闻的乔治王。大臣中著名的景教徒有太宗和定宗朝的中书右丞相、克烈部(一说畏吾儿)人镇海，宪宗时宣布号令、掌管文书及朝内外闻奏诸事的孛鲁欢。太宗朝的元帅按竺迩，世祖朝的礼部尚书月合乃，也都是景教徒。按竺迩之孙赵世延，月合乃曾孙马祖常，在元代并称为两大文豪。

元朝建立后，景教随蒙古族入主中原，在中原地区各地传播。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一视同仁，皆为我用”的政策。元世祖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稣，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哪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1235年春，在鄂尔浑河畔回鹘汗国古城旧址附近兴建的哈剌和林，是早期蒙古帝国的中心。城内居民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穆斯林商人和使臣的住区，也是市场的所在地，另一部分主要是汉人工匠的住地。城内除清真寺和佛寺外，还有一所景教寺(礼拜堂)，建在大汗宫殿万安宫的附近。信奉景教的多系蒙古贵族、诸王近侍、御医、官吏及一些色目人。景教徒作为色目人，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优越待遇。景教教士同和尚、道士、答失蛮一样，可免除赋税差役。在元代，虽然有佛教和道教的竞争、排挤，但有统治者的支持，景教仍然成为全国流行的宗教。元朝景教的发展与政治势力的关系，从马薛里吉思的例子可以得到说明。

马薛里吉思是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人。元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镇江志·大兴国寺记》载：

薛迷思贤(今撒马尔罕)，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空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灵迹，千五百余岁。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

撒马尔罕当时是景教盛行地区，东方教会大主教的驻地，1220年归降成吉思汗。祖师麻儿也里牙是撒马尔罕大主教，于希腊历1501年(公元1190年)去世，故称“千五百余岁”。这里清楚说明马薛里吉思是景教徒，即蒙古人所称“也里可温”。《寺记》说：

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灭里，外祖撒必，为太医。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进药)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处也里可温答剌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驰驿进入舍里八，赏赉甚侈。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职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验，特降金牌以专职。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十二年，往闽浙，皆为造舍里八。

由此得知，马薛里吉思家族世代习医，外祖撒必是撒马尔罕名医，善调制香果蜜丸舍里八。成吉思汗占撒马尔罕后，其幼子拖雷(称号为也可那延，一译也客那颜，即大那颜)染病，撒必进药舍里八，景教徒为他祈祷，才告痊愈。撒必因此成为御医，取得“答剌罕”的身分，不仅免除人身隶属关系和赋税差役负担，而且可享有各种特权，实际升入统治阶级。1268年，拖雷子忽必烈召马薛里吉思进宫，成为专职调制舍里八的医官。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封他为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由医而官，以“忠君爱国”为名，开始建造教堂，“推广教法”。《寺记》说：

马薛里吉思虽登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

马薛里吉思于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正月至镇江，八月改授明威将军。至元十八年，在铁瓮门夹道巷“舍宅”建大兴国寺。再于竖土山建云山寺和聚明山寺(据《镇江志》另载，建于至元十六年)。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到，镇江有三座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教堂，是1278年担任行政长官的该派教徒马薛里吉思在其三年任期内建造的。并说在此之前，那里没有教堂。马薛里吉思建的杭州大普兴寺，《西湖游览志》也曾提及。另外他还建有丹徒的四渎安寺、黄山的高安寺、大兴国寺侧的甘泉寺，以及云山寺和聚明山寺下的也里可温公墓。马薛里吉思还从“佛国”(西方)请来最尊敬的主教(马里哈昔牙、河必思忽八)麻儿失理，传授教义，发放经典，主持仪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得到忽必烈的支持。经丞相完泽奏闻，拨赐官田和民田，作为教会财产。在这种情势下，景教的发展可以想见。据说，1331年的镇江，在167户侨寓居民中就有一户是也里可温，而在杭州，特有一区专住也里可温。

泉州发现的元代景教叙利亚文墓石

元朝建立以后，景教很快流行中国各地。1253年抵达和林的卢白鲁克，曾在中国北部游历。据他记载，契丹(中国北部)有15个城市中住有景教徒，大主教驻地在西京大同。13世纪中叶，景教各教区主教驻地表共列25处主教区，西自亚美尼亚和波斯湾，东至唐兀(西夏)和汗八里(意即汗城，今北京)，均属景教传教范围。其中在中国境内的主教区有四处：

元代也里可温碑刻(1984年泉州出土)

(1)秦尼，第11区，主教座堂设在大同，汪古、克烈诸部都在其辖区之内，是景教盛行地区。大同是辽金时期的西京，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才改为大同路。卢白鲁克说：“往契丹途中，皆有聂斯托利派教徒及萨拉森人，虽为异族，然与土人杂居。契丹国内有十五城，皆有聂斯托利派教徒，其人于西京城有总主教驻焉。”《元史·世祖本记》载，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六月，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家室者，与民一体输赋。西京迤西，金元时期为汪古部牧地，唐时其地为天德军。马可波罗记述，该地统治者高唐王阔里吉思(乔治)，是长老约翰王的曾孙，大部分居民信奉基督教。据罗马教皇在1292年派来中国传教的孟高维诺说，阔里吉思原来信奉景教，由于他的劝说而改宗天主教，并让其子领洗而取名术安(约翰)。阔里吉思率其封地臣民脱离景教，捐资建造一所宏伟教堂，亲赐题额为“罗马教堂”。但阔里吉思死后，其诸弟又率部众复归景教。足见该地景教势力之盛。

(2)喀什噶尔，第19区，驻地在喀什噶尔(今喀什)。卢白鲁克曾途经罗布泊以北的喀喇沙尔近郊地区，访问一个景教村，进入教堂与教徒唱诵《祷告圣母》。他说景教徒在教堂里使用畏吾儿人的文字。马可波罗证实，喀什噶尔的景教徒“按照自己的教规生活，在自己的教堂做礼拜”。叶尔羌的察合台亲王改信了景教，帮助当地的景教徒建造一座纪念施洗约翰的教堂。莎车、钦赤塔拉斯等地也有景教徒。

(3)汗八里，第23区，驻地在元大都。1275年马可波罗到中国时，大都(北京)就是景教都主教马聂斯托利的驻地。元初汗八里著名景教徒、畏吾儿人巴尔扫马，其父是13世纪初来汗八里任景教教会巡回观察员的西班。巴尔扫马自幼从汗八里都主教马贵哇桂斯受洗，30岁时入修道院隐修。其友马可斯是山西霍山的畏吾儿人，马可斯之父裴尼尔曾任景教大主教。马可斯也有志隐修，入京从都主教马聂斯托利受洗，与巴尔扫马为友。1278年，两人结伴西行，前往耶路撒冷朝拜圣地。1280年，景教宗主教马屯哈任命马可斯为契丹大主教，改名雅八拉哈，任命巴尔扫马为巡察总监。1281年马屯哈死，雅八拉哈被推选继任景教宗主教，驻巴格达，兼领塞琉西亚和泰西封两城教务。1287年，巴尔扫马奉伊儿汗国君主阿鲁浑之命出使欧洲。他先后拜见东罗马帝国皇帝安德罗尼克斯二世、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并到罗马晋见教皇尼古拉四世。教皇邀请他按景教礼仪领圣餐，他也参加了教皇主持的弥撒。这是两位在西亚和欧洲负有盛名的中国景教徒。房山县在1919年发现一处景教十字寺遗迹，有元顺帝敕赐十字碑记，碑上有古叙利亚文。河北涿县琉璃河附近山中，发现两块刻花的十字碑，十字四角有叙利亚文“信之”、“仰之”。据考证，这是始建于唐代(公元960年)的十字寺，经辽代营建，元代(公元1365年)又加重修。张家口西北的石柱子梁也发现过三块带有景教十字的墓碑。在东北，元世祖时(公元1289年)起兵反叛的宗王乃颜(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后裔)，是受过洗礼的景教徒。他的旗帜以十字架为标志，部众10万，当有不少信徒。长江流域各地，元初陆续兴建一批景教寺。最著名的是马薛里吉思在镇江、丹徒和杭州所建七寺。扬州在马可波罗为官时还没有教堂，30多年后建起三座景教教堂。温州、泉州、昆明等地也有景教徒。

(4)唐古忒，第24区，统辖陕甘宁等西夏旧地，驻地在甘州。马可波罗说，景教徒在该城建筑了三座宏伟壮丽的教堂。元世祖母别吉太后死后就停柩在甘州的十字寺内。肃州(治所在今酒泉)、沙州(治所在今敦煌)、凉州(治所在今武威)、申州(治所在今西宁)都有一些景教徒。陕西的哈拉善(榆林)有三座景教教堂。

以上四个教区的设立，说明元代景教几乎遍及全国。自汗八里往西，经山西、宁夏、陕西、甘肃，出新疆而通中亚；或沿运河南下，过长江流域至东南沿海，景教徒的活动尤为活跃。据《大元通制》载，崇福司官员称，“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约翰·柯拉的《大可汗国记》(公元1330年)估计，景教徒“居契丹国境内者，总数有三万余人”。景教徒的实际人数，自然要超过这个数字。

元代景教徒的宗教生活，中国文献中了无记载，而欧洲东游诸家都是天主教徒，对景教的攻击不遗余力，他们的记载不能全信。卢白鲁克认为：

中国的景教徒皆愚而无知。其圣经皆为叙利亚文，祈祷时亦能诵之，惟不解其义。犹之吾国僧侣之不知文法也。其人皆腐败不堪，好放债收重利，沉湎酒色。与鞑靼人杂处者，沾染鞑靼风俗，甚至亦有一夫而娶数妻者。入教堂亦效法回教徒之所为，洗涤下身。星期五日，举行祝祭，茹荤食肉，一切皆效仿回教徒……其派僧侣，不独娶妻，且行重婚。妻死，可再娶。僧官皆买卖而成。无报酬不为他人举行圣礼。其人皆恋爱妻子，贪财好货之心，炽于宗教信仰。(《东行记》第26章)

70多年后，约翰·柯拉的评价则有所不同。他说中国的景教徒皆雄于资财，惟甚惧正派基督教徒。其派教堂皆整齐华丽，有十字架及像，以供奉天主及古圣贤。其人代皇帝举行各种祈祷，故常得享受特权。(《大可汗国记》)

不过，元代景教徒中的腐败、衰颓趋向确也存在。《元史》多处记载，“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被诏令免除不输租赋的特权。景教本是叙利亚和波斯商人的宗教，教士可以经商，商人也可任圣职，传教与经商可以并行不悖。因此，景教徒“好放债收重利”，“贪财好货”在所难免。据北京故宫午门城楼发现的叙利亚文赞美诗抄本(约公元10-13世纪)记载，传播景教的殉教者即为从事商业的景教徒。文中说：“殉教者啊！汝等从事商贾的人们！汝等渡河海，越山野，遍历诸国，最后流出汝等的血潮去世了。”“正直的殉教者们！汝等经营商贾的人们！看吧，汝等的财宝不是藏在天上了吗？”这里，商业几乎有了宗教意义，宗教也必然随商业而兴衰。此外，景教凭借政治势力的传播，也因政治地位的下降在元末失去势头。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马薛里吉思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时，倚势侵夺佛教古刹金山寺田地，建造两处“十字寺”。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就改为金山寺下院，赐名“般若禅院”。这说明，至元末景教徒在政治上已失势，宗教上受佛、道诸教排挤，经济上又有伊斯兰教商人的竞争，景教在中国的地位已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