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唐宋时期中西文化的交融 第六节 中国陶瓷文化的向西流播

海上交通的巨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由于宋代经济、文化继大唐一脉,并有长足的进步,在当时的世界上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吸引了西方各国人民的目光。穆斯林世界对中华文化甚为仰慕,评价是极高的。10至11世纪的穆斯林学者萨阿利比说:

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形制的盘碟仍然被叫作“中国”。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他们在塑像方面有罕见的技巧,在雕琢形象和绘画方面有卓越的才能,以至于他们之中有一位艺术家在画人物时笔下如此生动,欠缺的只是人物的灵魂。这位画家并不因此而满足,他还要把人物画得呈现笑貌。而且他还不到此为止,他要把嘲弄的笑容和困惑的笑容区分开来,把莞尔而笑和惊异神态区分开来,把欢笑和冷笑区分开来。就这样,他做到了画中有画,画上添画。

这些评介,虽不乏溢美之处,却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吸收中华文明营养的渴求之情。

从中华文明向外传播方面看,如果说汉唐以来丝织品的输出和丝绸文化的外流,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占居主要地位,那么宋代以后,这种情况被陶瓷品的输出以及陶瓷文化的远播所逐渐取代。学者们常常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丝瓷之路。

宋代华瓷的产量之大、品种之多、花色之繁、质量之优,均独步世界,加以适合海上巨舶运输,因而远销西方。据《萍洲可谈》记载,12世纪时,陶瓷已成为远洋出航的商船的理想压舱物。“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此时,因中国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宋代南方各省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已逐渐超过北方,大大促进了海上经南海、印度洋的外销。南方各产地更因原料的优质,制造的瓷器细洁光泽,具有半透明度、观感白度和较高的强度和硬度。南宋时杭州有官窑;景德镇有定窑、均窑的仿制;越州、龙泉过窑的青瓷;吉州窑的黑釉和釉下彩绘瓷;广州西村窑的青白彩,均各擅胜场。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尤其遐迩闻名,畅销海外。

中世纪的亚、非、欧广大地区的人民都十分喜爱中国瓷器。各国的统治者在宫廷中收藏精美的中国瓷器;普通百姓则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中国瓷器;诗人和作家们更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中国瓷器。萨阿利比(公元961—1038年)还赞美中国瓷器说:“他们还有精美的、透明的瓷器。用来烹饪的瓷器有时用来烧煮,有时用来烹炸,有时用来上菜。瓷器中最上品的器皿色泽杏黄莹润,其次是乳白色的同等器皿。”近代以来在阿拉伯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大量华瓷碎片属于宋代。例如,在伊拉克巴格达以北的古代宫殿等遗址,发现了许多晚唐到宋代的白瓷和青瓷片,在古城泰西封遗址则发现了南宋龙泉窑青瓷钵碎片;在叙利亚的哈玛遗址,发现了宋代德化窑白瓷片和南宋官窑生产的牡丹浮纹青瓷钵碎片;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发现了宋代龙泉窑莲花瓣花纹的青瓷碗碎片,等等。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还远销北非的埃及。华瓷从海路运到红海各港口上岸,然后集中到埃及南郊的富斯塔特,再从这里转运到亚历山大港、摩洛哥及马格里布(除埃及外的北非地中海沿岸诸国)。据本世纪初有关富斯塔特考古发掘的结果,在发掘出的数十万陶瓷残片中,已辨明的中国陶瓷有22000片。其中年代最早的属于唐代,有著名的唐三彩、邢州的白瓷、越州的窑瓷;从唐末到五代,有越州的窑瓷和黄褐釉瓷等,有的瓷钵内面带有漂亮的篦雕花纹,偶尔还有少量的镂花,上着雅致的橄榄绿色釉;至于宋瓷,更是所在多有,大部分属于龙泉窑出产。

丝绸古道上的各国人民不仅喜爱中国瓷器,而且有条件的还纷纷仿制华瓷。13世纪时,波斯人仿制宋瓷碗,上面画有凤凰图案。埃及的能工巧匠们仿制中国瓷器,从法蒂玛王朝就开始了。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仿造宋瓷成功,并教授了众多的徒弟。最初仿制青瓷,后来又仿制青花瓷。瓷器的形状、花纹都模仿中国,仅瓷胎使用埃及当地陶土。据11世纪中叶到过埃及的伊朗宣教师纳绥尔·胡斯罗说,当时,仿制品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们“十分美妙和透明,以致一个人能透过瓷器看见自己的手”。注重时尚的埃及工匠们,还随着舶来的华瓷品种的变异而不断更新自己的仿制品。当9至10世纪输入三彩陶瓷时,就模仿三彩陶瓷生产出多彩纹陶瓷;当输入白瓷时,便仿制了白釉陶瓷。到了11世纪以后,就逐渐仿制青瓷、青白瓷,还有青花瓷复制品。埃及瓷器制造数量极为巨大。在富斯塔特发现的数十万片陶瓷残片中,大部分是本地生产品,而这些当地产品当中,又有70%到80%是华瓷的仿制品。以埃及为基地,华瓷和陶瓷技术又向欧洲流传,一路经马格里布传入西班牙,另一路经西西里传入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