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到奴隶社会初期，商业也与农业和手工业相分离，成为独立的社会分工部门。到了商朝，中国古代工商业已有一定发展，既有专门从事手工业劳动的手工业者，也有专门从事买卖活动的商人。但在奴隶制时代，工商业主要为奴隶主贵族所经营，“工商食官”，手工业劳动者和商业劳动者都为官府所豢养，是奴隶制国家的手工业奴隶和商业奴隶。由于工商业主要为奴隶制国家经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服务，赢利直接为国家所得，所以当时国家对工商业并不征税。后来私人工商业有所发展，国家对私人工商业即加以管理，如在来往关卡和市场上对经商人员和商品加以检查等等，但起初也不征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传为美谈的“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礼记·王制》)。廛，指空地；讥，是检查、盘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官府在市场上给商人以空地储存货物，但不对商品征税；关卡上也只检查不征税。到西周后期，官府工商业逐渐衰落，私人工商业日益发展，工商业者的利润收入和财富积累已相当可观，甚至胜过农人，因而逐渐成为国家的征税对象。战国中期著名思想家孟轲关于古代商税的起源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远古的时候，市是交易场所，由国家命官治理，原先并不课税。但有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总是站到市场的高处，左右探望，观测行情，时刻企图把市场上一切有利的买卖都垄断到自己手里，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卑贱的行为，所以开始对商人征税。孟轲关于商税起源的这种说法虽然不足为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私商利润增多，因而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成为税收的对象。古人所说的商，不仅指商人，有时也包括手工业者。因为手工业者所从事的生产也是商品生产。他们经常亲自去市场出卖自己的产品，买进原料，他们的手工业生产活动往往和商业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古人所说的商贾，往往也包括手工业者在内。据《周礼》记载，西周已开始征关市之税和山泽之税。商人经过设于道路要隘和诸侯国界的关卡，要收关税，由司关专门掌管收税事宜。商人如果企图不通过关卡，逃避关税，货物将被没收，本人也要受到惩罚。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要收各种市税，如摊点税、房屋税、场地税、仓库税等，由廛人具体负责市税征收工作。手工业者和商人开发山林川泽资源，如鱼、盐、木材、皮毛、齿角等，则要征山泽税。关市税的收入专门用来供应天子的饮食和衣服费用，山泽税收入则专门用来办理国家丧葬事宜。工商业成为国家税收来源，是社会经济发展，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作用增长的表现，同时也说明国家财政开支较前更为巨大，仅靠土地税已经不能满足国家机器的需要了。

春秋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国家分裂，工商税的征收情况也不统一。不同诸侯国，或同一诸侯国在不同时期，工商税政策都不相同。例如，郑国就实行比较自由的工商业政策，对商人的买卖活动国家不予过问。齐国在齐桓公统治时期(公元前685—前643年)，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在同邻国之间，曾一度实行“关讥而不征”的政策。稍后称霸诸侯的晋文公(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也曾采取“轻关易道”的政策，即减轻关税，修治道路，以利商业发展。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大夫臧文仲在鲁国境内设六关以征税，后来曾遭到孔子的批评，认为这是不仁行为。但到春秋末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各国商税都在加重。例如齐国在齐景公时期(公元前547—前490年)，就在临近国都的关卡上对客商横征暴敛，成为齐国奴隶主政权不得人心的一条重要原因。晋平公(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曾自称，他门下的2000食客，就是靠每天收取都城的市税来供养的。市税一天的收入可供养2000人，可见其数量之巨：“吾食客门左千人，门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赋；暮食不足，朝收市赋。”(《韩诗外传》卷六)

战国时期同春秋时期一样，诸侯争霸，各国工商税政策仍极不统一。工商税随各国财政开支的不断增加而日趋沉重。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变法。他认为，农业生产粮食布帛，是富国强兵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国家的本业，而工商业不生产粟帛，而且影响农业生产，因而是末业。国家要富强，必须大力加强农业生产，而限制工商业活动，推行重本抑末政策。重征工商税，则是实现重本抑末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要求“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垦令》)，商人通过关卡和入市交易，都要实行重征。山泽产品也不准商人自由开发，由国家统一控制和管理，向开发采集山泽产品的工商业者和百姓“收山泽之税”(《盐铁论·非鞅》)，数量是以前的20倍，可见其税额之高。商人的徭役也在加重。商人不仅其全家人口都要服役，他们雇佣的奴仆也必须依名册应役。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将商人和罪犯一样对待，送到边关屯戍，服兵役。后来又把父母或祖父母曾经是商人的也遣送戍边。这种歧视商人的赋役政策，是商鞅变法以来所实行的抑商政策的继承和发展。秦自商鞅变法以后，重征商税主要是贯彻寓禁于征的原则，目的是减少国家经商人数，以保证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这是封建国家重征商税的主要出发点。新生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放在农业生产上。重征商税，抑制工商业的过分膨胀，就可以保证封建财政的基础——农业的充分发展。

西汉初年，对商人仍“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实行重征商税以抑商的政策。例如，商人的算赋就比一般百姓增加一倍。普通百姓的算赋为120钱，商人则为240钱。西汉时城市商业活动仍在特定的商业区“市”内进行。凡长期固定地在市场内营业、利用官府在市场内设置的房舍、店铺和货场的商人，都要向官府登记，列入“市籍”，商人取得“市籍”所交的场屋税和按交易额与一定比率计算出来的交易税，统称“市税”或“市租”。汉代市税也很高，临淄居民10万户，每天市税收入高达千金。在当时经济尚不十分繁荣的情况下，这是很重的市税。汉初征商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抑商，通过重征商税以减少经商之利，防止百姓弃农经商，背本趋末。商税仍然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山泽、关市之税不列入国家财政，而归少府(九卿之一)掌管，属于皇室收入和解决封君的奉养之需。

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开始，工商税在封建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征商税，在抑商的意图之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开始成为封建政权的主要动机。汉惠帝、高后时期(公元前194—前180年)，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虽然在政治上对商人仍采取压制政策，但对商人经营活动的限制曾有所放松：“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弛商贾之律”的内容主要是“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即关卡允许商人自由通行；山泽资源，商人可自由采购，开发；煮盐、冶铁、铸钱，私人均可自由经营，国家不加限制。再加上当时国家统一，政治稳定，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商业都会大量涌现，家累千金、万金，富甲一乡、一县、一郡的富商大贾不可胜数，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记·货殖列传》)的商业大发展景象。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等外族侵略势力大规模用兵，军费、赏赐等开支巨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富商大贾聚集大量财富，却不肯响应国家要求自动捐资以助国家之急。因此，汉王朝决定对工商业者开征几项新税，以解决国家急需。一是颁布算缗令，征缗钱税。缗是穿钱的丝绳，1000钱为一缗，算缗就是征财产税。在算缗令颁布之前，汉朝廷对财产在三万钱以上者已经征收财产税，称“赀算”或“算赀”，一般人万钱一算(一算为120钱)，税率为1.2%。商人“赀算”较重，每千钱征20钱，税率为2%。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御史大夫张汤等建议“算诸贾人、末作、贳〔shi世〕贷，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史记·平准书》)，即对商人、手工业作坊主、高利贷者及其他囤积居奇、谋取盈利者征缗钱税。让他们自己如实向政府申报钱财数额，经官府核验，按率纳税。对商人、高利贷者、囤积居奇者，每2000钱纳税一算，税率为6%。手工业作坊主和金属冶炼者，4000钱纳一算，税率为3%。凡隐匿财产不报，或报价与实数不符，一旦被人告发，要没收其全部财产，一半归公，一半赏告者，并罚被告者到边防服役一年，这就是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的著名的“告缗令”。告缗令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停止执行；实施期间，富商大贾几乎都遭告发，中产以上的商贾大部分破产，给了富商大贾以沉重的打击。国家因此得商贾“财物以亿计”(《汉书·食货志》)，从而保证了战时的财政需要。二是车船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已开始征商人车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根据张汤建议，又规定，商人轺〔yao摇〕车(一马驾的车)一乘征钱二算，一般百姓轺车征钱一算，官吏、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免征。五丈以上的商船征一算。中国历史上对商船征税从此开端。同时开征马牛羊等牲畜税，以解决军需马匹的供应。此外，汉初曾一度废止的关税，汉武帝时期也开始征收，起初税额不多，主要供关卡吏卒衣食费用。以后则逐渐加重。

随着封建官僚贵族集团奢侈风气的滋长，供皇室及封君奉养之需的山林川泽之征也急剧增长，汉宣帝时，渔业税增加三倍。汉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其中“少府钱十八万万”(《汉书·王嘉传》)，几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公元8年，王莽篡汉，进行改制，以打击商人兼并势力为号召，王莽对盐、铁、酒、山泽，全面实行国家专营制度。工商业者和一般百姓采取山林川泽财物，如猎取鸟兽，捕捞鱼鳖百虫及放牧牲畜，一律征税。妇女养蚕织布缝衣，工匠、医生、巫术、卜相及各种卖艺活动，小商小贩，旅馆饭店以及市场交易活动，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营业额和利润收入，按所得利润的1/10，向国家纳税。汉武帝时期的算缗令征的是资产税，而王莽对广大工商业者征的则是所得税，这是王莽在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创造。王莽的税收政策触犯了广大商人阶级的利益，这是导致王莽改制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汉工商税沿袭西汉制度，但山川园池税则划归国家财政收入，供军国之需。东汉末年关税税率已涨至1/10以上。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工商业严重衰落。但为了供给军费和统治阶级的奢侈需要，工商税却名目繁多，极为沉重。产生了许多搜刮工商业的新税种。例如，三国曹魏与孙吴征过牛肉税，西晋时征过(木离隹)〔li离〕税。(木离隹)是客栈，国家于重要道路上每10里办一客栈，令老小贫困户开办，由官吏主管，依客舍征钱。东晋时期开征课于交易行为的估税。估税分两种，对数额较大、并立有文据的买卖，如奴婢、牛马、田宅等大宗交易，所征估税叫输估，每一万钱，征收400钱，卖方交300，买方交100。对不立文据的小额交易所征的税叫散估，税率也是4%，全由卖方负担。估税是后世契税的起源。东晋之后，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征收估税。东晋成帝咸康中(公元335—342年)还征收过桁〔heng衡〕税，“桁”通“航”，指浮桥。南京秦淮河上架有24座浮桥，其中丹阳、竹格、朱雀、骠骑四座浮桥对来往行人征收通过税，这就是桁税，一直征到宁康元年(公元373年)才废止。南朝的宋、齐、梁、陈都曾征过桁税。东晋、南朝时期还征过牛埭〔dai代〕税。埭指水坝，航船过坝，须用牛牵引，过往船只须缴纳一定的费用，本属使用费性质，但后来过坝船只不论是否用牛牵引，均须付费，变成一种苛征，因此称为牛埭税。

此外，还有各种单项货物税，如东晋、南梁时的鱼税，南宋时的梓材、皮毛税(实物税)等等，不一而足。

传统的关市之征，也十分苛重。后秦姚兴就曾“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晋书·姚兴载记》)。北魏孝明帝时，开征入市税：“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魏书·食货志》)北齐后主高纬时也“以军国资用不足，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北史·齐本纪下》)，以供其奢侈浪费。东晋南朝征商情形更苛重。例如，东晋时，“都(指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隋书·食货志》)南朝的齐、梁还实行对市税和通行税的包征制，由官府核定某地应征税额，招人承包收缴。包税者为完成承包的税收总额并获取盈余，极力加重对商贾的征敛，商人为了转嫁税负，只得提高物价，物价上涨，必然影响商品的销量，从而影响税收数量，使包税者无法完成包税任务，不少包税者因此被抄没家资。陈朝关市税也极为繁重：“旗亭关市，税敛繁多。”而且官吏贪污中饱：“逼遏商贾，营谋私蓄。”(《陈书·宣帝纪》)到陈后主陈叔宝时，为满足其奢侈需求，更是恣意掠夺商贾：“税江税市，征取百端。”(《南史·陈本纪》)

隋与唐初工商税很少，盐酒、矿冶、关市均不征税。安史之乱时，由于国库空虚，中央和地方都采取税商的办法以充军用。安史之乱后，各种工商杂税开始增多。唐肃宗时期(公元756—761年)还曾对富商豪贾强行举债，征课江淮、蜀汉一带大商人资产的2/10，称率贷。随后诸道大都采用这种“率贷”方式，以充军费杂用，名目日多。率贷逐渐由临时财产税，转化为营业税与通过税了。唐德宗李适〔kuo阔〕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实行两税法，其中规定商人向所在郡县纳税，税率为三十税一，和农民的税负要大体一致。但这只是一纸空文。两税法颁布以后，国家仍对商人千方百计进行掠夺。建中二年即“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即在两税法颁行不久，就开始税间架，即征收市民房屋税。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2000钱，中屋税1000钱，下屋税500钱。同时征收除陌钱，凡交易所得及公私支付钱物，每贯(千钱)税50钱。税间架与除陌钱，遭到市民的强烈反对；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泾原(今甘肃泾川)兵至长安发动兵变，即以不纳间架、除陌二税号召群众，唐朝廷不得不将二税废除。两税法实行当年，唐德宗即采纳户部侍郎赵赞建议，开征内地关市税，于诸道津要都会之处，设关立卡，查征往来商人财货，每千钱税20文，竹、木、茶、漆一律什而税一。唐中后期，各地擅自于交通要路及市井津渡滥设关卡，税敛杂物及牛马猪羊之事件，不可胜纪，从而导致物价上涨，商旅日益减少。德宗建中初，还以“借商”的名义，强征富商钱财，答应兵罢后用公款偿还，实际上是借而不还。借钱令一下，官吏像强盗一样，强取民财，激起民愤，长安市民罢市，百姓相率挡遮宰相马前诉苦。原来预期可借得500万贯，由于遭到商民的激烈反对，实际才得88万贯。唐代国际贸易发达，国家在广州等主要通商口岸，设市舶使，检查出入船舶，征收“舶脚”(或称“下碇税”)即关税。五代十国时期，工商杂税名目更为繁多。后梁太祖曾征收油税、牛税，蔬菜瓜果也列入征课范围。

宋朝开国之初，即定商税则例，商税分过税和住税两种，过税税率为商人贩运货物货价的2%，住税税率为商人在住地出售货物货价的3%，商税较轻，因而促进了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但后期工商杂税也日益繁重。不仅继承了五代十国的各种苛征杂敛，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名目。宋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开征印契税，规定凡百姓典、买田宅应在两月内向官府输钱，请求验印，名印契钱。买卖牲畜也要缴契税。税率时有变化，仁宗时每贯税40文，徽宗时规定浙江及福建等七路每贯收60文。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因方腊起义，军费告急，创征经制钱，在酒、糟、商税、牙税、契税、头子钱、楼店钱等七税既定税额的基础上，每贯再征20文以供经制使(官名，掌管东南财赋)费用，称经制钱。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又征总制钱，每贯增至100文，供总制使(官名)费用。这种对商人的额外征敛，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并在南宋合并征收，称经总制钱，每贯征56文，到南宋后期，每年税额达1725万缗。宋代对税额在千贯以下的分散的小市场市税的征收，也实行包税制，称为“买扑”；买扑者或以家产作担保，或先按规定税额向官府缴纳一年的税金，然后取得对该地商市的征税权。买扑者为了取得更多的盈余，往往和官吏相勾结，对商民横征暴敛，使商民税负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应纳数额。

元代商税税率较低，实行三十而税一，偏僻和边远地区，甚至实行六十而税一。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额外征课的名目却十分繁多。全国性及地方性额外课有32种之多，有历日(即历书)课、河泊课、山场课、蒲苇课、柳课、柴课、乳牛课、磁课、姜课、白药课等等，可谓无奇不有，无物不课。此外还有各种杂敛，如典当税、和买税、田器税等。另外，元朝广泛实行“扑买”(或称“买扑”)即包税制，也使商人的负担大大加重。如太宗窝阔台十一年(公元1239年)，商人奥都剌合蛮扑买天下银课，原课税银额为110万两，他以220万两扑买，使税额增加一倍，而实际征收额，则要高出更多。

明朝各种商税如盐、茶、坑冶、酒、醋等依旧照征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工商税种。例如，洪武、永乐年间，在南京和北京征收塌房税(政府建造的供商人贮藏货物的房屋，称塌房。商人贮货于此，需按规定纳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为了流通钞币(发行纸币)而开征的市肆门摊税，征税对象是以贩卖为主的蔬果园、塌房、库房、店舍、受雇运货的骡马车等。该税遍及全国，税额也不断增加。开征时虽声明是以流通钞币为目的，但钞法通行后，该税并未停止，一直征至明末。还有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征的钞关税，开始从天津至长江的运河沿岸设钞关七所，后来又在长江的重要港口和江南要地设立钞关五所，对受雇载货的过往船只征税。钞关由户部管理，主要征收钞币。还有1471年开征的工关税，是工部派官在芜湖、荆州、杭州置抽分竹木局，对客商贩运的柴草、竹藤、木炭等征税。工关税以缴纳实物为主，后来又允许本色、折色并纳，甚至只征银钞。税率视所载货物不同而不同，不同时期也各有增减，税率高时达1/5。此外还有许多杂税，如武宗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在京城九门征收的通过税——门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创征的对通过淮安坝的米麦杂粮所征的过坝税等等。明神宗时期，矿税、商税征敛极为苛重。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起，朝廷派许多宦官到各地出任矿监和税监，他们巧立名目，肆意掠夺工商业者。如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临清关(在今山东临清市)原有缎店32家，由于抽税沉重，倒闭21家。布店73家，例闭45家。杂货店倒闭41家。来往伙商原有38人，由于被抽税罚款折本，只剩两人。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激起了广大工商业者和市民的反抗。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税监马堂大白天在临清抢劫市民财产，激起临清市民大罢市。愤怒的脚夫、商贩、市民纵火烧毁税监署，击毙其爪牙37人。税监孙隆在苏州遍设税卡，致使外地绸商裹足不前，迫使苏州纺织业不得不缩减生产。孙隆又加征机户的工业税，迫使机户罢织，机工失业，失业工人在葛贤领导下，举行暴动，打死税官黄彦节，孙隆则乘夜逃跑。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京西煤矿工人也发动反税监斗争，他们群集北京，举行请愿示威，迫使明神宗调走税监王朝。湖北、江西、云南、陕西、福建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市民反抗税监的斗争。

清朝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商税税种比以前历代都多，而且更加苛重。以内地关税为例，清乾隆年间，隶属户部的户关有45处，隶属工部的工关有15处；关税正额之外，还要缴纳关税盈余，盈余有时甚至超过正额。正额、盈余之外，还有各项杂课。关吏还对往来商人及行旅肆意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在大中城市市场及各地商品交易中心的居民铺面，则要纳门面税，甚至百姓居屋也要按铺面纳税。此外，还有对各地城镇集市交易物品所征的落地税。落地税范围极广，农民及小贩上市售卖的农具、薪炭、鱼虾、蔬果，无论价值大小，均不能幸免。还有向当铺所征的当税，向牙商(中间商人)和牙行征收的牙税，对买卖房屋、土地等不动产契约所征的契税，另有各种临时加征的车税、花捐、灯捐、妓捐等等，不一而足。

宋元明清对外贸易逐渐发展，但海关关税较轻，封建国家开展对外贸易主要以通好、怀柔远人、互通货贿相标榜，而不重视海关关税收入。清初开放海禁以后，海关税正税不重，但额外加征往往倍于正额，加上各种陋规，海关的敲诈勒索也十分严重。

封建社会后期日益繁重的工商税，使工商业者很大一部分利润收入被封建国家掠夺去，用于统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特别是在明清工商业中资本主义萌牙已经产生的情况下，沉重的工商税严重影响了工商业者资本积累的增长，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