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万八千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著名诗句。四万八千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它却反映了南朝佛教发达、寺庙众多的历史事实。前面我们曾经说到后汉笮融大造佛教塔寺的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建造的佛教寺院就更多了。

据《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记载，康僧会的祖先本是康居(中亚萨马尔罕一带，今乌兹别克斯坦)人，但后来的几代人都居住于天竺。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又因做生意而迁居到广东。当康僧会十几岁时，父母双亡，不久他便出家。在孙权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康僧会为了在东吴宏扬佛法，便来到东吴的首都，见到孙权。康僧会为了取得孙权的信任，拿出一粒佛舍利，说这颗舍利坚不可摧。经孙权和手下人试验，果然如康僧会所说。孙权惊讶之余，同意为康僧会建造塔寺。这座佛寺便被叫做“建初寺”，而寺院所在的地方被叫做“佛陀里”。从此，佛教便在东吴迅速传播开来。

晋代，除了建初寺以外，中国南方还有许多著名的寺院，分布于广东、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和四川等地。到了南朝时代，寺院就更多了。

北方的情况也是一样，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仅洛阳一地，在晋代有寺院42所，而在北魏时就陡增至1367所。

中国的寺院建筑，既承袭了中国建筑的传统风格，又吸收了印度建筑的艺术特点，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佛教建筑派别。两晋南北朝时代，一些信仰佛教的有钱人，为了修功德，常常有“舍宅立寺”的举动。也就是说，把他们一部分住宅捐出来当寺庙用。它们的住宅无疑都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其风格、结构也都是中国传统的。而那些专门为僧人们建造的佛寺，也必然要在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的基础上施工。同时，这些建筑既然是佛教的寺院，又必须体现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建筑模式。于是，难免要进行一些补建、扩建或改建，使之更接近印度的模式。我们可以举出佛塔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佛塔这种建筑形式不是中国原有的，而是从印度学来的。印度的佛塔是用来埋藏佛和高僧舍利(遗骨和骨灰)的。中国的僧人去印度取经，画回了印度佛塔的模式，印度的僧人来华，也把印度佛塔的形式介绍到中国。根据印度佛塔的模式，中国人修建了自己的佛塔。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审美观的不断变化，中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塔，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建筑景观。中国的佛塔起源于印度佛塔的启发，却又不同于印度的佛塔，这正是中印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

另外，早期寺院的布局情况，也有印度佛教建筑影响的痕迹。《洛阳伽蓝记》记载了洛阳最大寺院永宁寺的布局情况，大体是前方有寺门，门内的主体建筑是塔，塔的后面是佛殿。正如建筑史学者所说：“据记载早期中国佛寺的平面布局大致和印度的相同，以塔藏舍利，是教徒崇拜的对象，所以塔位于寺的中央，成为寺的主体。以后建佛殿供奉佛像，供信徒膜拜，于是塔与殿并重，而塔仍在佛殿之前。永宁寺正是这个时期佛寺布局的典型。”“这种平面方形，四面开门，中央建主体建筑的布局方法，是从印度的佛寺得到启示，同时结合汉以来的礼制建筑而发展起来的。”

那个时期的寺院，不仅在建筑艺术方面体现了中印文化的交流，而且在雕塑和绘画方面也有同样的体现。人们模拟印度的佛像雕塑风格来雕塑中国的佛像，也模拟印度的绘画风格来描绘中国的佛画。同时，寺院又常常是文化活动的场所，不仅有佛教徒在那里学习来自印度的经典，而且每到佛教的节日，如佛诞节(浴佛节)等，总是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进行杂技、歌舞表演，举行佛像游行，场面十分热闹。每逢这时，总要吸引成千上万的百姓前来参加和观看。《洛阳伽蓝记》中就记载了当时一些大寺院举办这种活动的场面。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印度的美术、建筑、音乐舞蹈及民俗活动，在当时都或多或少地对中国有所影响，这些影响融入了中国艺术的血液，并一直流淌至今。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提到石窟寺。石窟寺是开凿于山岩上的佛寺，最早出现于印度。后来，大约在公元3世纪时传入中国的新疆地区，继而又传入内地。中国的石窟寺可按用途分为四种类型：僧房窟、佛殿窟、塔庙窟和大像窟。僧房窟是供僧人居住和修行的地方，一般都不大，里面有的有雕饰，有的没雕饰。佛殿窟通常较大，一般都雕有佛像，是供僧人礼佛的地方。塔庙窟是佛殿窟的一种，即在佛殿窟内雕中心塔，所以又称中心塔柱窟；塔内收藏舍利，塔柱多为方形，四面雕有佛像，供僧人绕塔礼佛。大像窟是雕有巨大佛像的石窟，也是供僧人礼佛的场所。

中国的大型石窟寺分布很广，除新疆外，甘肃、河南、山西、四川等地均有分布。可以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多数省份都有分布。从公元3世纪开始，直到明清时期，都陆续有开凿。不过，开凿石窟寺的全盛时期是南北朝时期。如新疆的克孜尔石窟、甘肃的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山西的云冈石窟、河南的龙门石窟，都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大规模的开凿。这些石窟寺是艺术的宝库，在建筑、雕刻、塑像、绘画等各个领域表现了中国历代工匠和艺人天才的创造力，同时它们也是历史的见证，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