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两晋南北朝小说受印度影响时，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又说：“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还说：“释氏辅教之书……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

鲁迅先生的这三段话分别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六朝志怪小说的兴起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古代信巫信神的传统，二是印度佛教传入的影响。第二，印度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在中国流传，经过文人加工而变为中国故事。第三，六朝时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宣扬佛教因果报应的作品，后世也常把它们看作是小说。

鲁迅的话是正确的。这一时期，由于佛教的传入，大量西域僧人来华，大量佛经的翻译，把印度佛教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思维方式等，都带进了中国。例如，佛教认为，宇宙间的万物犹如车轮一样转动不休，生命是一个不断轮回的过程，行善可以积德，可以升天，作恶要受报应，要下地狱，等等。这就与中国古代的巫术信仰、鬼神信仰有相通之处，所以促成了六朝志怪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佛教还把印度古代的一些文学故事也带进了中国。在佛教文献中，有许多文学性很强的作品，如叙述佛陀生平的佛传故事，叙述佛陀前生一次次转生为菩萨的本生故事，佛陀传教时用来说明道理的比喻故事，佛陀及其弟子当年所见所闻的事例(因缘故事)，等等。这些故事中，有许多是印度古代的神话传说、寓言、童话等，经过佛教徒的加工、改写而汇集起来的；也有许多是佛教徒创作的；还有一些是佛陀及其弟子们对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的记录。总之，佛经并不都是些空洞的教条和抽象的理论，相反，有许多经书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其中有不少故事都充分表现了印度人民的智慧和奇异的想象，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这些故事就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并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另外，利用文学作品来为宗教服务，这是印度佛教徒的拿手好戏，一些中国的佛教信徒也充分利用这一点，便出现了中国六朝时期的“释氏辅教之书”。下面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晋人干宝的《搜神记》卷一三有这样一个故事：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极深，尽是黑灰，无土。谁都不知是为什么。东方朔说，可以问西域人。后来到汉明帝时，西域道人来洛阳，有人想起东方朔的话，便问他。他说：“佛经中说，‘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这是劫烧的残留物。”

同一个故事还见于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和曹毗的《志怪》。故事中，西域道人指印度来的僧人，“劫”是古代印度的时间单位，是个从梵文音译过来的词，又意译为“大时”。根据佛教传说，世界经过很长时间以后，就要毁灭一次，到时候就会有劫火烧毁一切。然后宇宙再重新生成。这个过程叫一劫。这个故事是离奇的，“劫”这个时间概念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新鲜的。

成书于晋代的《灵鬼志》卷三有个故事：有一道人(这里指僧人)自外国来。一次他在路上行走，见一人挑担，担上有小笼子，就对挑担人说：“我走累了，让我到你的笼里吧。”挑担者感到很奇怪，以为他是疯子，就同意了。道人入笼，笼子不显大，道人也不显小，担子也不显重。挑夫停下休息，道人也不出笼。反而在笼中摆出盛有食物饮料的器皿，又从口中吐出一女子与他共食。他吃完就睡了，那女子又从口中吐出一男子共食。这样，笼中就有了三人，但仍不显得拥挤。道人要醒来时，女子把那男子吞入口中。道人起身，把女子吞入口中，又吞入器皿，对挑夫说：“可以走了。”

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中有个“阳羡书生”的故事，情节也差不多。这个故事是一则印度故事的变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就已指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曾指出。它来自《旧杂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故事。故事中新奇的空间观和丰富的想象力使中国人一再地模仿它，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有人在改编它。

南朝刘义庆《幽明录》卷三有这样一个故事：桓邈的大儿子夜间做了一个梦，梦见四个黑衣人求他救命。他醒来，正见家里人要杀四只黑鸭子，便上前救下鸭子，并买来肉作为替代。后来，夜间又梦见那四个人前来感谢。

佛教告诫人们不要杀生，说杀生要受恶报，不杀生会受善报。佛本生故事中还有一国王从自己身上割肉以救鸽子性命的故事。这些都影响了中国的这则故事。反过来说，这则故事是在有意识地宣扬佛教的思想，算是“释氏辅教之书”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这类受印度佛教影响的例子还有不少。它们都说明，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曾受到过印度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