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法显之后，西行求法者不绝于途，至唐代而达巅峰时期。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从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到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仅40余年的时间里，就有40余位唐朝僧人去印度取经。而义净的统计肯定是不完全的。在641年之前和691年之后，隋唐五代去西天求法的僧人尚多，如著名者玄奘、慧日、含光、悟空、智宣等，都不在此数之内。

三藏法师玄奘是唐代求法运动的最伟大代表。他是河南偃师人，俗姓陈，自幼聪敏，少年出家。起初，他随二兄长捷居住于洛阳净土寺，后来又经长安到成都，于空慧寺受具足戒。当时天下战乱，成都生活相对安定，但玄奘为求学，不顾长捷的劝阻，毅然离开成都，沿江东下。他一路上边学习边说法，绕了个大圈子，又北上长安。在长安时，他已经很有名，被誉为“佛门的千里驹”。但当时的佛界有许多问题争论不休，为了搞清这些问题，玄奘决心效法法显去西天取经。那时，唐王朝建立不久，西部边陲很不安宁，朝廷不许私自西行。玄奘置朝廷禁令于不顾，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混在难民的队伍中出了长安。一路西行，来到凉州。又在僧俗众人的帮助下，躲过凉州督都李大亮的追捕，沿河西走廊西行。他在经过玉门关外的800里沙漠时，因迷失方向和缺水而险些死亡。幸亏老马识途，将他带到有水的地方。然后，他经伊吾来到高昌国(今吐鲁番一带)。高昌王非常器重玄奘，强迫他留在高昌。玄奘则以绝食表示自己西行的决心。高昌王无奈，同玄奘结为兄弟，并资助他西行。有了高昌王的帮助，他带领一些人马顺利通过焉耆、龟兹等地，又翻越了雪山天险，辗转进入印度。在印度期间，他一面巡礼圣迹，一面讲经学法，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住学五年，又周游五印度，遍览名胜，广求高师。饱学之后，重返那烂陀，升坛开讲，名震五天竺。这时，印度的一些国王都知道支那来了一位高僧，纷纷发出邀请。

于是，他拜别了那烂陀寺的老师戒贤法师和诸位同学，先到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邦一带)传法，继而又应邀来到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一带)，参加戒日王特地为他举行的大法会。法会上，玄奘与各派人物辩论，没遇到对手。遂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被小乘人尊为“解脱天”。玄奘并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在戒日王的一再挽留下，他仍然要返回祖国。戒日王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他提供了回国的各种便利。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携佛经657部、佛像若干躯，载誉回抵长安。此前，在于阗时已经向朝廷报告了他回国的消息，所以在他到达长安这天，长安城及郊区的官员、百姓都出来迎接这位高僧，真可谓万人空巷，观者如云。当时唐太宗在洛阳，很快就接见了玄奘。皇帝很佩服玄奘，对他在西域的见闻很感兴趣。次年，玄奘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上呈皇帝。书中，他以惊人的记忆力详细地记叙了西域138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宗教、民俗、语言、文字等情况，为研究古代中亚和南亚历史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玄奘还在朝廷的支持下办起了规模巨大的译经场，倾其后半生的精力，译出佛经74部，1335卷。

玄奘是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伟人。季羡林先生对他的功绩作了全面评价，并归纳为六句话：“他是唐代著名的高僧，佛教唯心主义理论家，不畏艰险的旅行者，卓越的翻译大师，舍生求法的典型，中印友好的化身。”(《大唐西域记校注·序》)的确，玄奘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在玄奘之后，还有许多中国僧人到印度去取经学习，其中最著名是在玄奘取经70年后到印度的义净。义净回国后写了两部书，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这两部书对我们了解当时西域求法的盛况、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佛教情况以及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都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唐代求法运动的高涨，促进了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并使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融合加快了速度。佛教禅宗的出现，标志着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已经完成。在经过长期痛苦的文化整合以后，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而深入人心，从而在人生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无形的作用。

这一时期印度各地来华的僧人，有达摩笈多、波罗颇迦罗蜜多罗、那提三藏、若那跋陀罗、佛陀多罗、佛陀波利、尊法、无极高、地婆诃罗、慧智、阿你真那、菩提流志、极量、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利涉、智慧、牟尼室利、莲华、释天竺、般若、钵怛罗。其中，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影响较大。他们在开元年间来唐，很受皇帝和重臣的优渥，翻译了大批佛教密宗经典，对密宗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