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隋炀帝曾派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诸国。他们到达印度，得到佛经和玛瑙杯等物。(《隋书·西域志》)

唐代，中国与印度的官方接触很多，《新唐书》、《旧唐书》、《通典》等文献中均有记录。印度方面派遣了许多使者来华，大唐帝国也派出很多使者到印度去。例如，《旧唐书·西戎传》有如下记载：“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即戒日王)自称摩伽佗(今北印度)王，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乃膜拜而受诏书，因遣使朝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贞观十年(当为十九年之误)，沙门玄奘至其国，将梵本经论六百余部而归。先是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国王咸遣使朝贡。”“有伽没路国(即前文提到的迦摩缕波国)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有关的记载还有很多，这里不能一一列出，而只能着重谈谈王玄策出使印度的事。

王玄策出使印度，前后共三次(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四次)。据学者们考证，他第一次去印度是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回国。当时他是作为李义表的副使前往印度的。在印度期间，曾见到戒日王，并参观过佛教胜地。就是在这一次，他们还去了伽没路国，所以有其国王派遣使者到大唐请老子像和《道德经》的事。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作为正使二次出使印度，副使是蒋师仁。当他们到达印度时，戒日王已死，大臣阿罗那顺作乱，并发兵攻击王玄策。王玄策得到吐蕃和尼泊尔的支持，带兵打败阿罗那顺，并把他捉回长安。返回的时间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第三次是在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王玄策奉旨到印度去送袈裟，并于显庆五年在大菩提寺参加特地为他举行的大法会。王玄策是个佛教信徒，但同时又是政府的使节。他对印度、尼泊尔等地的情况有特殊的观察，回国后写下了《中天竺国行记》(又有《王玄策西国行传》等多种名称)一书，据说有十卷，还有附图三卷。可惜的是这部具有历史价值的书很快就失传了，现在我们只能在其他文献中(如《法苑珠林》等)看到一些零星的段落。从这些片段可知，王玄策的记载是相当全面的，涉及到宗教、地理、政法、艺术、民俗等许多方面。这部书虽然失传了，但王玄策作为友好使者对中印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总之，唐代以强盛的国势奠定了与西域诸国展开密切交往的基础，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呈现出“万国来朝”的局面。由于安西四镇的设置和经营，使中国与西域诸国间联系畅通，文化交流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