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中国有许多学者访问过印度，这里仅介绍两位。

我国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陶行知先生曾两度访问印度。第一次是在1936年7月，为时仅四五天，他写下了五首诗：《二十万人同进牢》、《阿黑煞的农人》、《不可亲近的人》、《印度三姊妹》和《印度高利贷者》。诗中，他以无限同情的笔致反映了印度人民，特别是印度贱民和妇女的悲惨处境，揭露了印度社会的黑暗现实。1938年8月，他再次访问印度。8月8日到达马德拉斯，10月抵达加尔各答，并拜访国大党主席苏巴斯·钱德拉·鲍斯，11日又前往国际大学拜访泰戈尔。他同泰戈尔交谈了一个小时，并一起听了孟加拉乐曲。12日，鲍斯为陶行知举行了欢迎会和茶会，学生、工人和农民代表在会上发言，陶行知则作了演说。他的演说被刊登在8月13日的《马德拉斯邮报》上。8月14日，陶行知拜会了圣雄甘地。这一天是甘地的“沉默日”，本不接见客人。但得知有一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学者访问，便破例同意会面，并用笔与陶行知“谈话”。陶行知介绍了自己所在的全国救国会以及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事业的经历和体会，并邀请甘地访问中国。甘地说：“我有朝一日会访问你们的伟大国家，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感到愉快了。”甘地回答了陶行知提出的一些问题，并约他写一篇关于在中国开展大众教育的文章。陶行知回到香港后，用英文写出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的文章寄给甘地。这篇文章在10至11月间分三次发表在甘地办的《哈里真》杂志上，甘地特地写了按语：“陶行知博士不久前来访问我时，我邀请他撰文介绍正在中国开展的引人注目的大众教育运动。现在，他寄来了下面这篇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我们印度人一定是很有用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徐悲鸿先生已是中国成名画家，但由于他远在法国，二人没有相见。1938年八九月间，徐悲鸿接到诗人泰戈尔的邀请，10月即带上一批作品自重庆奔香港，1939年1月到新加坡，又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举办画展，辗转达一年之久，约于冬季到达印度，12月在印度国际大学举办中国近代画展。这一年，他在印度创作了油画《印度牛》和素描《印度人像》等。

1940年1月间，徐悲鸿多次为泰戈尔画像，并画马赠泰戈尔。2月17日，圣雄甘地到国际大学，徐悲鸿在欢迎会上为甘地画速写像二幅，并经泰戈尔介绍会见了甘地先生。同月在加尔各答举行作品展览会。4月，到大吉岭，8月回国际大学。11月向泰戈尔辞行。这一年，他在印度所作的画有油画7幅、国画24幅和素描14幅，是他空前高产的一年。

他在印度作的画中，有几幅特别著名。他为泰戈尔画的肖像，有一幅至今仍挂在泰戈尔故居的墙上；为泰戈尔画的马，上题“哀鸣思战斗，回立向苍苍”，也一直挂在那里。他的代表作之一《群马》完成于1940年5月，他为此画的题词是：“昔有狂人为诗云：‘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古人莫之加。’悲鸿时客西马拉雅之大吉岭。鄂北大胜，豪兴勃发。”既抒发了抗日爱国的情怀，又可以看出他到印度后对马更有认识，画马更加成熟。《愚公移山》是他的另一代表作，1937年着手创作，在印度完成。在这幅作品里，他用了印度人作模特儿。画面上有五人是中国人的形象，其余多数都是印度人的形象。他对此的解释是：“艺术但求表达一个意思，不管哪国人，都是老百姓。”

他在印度结识了许多朋友。他曾与印度大画家阿邦宁·泰戈尔一起谈论艺术，欣赏绘画，有着深情厚谊。他与当时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印度著名画家南达拉尔·鲍斯也有很深交往，二人曾合作用两整天时间将诗人泰戈尔的绘画作品一一检选，得精品300余幅，最精者70余幅，拟由国际大学出版，泰戈尔对此表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