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张居正改革 第四节 一代名臣垂史册

自任内阁首辅以来,张居正的权势地位日益提高。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八月,他荐举吏部左侍郎张四维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按惯例一般任命阁臣,诏书只讲“同某人(指首辅)办事。”而在这一诏书上,神宗却亲笔注“随元辅(张居正)入阁办事”。实际上是将张居正与原属同僚阁臣相区分开,主从地位有别。甚至张居正回乡办丧事,神宗告诫次辅吕调阳等阁臣,有大事不得独断,要速报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并赐张居正银印,上刻“帝赉〔lai赖〕忠良”字样,可以密封启事。足见神宗、李太后多么信赖他。张居正以“元辅少师先生”的双重身份临朝秉政,当时所颁发的各种诏令、谕旨,实则都是他的思想和主张。这也是张居正改革措施能够顺利推行的重要前提。

应当说张居正改革伊始,就遭到了一些腐败官僚的反对。他整顿吏治,罢除冗官,各衙门官职缺额减少,等候补缺的生员不能尽用,许多人都怨恨他。清丈土地,调整赋役制度,国家赋税增多,而豪强地主的利益受到一定损害,因而对张居正非常仇视,暗地攻击他专权放纵。其中多数人是对张居正改革持否定态度的保守派。然而,张居正并没有置之不理。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mao茂〕学上疏指出考核官吏过严,请行宽大施行。张居正将他革职为民。接着,御史傅应祯又上《重君德、苏民困、开言路疏》,疏中对“余懋学陈时政而锢之终身”提出异议,要求广开言路。文中流露出对张居正当国的不满情绪。张居正下令将他逮捕入狱,发配浙江定海。次年正月,他的门生巡按御史刘台越制奏报辽东战事,遭到他的斥责。刘台不服,上疏弹劾张居正“专擅威福”、“罔上行弘,横黩无厌”(《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张居正阅后大怒。神宗降旨将刘台下狱,廷杖一百,发遣戍边。从此,诸给事中、御史更加畏惧张居正,而心中不平。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老死于故里。依封建礼制,官员遭父母丧亡,必须去职回家守制,服丧27个月,期满后复职,叫作“起复”。但朝廷对大臣要员,也可命其不必去职,著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守制尚未到期应朝廷之召出来任职,称为“夺情”。围绕着张居正是回江陵守制服丧,还是留在朝廷夺情任职的事情,在朝中引起了一场波澜。张居正坚持疏请回籍守制,而14岁的神宗执意留他在官守制,可不到朝,不领薪俸。但不少朝臣联名上疏反对这种作法,说他“忘亲贪位”。张居正十分恼火。因这件事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分别被黜职,逐出京师。继而,又将为吴中行等四人鸣冤叫屈的日讲官许文穆、观政刑部的新进士邹元标治罪。当时,京城的士人对这样处理官员都很气愤。有人甚至将毁谤之文贴在长安门,说张居正要谋反。神宗听说后,当朝宣谕再有言及夺情事者,定罪不饶,这场风波才稍息。

张居正受顾命,任首辅,又为幼主神宗之师。为了将神宗培养成圣明贤君,张居正呕心沥血,下了很大功夫。他除了进讲《四书经解》,修明圣学外,还讲解朱元璋口述的《皇陵碑》,并将亲自挑选的古代帝王值得效法的81件事和应引以为戒的36件事,绘成《帝鉴图说》,逐页指陈大义,启发圣心。神宗非常敬重他,手诏中曰“元辅”,称“太师”,呼“先生”,皆尽古代师臣的礼节。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三月,56岁的张居正认为,鸿典毕成,神宗已长大成人,可以亲政。于是,上了《归政乞休疏》,诚请归老江陵。神宗恳切慰留,最后手书传皇太后口谕,张居正方复就职。

张居正任首辅以来,官爵历任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中极殿大学士、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太师,可谓荣集一身。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三月,张居正已身染疾病,再次请求休致,神宗仍未谕允。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终年58岁。赠爵上柱国,谥号文忠,归葬故乡江陵。

张居正性情深沉机警,多智谋,办事果断。权势渐大后,他逐渐刚愎自用,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改革中对官僚、豪强大地主的切身利益多有触犯。特别是辅弼神宗,对他各方面要求甚严。例如,一次日讲,神宗将《论语》中“色勃如也”句中的“勃”读成了“背”。张居正在一旁厉声地说:“应作勃字!”从此,神宗比较畏惧他。稍长,神宗越发感到张居正对自己的约束太紧。张居正死后,一些官员接连上疏弹劾他。不久,吴中行、赵用贤等人亦官复原职。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三月,神宗下诏免去张居正的太师和上柱国的爵号,夺去“文忠”谥号,籍没抄家。

明代当政的内阁大学士(宰辅)共170余人,张居正的政绩最出色,他的改革在当时社会影响很大。时人称赞他“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熹宗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在廷臣邹元标等人的请求下,朝廷为张居正平反昭雪,恢复被神宗削去的一切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