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戊戌变法 第二节 维新运动的发展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原名祖诒〔yi仪〕,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又称南海先生。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僚地主家庭,生长在西方列强侵占和资本主义文化传入最早的地区——广东。康有为自幼受到较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少年时期,他言必称孔孟之学,亲友们送他个雅号叫“圣人为”。因孔子有“素王”之称,稍长,他给自己更号叫“长素”,立志要超过孔子。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19岁的康有为来到广州,拜著名理学家朱次琦(号九江)为师,从学三年。朱先生的“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等思想,对康有为影响很深,使他从故纸堆中摆脱出来,认识到即使像乾隆、嘉庆以来的汉学家那样著作等身,又有何用?这时,他将目光投向民族危亡和国弱民穷的现实社会。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先后游历了香港、上海等地,初次接触西学,眼界大开。他阅读了介绍西方的书籍,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以及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等书。从此逐渐放弃钻研考据的治学道路,购买了地球图,收集西学之书,留心西学的发展。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康有为“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即大力宣讲西学,放弃自己主张的旧学观点。这时,他立志要“经营天下”。康有为参照中西方学说,撰写了《大同书》,描绘了一个未来的理想“大同世界”。他将社会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这反映了康有为极力探讨社会问题和锐意改革的志向。

中法战争以后,康有为经过几年的摸索,悟出了一些道理,认为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从这时起,他便投身到政治活动中来。自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到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11年中,康有为七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维新变法的建议。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十月初八日,他呈上了《上清帝第一书》,历述各国列强侵逼中国的危机局势,指出要抵御外侮,就要“内修政事”,“讲求变法”。认为“十年之内,富强可致”;20年时,“恢复属地而血(雪)仇耻”(《康有为奏议》见《戊戌变法》二)。可惜上书中途受阻,未能送到光绪皇帝手中。但在当时社会上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次年,他返回广州。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公开讲学,宣传他的变法思想。一批有志于维新的热血青年梁启超、陈千秋、麦梦华、徐勤等人都纷纷投到他的门下。这些学生日后成为维新运动的骨干。尤其是梁启超更是他的得力助手。这一阶段,康有为维新思想日臻成熟,撰写了专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一书,他怀着对所谓“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批判精神,认为东汉以来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周礼》、《左传》、《毛诗》等,是王莽改制时让刘歆〔xin辛〕一手伪造的。后人不一定要恪守祖训,可以自立新法。后一书,他将孔子作为变法的先例,认为尧舜的“盛德大业”,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言行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创立儒学孔教。今天变法也仍须托古改制。这两部著作是康有为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基础。他的两部书刊出以后,在全国思想界、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正如梁启超所评论:“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三)从此维新思潮迅速在各地蔓延。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清政府批准了《马关条约》。当天,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8省在京会试的举人共同上书皇帝。万言书是由康有为用几昼夜起草的,签名的有1300余人。在上书中,他们提出了变法的政治纲领,主要是拒绝议和,反对割让台湾;要求变法图强,发展生产,富国养民;调整科举内容,地方广泛办学校,设图书馆,办报馆;改革行政机构,废除闲置无用机关,派大臣到国外游历考察等。他们请求都察院将上书代呈光绪皇帝,但被拒绝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没有成功,康有为等却将它印发全国,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注意,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康有为等维新派为了培养骨干力量,在全国传播变法思想,他们大力倡导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每期都赠送翁同龢〔he河〕、张之洞等大官僚及其他在朝官员。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十月,严复与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北京强学会建立不久,上海便成立了分会。接着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主办了发行全国的《时务报》。从马关议和到戊戌变法前的三年多时间里,各地及国外成立学会、学堂、报馆等共49个,遍及北京、湖南、广东、上海、广西、江苏、陕西、浙江、湖北、福建及海外新加坡等地。参加的人员,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其中“英俊沈毅”之才,大有人在。在此期间,全国私人办报刊,大约53种。其中上海有27种。可见全国维新运动发展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