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戊戌变法 第三节 戊戌新政的实施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的这次会试,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授官工部主事。他又连续两次上书皇帝,再次重申自强雪耻之策。光绪帝阅后,没有作出反应。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十一月,德国一手制造了“胶州湾事件”。康有为再度呈《上清帝第五书》,强调了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和民间百姓“斩木揭竿”的形势,呼吁光绪帝“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变法自强,否则,中国就会继土耳其、高丽、安南、波兰之后亡国。希望光绪皇帝能效仿俄、日两国变法,并推荐了汉译本《泰西新史揽要》和他自己所著《日本变政考》作为参考书。然而,工部尚书松溎不与转呈。因“第五书”言词剀〔kai凯〕切,京师一时传抄,颇得士大夫们的赞许。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正月,光绪帝派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大员在总理衙门召见了康有为,听取他的变法主张。实际上这是康有为同李鸿章、荣禄等人围绕着要不要变法、怎样变法的一场论战。翁同龢是同情和支持维新派的。光绪帝听了他的报告,下令将康有为的奏章“即日呈递,无许阻格”。此后,他同光绪皇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接着,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拟定了变法的原则:“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提出了当务之急要办的三件事:(1)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倾听天下舆论,取万国良法;(2)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20人参与其事,将一切政治制度重新商定;(3)许天下人上书言事。康有为的意见,光绪皇帝非常赏识,并采纳了他的建议。维新派很受鼓舞,又联络在京人士成立了许多区域性的群众组织。此外,康有为同御史李盛铎还共同倡建了保国会,这是维新派发动和组织的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团体,它有力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

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11日),光绪帝不顾顽固派的阻挠,下《定国是诏》,宣布实行变法,将国家施政方针晓谕天下。新政从即日开端,到八月初六日(公历9月21日)慈禧后党发动政变,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叫“戊戌变法”。这是维新运动发展的高潮时期。《定国是诏》颁布5日后,光绪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许他专折奏事。这时,康有为的学生及同仁也相继被任命为皇帝的近臣,像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任职四品衔军机章京,人称“军机四卿”。维新派进入国家上层机关供职,又能直接面见皇帝,这对变法的实行是非常有利的。

在维新的103天里,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先后颁布新政“上谕”300余道。这些改革诏令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方面,提倡民办工商业,振兴农政,开矿业,修铁路,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四月二十四日,新政伊始,就下令各省总督巡抚在省会“妥速筹办”商务局,选派殷实的绅商经理,并且详定章程。(《戊戌变法》第二册《上谕》第四十七条)后来又两次下令督促速办,特别强调在江河沿海一带设厂兴工。“农务是富国根本,亟宜振兴”,要“兼采中西各法”(同上《上谕》第七十一条)。颁发《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鼓励绅民振兴农政,做到“以农为体,以工商为用”。七月初五日,设立农工商总局,地方上建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办农报。同时,在京师成立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二人专司开矿筑路。动工修建芦汉、粤汉、宁沪等铁路。

(二)军事方面,命令各省陆军改练洋操,以新法练军,裁并地方军兵,力行保甲,加强军事力量。五月一日,光绪帝批准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彦的奏请,令各省精练陆军,一律改治洋操,所选教习北省勇队著由新建陆军分往教练,南省则由自强军酌拔。不久,又命参用西洋法练兵,将八旗汉军营、藤牌营等改习洋枪,用新法操练。五月二十七日,谕令各省将军、总督和巡抚切实裁兵,整饬保甲制度,以辅兵力不足。

(三)文教方面,兴办教育,设立专门学堂及大、中、小学堂,废除八股文,诏举经济特科,广为编译西方新书,造就各类新型人才。大力兴办教育是新政的一大特点。五月初二日,下令在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十五日,开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派大臣孙家鼐管理。各地书院都改为兼学中西学的学校,省开高等学堂,府开中学,县开小学,奖励绅民办学。地方上的义学、社学也要中西学兼习,还下令将各省书院淫祠改为学堂。“庶几风气遍开,人无不学,学无不实”(《戊戌变法》第二册,《上谕》第八十二条)。在兴学的同时,改革了科举制度。五月初五日,针对八股文的弊病,诏令从下科开始,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后又指出,嗣后一切考试,毋用五言八韵诗,“均以讲求实学实教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为了适应维新运动的深入,杨深秀、李盛铎先后奏请开馆译书。五月十日,批准将梁启超在上海所设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先译各国政法史传等书,后及兵医农工矿等学。各省学堂也要广为编译西洋农务诸书。

(四)政治方面,选拔推动新政的人才,裁减闲置机构和闲杂官员,鼓励官民议政,以便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局面。推行新政,就要培养和选拔人才,诏定国是的当天,光绪帝命各省督抚酌情保举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人才。四月二十四日,命从王公贝勒中挑选留心时事、志趣向上的人游历考察各国。五月二十五日,令举经济特科,各省长官保荐人才。又命各省从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派赴日本留学,多方造就通达时务的干才。七月二十四日,光绪帝降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等地方官员。士民有上书言事的,赴都察院呈递。七月十七日,又谕军机大臣等,遇有士民上书,都察院即将原封进呈,毋庸拆阅。这样就给低级官吏和普通士民一定限度发表言论的机会。

“百日维新”所制定的除旧布新的措施尽管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实施,但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毕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