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概述了中国古代农业各个阶段的主要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业并非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地区辐射的。中国农业在其发生期即已分布于广阔的地域上，黄河流域是一个中心，长江流域也是一个中心，面貌不同，各有千秋，同为中华农业文化的摇篮。事实证明，我国农业是从若干地区同时或先后发生，因自然条件的差异逐步形成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这种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又是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并通过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汇合为中华农业文化的洪流。这种现象，贯穿在我国农业起源与发展的全过程中，我们称之为多元交汇。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它们大体以长城为界，在地区上相互分立，在经济上却相互依存。两大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碰撞，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以至政治史的主要线索之一。在此过程中，农耕文化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牧区对农区存在着较大的经济上的依赖性。游牧民族虽曾多次入主中原，但结局无一例外地被农耕文化所融合。而随着土地的垦辟，总的趋势是农区不断扩大，牧区不断缩小。

在农业文化内部，又有北方的旱地农业和南方的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其形成以秦岭、淮河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其发展则有赖于相互的交流和融会。中唐以前，华北旱地农业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这既是因为黄河流域土壤、地形、植被等条件有利于早期的开发，又与这里地处中原，便于吸收融会各地区各民族先进的农业文化因素有关。事实上，黄河流域的农业是在华夏族先民创造的粟作农业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方的稻作文化、西部的麦作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充实发展起来的。南方水田农业起源甚早，但长时期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至中唐以后，形成自有特色的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并终于后来居上，超过北方旱地农业。这既由于这里的自然条件需要社会经济条件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在的优势，同时也是南北农业文化交流融会的结果。这两种农业文化的形成、发展，它们彼此的交流及地位的消长，是我国农业史的又一主要线索。

除了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交流外，还存在与国外农业文化的交流。这在我国动植物的驯化、引种和利用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

我国历史上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种类繁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本土驯化的。20世纪初，苏联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首创栽培植物起源多样性中心学说，把中国列为世界栽培植物八大起源中心中的第一中心。中国起源的栽培植物多达136种，占全世界666种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蔬菜、果树的20.4%。以后作物起源学说陆续有所补充发展，而中国作为世界作物起源中心之一的地位始终为研究者所公认。我国又是家养动物的重要起源地。这许多本土起源的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并非汉族单独驯化的，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创造。各民族在各自自然环境中驯化了不同的动植物，并通过彼此交流，融会到中华农业文化的总体中。我国的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包括一些很重要的种类，如粮食中的小麦、玉米、高粱、番薯、马铃薯，纤维中的棉花，油料中的花生、芝麻等等，是从国外引进的。中国人民不但善于创造自己的文化，而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以小麦为例，它是原产于西亚冬雨区的越年生作物，并不适应黄河流域冬春雨雪稀缺的自然条件，也不适合南方稻田渍水的环境。人们为了发展这种具有“续绝继乏”之功，又在复种中处于枢纽地位的作物，在耕作、栽培、育种、收获、保藏、加工等方面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创造了一系列有关工具和技术。它从引进到发展为我国第二大粮食作物，成为我国农业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足足花了3000多年时间，克服了许多困难。它表明，中国人民是有吸收外来文化的胸襟和能力的。在这里存在着不同于国内地区间与民族间交流的另一种文化交流：一方面，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陆续传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又不断从国外引进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的新种类、新品种，并用传统技术把它们改造得符合中国的风土条件。正是在这两种交流中，我国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种类日益丰富，农业文化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发展作出贡献。根据学者的研究，在过去150年中进入西方的粮食、纤维及装饰作物，大多来自日本，而日本的植物又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美国一位人类学家安德生(E.N.Anderson)甚至说：“如果不是由于西方农民和食品购买者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我们所输入的，或许还要多上几百种。对比之下，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盲目地固守传统)却几乎借取了一切能够种在自己国土的西方植物。”这使我们想起林则徐的一副对联，其中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话，把它用在这里倒是很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