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有一次回到后宫，十分高兴，曹皇后问他有什么喜事，他说：“我今天策试举人，得到两个人才，但是，我已经老了，舍不得用，准备留给后人。”他说的两个人才，就是苏轼和苏辙兄弟。

四川眉山苏氏父子是令人惊叹的。“唐宋八大家”，他们父子就占了三个席位！这样的家庭，大概从古至今都不多见。尤其是苏轼，天纵英才，不仅是大宋第一才子，如果就成就之全面讲，大概数千年历史中都不作第二人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他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集散文家、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等于一身，而且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引领一代风骚的人物，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

苏轼青少年时期力学不倦。他的父亲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他影响当然很大。他的母亲学识如何不清楚，但他们兄弟小的时候，母亲为他们讲《汉书》，文化素养应该很高。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加上自己又聪明好学，善于读书，终成饱学之士。

当苏洵带苏轼苏辙兄弟进京赶考的时候，其学识才气一下子震惊了京师。他们兄弟去参加科举考试，宰相韩琦对人说：“二苏在此，这些人居然还敢与他们同场较艺，胆子真不小啊。”据说许多人真的因此退出了考试（见《师友谈记》）。乃至后来参加科举都把苏轼的文章作为样本，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要不是因为欧阳修主考时看到他的文章太美，怀疑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卷子，怕别人说闲话，故意把此卷取为第二，那么那一科的状元就非苏轼莫属（杨万里《诚斋诗话》）。

苏轼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他虽然被宋仁宗所赏识，但仁宗不久就去世了。接下来的宋英宗，在位仅四年，且体弱多病，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这时，苏轼才三十二岁，任职史馆，授大理评事。也就在这一年，父亲苏洵去世了。他和苏辙扶柩回乡，守孝三年。当他们再次回京复职的时候，已经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了。

宋神宗是个锐意改革的皇帝，他一即位，立即起用王安石，开始逐步实施变法。王安石变法，打破了祖宗陈法，又侵犯了一些官吏和富商大贾的利益，所以立刻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他的好友司马光、欧阳修等人都持反对态度。苏轼也卷入了这一场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他也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于是被赶出京城，去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太守。不幸被人诬陷，御史中丞李定等人说他诗中有谤讪新政的句子，苏轼在御史台（即“乌台”）受审被拘押一百多天，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贬黄州团练副使，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了。

宋神宗死后，哲宗赵煦即位，才十岁，由高太后亲政。高太后是反对新法的，她马上任用司马光，尽废新法。当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去了。苏轼作为旧党人物，当然也被征召入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他在任地方官时，对新法有清醒的了解，认为新法中有一些还是可行的，因此不主张“尽废新法”，这又引起旧党的不满，甚至认为他和苏辙“俨然又是一个王安石”。于是，他再次请求外放，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任杭州太守。这算是他一生中比较惬意的一段时光，但不久又奉调回朝，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未赴）、礼部尚书。

这时，宋哲宗长大了，他一亲政，就尽黜旧党。于是苏轼又遭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海南儋县）。在宋代，流放儋州是仅比满门抄斩轻一等的重罪。

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向太后执政，苏轼才被赦内调，复为奉礼郎。不幸在北归的途中病逝于常州（今属江苏）。

苏轼的人生悲剧，也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性格所致。作为一个官吏，他不如弟弟苏辙，因为他纯然是一个文人，是一个艺术家。他聪明到令人嫉妒，但天真得令人同情。他幽默旷达，但仍躲不掉小人的陷害。他的博学多才，连极为自负的王安石都感叹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见《西清诗话》）他天真，有时纯如婴儿，在他眼中，世上没有一个不是好人。《悦生随抄》记载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他屡遭贬谪，乃至锒铛入狱，但仍旷达谐谑。贬在黄州的时候，等于是软禁，不仅不能签署公文，而且不准离开州治。有一个晚上，他和朋友在东坡饮酒，归家太晚，童仆都睡了，叫都叫不醒，他就写了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二天，此词已传遍州中，传说他“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见叶梦得《避暑录话》）。他被贬到岭南，还写过《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苏轼对宋代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化将会黯然失色；如果没有苏轼，宋词是否可以成为宋代的代表性文学而与唐诗、元曲分庭抗礼都成了问题。

经过五代和宋初词人的努力，到北宋中叶，词无论是结构形式还是写作技巧，都已经相当成熟，而且已经完全从平康小巷、青楼妓院走入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之中。歌妓当筵索词演唱，文士即席命笔炫才，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就连方正刻板如司马光，都临席写过一首《西江月》，一开头就说：“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虽然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已经创为别调，有了一些脱出风月绮罗的词作，但是毕竟影响不大，不足以改变天下词风。

宋王灼《碧鸡漫志》“各家词短长”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又“指出向上一路”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确实，词在苏轼眼中，与诗与文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可以言之于文，发之于诗的，也都可以入之于词中，使得词的境界一下子变得无比宽阔，题材变得无比丰富，风格变得无比多样。

苏轼的词，如果仅以数量论，婉约风格的词是占了绝大部分的。他的婉约词，不但多，而且好。比如他的《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上片伤春，下片伤情。清人王士祯《花草蒙拾》云：“‘枝上柳绵’，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东坡但能作‘大江东去’耶？”

再如《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还有前妻王茀去世十年后所写的那首堪比元稹《遗悲怀》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样的词，在苏轼现存的二百六十多首词中，占了十分之九。但他对宋词的贡献，却在数量并不多的豪放词上。

胡寅《题酒边词》说：“（柳永）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轼，一洗香罗绮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苏轼最为人称道的豪放词，是下面两首：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样的词，在宋代出现，确实是有点振聋发聩、恫心骇耳的。王安石曾经说：“礼岂为我辈设哉！”在苏轼眼中，大概也有“法岂为我辈设哉”的气概。

王国维曾经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人间词话》）这个评价是非常准确的。苏轼性格中，旷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以忠爱之心和天纵之才，却屡遭迫害，但是却能处之泰然，正是因为其旷达。这种旷达，在他的词作中也表现出来。比如他下面的两首词，就最能够表现他的旷达性格：

西江月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喝醉了酒，走过溪桥，就枕着马鞍在桥上睡到天亮，起来一看，“乱山攒拥，流水铿然”，鸟语花香，于是在桥柱上题词。山行遇雨，仆人拿着雨具先走了，于是一行人都成了落汤鸡。“同行皆狼狈”，只有他泰然处之，“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是对雨的态度，也是对待人生的态度，也就是“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