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于阿迷遭遇暗杀的详情，在当时就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使得这个案子扑朔迷离，笼罩在一片疑云之中。

刘秉荣先生整理多家史料，写下了蔡锷遭遇暗杀的经过：

……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早奉袁世凯密电，令其防止蔡入滇异动，务必跟踪谋杀，若已入滇境，须沿铁路侦察捕杀。周、张接电后在蒙自关道署开过多次会议，决定组织暗杀队，自越至滇捕杀或狙击。继侦知蔡已至河内，不日乘滇越车入昆明，如中途狙击不能得手，即于碧、阿两站，借设宴欢迎，暗放毒药于白兰地酒内毒死，抑或劫杀等情。由于蔡锷平安抵昆明，周、张二人即畏罪潜逃出境，唐继尧电令河口督办捕获，捕解到省法办。不料在河口督办接电之际，周、张已先一夜偷过界去了。而后，周沆到香港，张一鲲因等候其爱妾张素娥，逗留在越南老街，时河口督办正欲向法方引渡张一鲲归案，第二日其妾张素娥到河口被检查处挡获，命其请妥保，若请不着妥保，可通知张县长由老街过河口来证明是他的眷属，准许由他领过河口。张一鲲接函后，过河口来证明，立即被捕解到省法办，此旁话，不提。（刘秉荣《护国大战》）

刘秉荣先生叙述说，蔡锷是12月22日晚9时到达昆明的，与军官见面后，因喉疾讲话不多，即回警卫团部休息。而在这个时间里，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正多方布置，准备杀掉蔡锷，得知蔡锷已达昆明，知道自己麻烦大了，就急忙逃跑。周沆逃到了香港，而张一鲲却受爱妾张素娥拖累自投罗网，立即被捕解到省法办，杀掉了。

这段历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不妥之处。但据史学家王忠和老先生整理多家史料后，却弄出了一个与刘秉荣先生完全不同的版本：

……袁世凯得知蔡锷回云南后，立即密令唐继尧劫杀蔡（也有一说是直系人物云南巡抚按使任可澄）。唐出身云南会泽书香世家，看到本是湖南人的蔡锷却在云南享有祟高的威望，所以十分嫉恨他，便指使离昆明五百多里之外的阿迷旅店（现在的蒙自）知事刺杀蔡锷，为的是避免自身嫌疑。可是，这位阿迷州的知事却太不中用，只是把蔡的仆从打伤，蔡锷主仆二人于1915年12月19日晚间平安抵达昆明。蔡明知是唐继尧暗中下毒手，但是大敌当前，也不去和他计较，主张即日举兵讨袁……

在这里，俩史学家终于成功地掐到了一起，刘秉荣老先生和王忠和老先生，双方对蔡锷遇刺事件的描述上，存在着四点差异：

1．双方时间不一致，刘文说蔡锷是22日晚抵达昆明的。王文说蔡将军抵达昆明的时间是19日，前后相差了整整三天。

2．人数不一致，刘文说蔡是由唐继禹率两个警卫连，一个宪兵队护送至昆明，王文说蔡是和仆人两人抵达昆明。

3．暗杀过程不一致，刘文说暗杀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王文中则暗示了一场激烈的伏击战。

4．下达暗杀命令的途径不一致，刘文说是袁世凯直接下令给阿迷县长张一鲲，而王文则说下达暗杀命令的人，实际上是唐继尧。

在我们此前的史学研究过程中，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麻烦，不同的史学家对同一事件的描述，竟然是天差地远，两者的距离已经到了无法相互解读的地步。

要知道，所有的史家研究，都是汇集不同立场的当事人史料，相互印证彼此戳穿，最后过滤掉过于强烈的主观情绪，而得到一个比较接近于客观事实的状态描述。而在这里，这招不灵了，没法子应用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一个虚假信息的介入，导致了历史系统的紊乱。这就有点儿像是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受到了电子信号的干扰，使广播变得支离破碎，凌乱不堪。纵有多名当事人在倾听，但每个人听到的，都和别人听到的有着本质的不同。

那么在这里，这个虚假信号，是什么呢？

就是袁世凯下达暗杀令的错误解释，导致了史实变形扭曲。

首先来看刘秉荣老先生的说法，他说是袁世凯密电阿迷县长张一鲲，让他劫杀蔡锷。这怎么可能？袁世凯以大总统的身份，怎么可能对一个小小的县长，下达这种荒谬离谱的命令？而且这道暗杀密令不止下达给了阿迷县长张一锟，连蒙自关道周沆也收到了。试想这种级别的行政官员，有没有暗杀能力？又有多少保密意识？如果袁世凯真笨到这份儿上，随随便便下令一个小县长暗杀著名军事将领，如此低智商，他凭什么做中国的大总统？弱智都能当开国大总统，这个国家的民众智商又得低到什么程度？

所以，即使是袁世凯真的下达暗杀密令，也断无可能对一个小县长下令，难道袁世凯认为一个小县长，比他内定的全国陆海空大元帅办公室总参谋长，水平更高吗？

如果暗杀密令不是袁世凯下达的，那又会是谁？莫非正如王忠和老先生所说，是唐继尧下达的？

这更无可能。

如果是唐继尧下达的这道命令，蔡锷必死无疑。只需要一小队贴身警卫，就能够于途中将蔡锷击杀，断无失手之理。

暗杀密令即非袁世凯下达，又不是唐继尧下达，那到底是谁下达的？

想一想，此时的昆明，在蔡锷抵达之前，是谁说了算？是唐继尧吗？如果蔡锷到了昆明，对谁的威胁又是最大的呢？

在昆明，真的有一伙人，超级不喜欢蔡锷归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