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黎元洪并非革命党，他甚至手刃了一名党人，然则其余的革命党人，缘何还非要他出来革命呢？

这个原因说透了，就两个字：

年龄！

年龄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但凡一个年轻人，只有有一腔正气，看到现实诸多不平之事，就会萌生革命之念，有着一种替这世界重新界定游戏规则的冲动。

再者，革命思潮兴起于晚清，正是中国从农业时代进入商业时代的开始。商业时代与农业时代的法则，完全不同。在农业时代，是以家族为生产生活单元的，一个男丁刚刚长到十几岁，正自懵懂无知，不辨东西南北，家族已经替他娶了媳妇，和一大家人合吃大锅饭，听从老族长的命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时候的年轻人承受着旧有大家族的压迫，纵然有什么革命的欲念，就必须先冲破封建大家族，这大家族冲不破倒还罢了，一旦冲破，就会发现荒天茫茫，四海无垠，到处都和自己所居一无区别的大小家族，自己孤单单一个人，吃没得吃，喝没得喝，只能成为社会的游民，朝生夕灭，沦为街头饿殍。

但到了晚清年间，中国社会开始由农业时代向商业时代转型，原始的农业大家族开始解体，十几岁的年轻人被抛到了社会上，再也没有了家族替他们娶媳妇，再也没有人管他们的吃和喝，一切全都指望他们自己——按理说商业时代正是年轻人奋斗的好时季，奈何中国正值穷困，一个年轻人空手赤拳来打天下，少焉者几十年，多焉者一辈子，才能够取得一点点社会地位，填饱自己的肚皮。

然而一个人的年轻时代，正是各种欲望喷薄欲放之时，要爱情，要女人，要钱，要地盘，要势力，要号令天下，要赢得每一个人对他的尊重……但空手赤拳的年轻人，绝无可能获得这些。

等他们获得这些的时候，他们已经老了。

也有极少数极少数年轻人心思灵巧，能够依附体制分得一杯羹，这样就解决了他们的所有欲望，有钱，有地盘，有女人，也就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

但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或者是因为个人的价值观念不同，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取向有偏差，或者是机遇不对，总之，绝大多数年轻人，在社会上的成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人生的尴尬：

当他们年轻，有足够的精力满足自己的欲望时，却缺乏这样的条件。而当他们有了条件，却又已经没有了欲望。

如何才能够在还有欲望的情形下，创造出满足自己欲望的条件呢？

答案就是颠覆旧有的社会秩序，让自己的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条件对接上。

这种对旧有社会秩序的颠覆，如果是一个人跑单帮来干，那就是强盗，是匪寇。如果是一群人来干，那就是革命了。

所以说，所谓的革命，是年轻一代对老人的革命——你什么时候见到一伙老头吵闹革命？

这样革命者就走入了一条分歧之路，投身于革命的年轻人，莫不是醉心于颠覆旧有社会秩序，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预期。但年轻人不知道的是，旧有的社会秩序不是哪个人制定的，它是整个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布局，这种均衡布局是由人性所主导，纵然是再不完美，可是它具有强效的稳定功能。

而这就意味着，革命后的社会秩序，与革命前的社会秩序并无区别，它必然是一个分层级的社会结构，不同的只是谁居于权力的颠峰。

事实上，绝大多数革命者，只有颠覆旧有社会秩序的暴力冲动，却缺乏建设新社会秩序的创意——破坏是容易的，一个人就能够做到火焚督署，但建设，却不是一个人的工作。

在首义之日的武昌，面临着贼寇，滥杀，与士兵百姓大面积逃亡的现实，这时候的建设就意味着中止这一切——不是你想中止就能够中止的，这时候需要的不再是暴力冲动，而是一个人在民众之间的威望。

革命党人无疑都是破坏的专家，但临到建设，他们就束手无策了。纵然是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也是枉然，因为他们缺乏威望，民众压根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他们发布的命令，不会有人理睬。

革命党人要想中止武昌城混乱的局面，稳定革命形势，就只能——敦请黎元洪出来。

徜黎氏不出，对旗人的滥杀就不会中止，更多的民众与乱兵逃亡之后，这座城市就会陷入道义的孤境，沦为众矢之的。

社会的悲剧，就在于年轻人投身革命，是因为他们缺乏建设的能力。而当他们拥有着建设能力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已经成为新一代年轻人革命的目标。

但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真正的革命者，恰恰是无私无我的，比如说起义时于督署中纵火殒命的纪鸿均，为了革命牺牲自己，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具利他主义的革命者会在革命进程中牺牲自我，成为血祭，最后分享革命果实的，却多不是利他主义者，而是投机者。

这就是牺牲者的悲剧，他们只是为了那些利已主义者而牺牲。

革命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就一句话，造反有理。

建设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也是一句话：恢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