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9月15日，李鸿章前脚返回北京去卖国，会党大首脑孙文后脚就杀了回来。

这次孙文回来，火气可真是大了。

他檀香山的根据地被缺德的梁启超单枪匹马给挑了，新组合兴汉会又被康有为挖了墙角，老大们统统反水，跟着康有为去起兵勤王去了，害得孙文手下，剩下的兄弟清一色都是日本人。

孙文手下的日本人极多：宫崎寅藏，犬养毅，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大石正已，尾崎行雄，山田良政，山田纯，萱野良知，平冈浩，犬塚信，久原房之助，以及日本在野党党魁头山满等，再加上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台湾总督玉源太郎等等，可谓人才济济。

虽然人才济济，但却派不上用场。

中国这里不缺日本人，攻入北京的日本兵就有八千人，这些人再来凑热闹，有这个必要吗？

总之，事情是非常的不好办。

直到一位非凡人物的到来，才扭转了这被动的局面——普航大师，一代高僧。

那么这位大师又是个什么来历呢？

还是那位毕永年！

他现在不叫悟玄大师了，嫌这个名太土，改法号普航。

毕永年和唐才常同在张园开国会，同在国会任议员，并同时出任正气会正副龙头，但两人的政治观念却有点分歧，唐才常认为皇帝是自由和民主的保障，而毕永年却不同意这一点，两人争议到最后，毕永年大哭而去，悲愤之下，干脆连法号也一并改掉了。

普航大师此来，又为孙文带来了金龙山及腾龙山两个江湖组合的人马，这两伙兄弟及哥老会总舵主王秀方原本是跟着康有为跑掉了的，哥老会王秀方勤王失败，与唐才常同时被杀，金龙山山主杨鸿均和腾龙山山主李云彪逃至香港，不久身上的钱花得光光，贫病交加之际，就向康有为求助。

不想康有为却躲起来不见，并吩咐门人轰走这俩大魁首，李云彪勃然大怒，就在康有为的寓所门前破口大骂，警察闻讯赶来，两位山主悲愤之下，大战香港警察，可怜两位大佬一身的好武艺，却硬是敌不过手枪警棍，被警察一顿劈头盖脸，打得半死不活，遍体鳞伤。

有道是，大魁首枉称英雄，两山主横遭羞辱。李云彪和杨鸿均爬了回去，恰好被正在翻译改写《惨世界》的苏曼殊看到。当时苏曼殊的惊讶，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于是苏曼殊大放悲声，就去找陈少白，要求借陈少白的手枪用一用。

陈少白问：你借手枪做什么？

苏曼殊哭道：康有为欺世盗名，假公济私，敛聚钱财，污辱同志，凡有血气，当歼除之。

陈少白最终没借手枪给苏曼殊，而李云彪和杨鸿均，此后就又跟着普航大师，跑了来找孙文。

孙文大喜，亲自坐镇于日本的佐丸渡号船上，孙文下令，先在香港注册同义兴松柏公司，作为起义总部，任命普航大师为民政部长，任命日本友人平山周先生为外交部长，所有江湖兄弟挑选六百名死士，由兴中会郑士良亲自率领，邓子瑜为副将，黄耀汉为先锋。

购买武器的还是日本众议员中村弥六，接应武器的也还是台湾总督玉源太郎。

兴中会大将史坚如潜入广州，不管是偷是抢，要想办法弄到钱，以买得广州一带的绿林兄弟共襄义举。

孙文先生自回南洋，做他最擅长的业务——筹款！

行动开始了！

郑士良率六百人，携三百条枪，九千粒子弹，埋伏于三州田的一家小小杂货铺里，杂货铺里食品有限，众家兄弟饿得将桌椅板凳啃得光光……关于这场战事，史家唯一的资料是宫崎寅藏先生的《三十三年之梦》中的叙述：

……数月以来，邻近村民有误入山寨内者，皆被拘留不许走出，以防泄露机密。因此，附近村民看见凡入山寨者有进无出，渐生疑念，谣言亦因之而起，说“三洲田山寨中有人谋反”。一传十，十传百，渲染夸大，终于说成有数万人马……

三个月后，一直到10月8日，众兄弟终于饿红了眼睛，破铺而出，杀向广州城，正行之间，忽见一日本浪人脚穿趿拉板，迎着众家兄弟走上前来，却原来是日本友人山田良政。

山田良政给大家带来一个坏消息：大家被骗了，负责购买武器的日本议员中村弥六，买来的武器全是废品，不能用。更要命的是，日本人在南方这么一闹，北京城里那八千日本兵在谈判桌上可就理亏了，切莫因小失大啊……

郑士良一瞧这情形，当机立断，风紧，扯乎，众家兄弟零星四散。单单撇下了一位不识得路的日本友人山田良政，穿着趿拉板在荒野中四处寻找出路——却也奇怪，既然他不识路，又怎么来到中国，找到郑士良等人的呢——未几，清兵赶到，发现山田良政形貌大异正常中国人，惊奇之后，捉住杀之。

山田良政先生成为了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位日本友人。

此后众位英雄各奔前程，郑士良返回香港之后，中毒身死，凶手不明。

而毕永年却回到了广州，于大街上摆摊卖掉了西装，只穿一身缁衣，隐居于广州白云山，并作书给他所有认识的人曰：

他日有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耶？吾方入其群以求之。

这个老毕，他还是不甘寂寞。

两年后，高僧普航大师圆寂于惠州罗浮山寺，时年三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