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刺马案 结案

关于刺马一案,张之万、魁玉、曾国藩、郑敦谨四位大员反复公开强调说:“毫无确供。”既然没有准确的口供,为什么明知不应为而为之,一定要用一篇漏洞百出的口供给张文祥定罪呢?

之前慈禧太后对张之万和魁玉的奏结大加训斥,十分不满,等看到曾国藩几乎相同的奏结后,她终于明白了,刺马案不可能再弄清了,这口气必须得咽下去。她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以及稀里糊涂的审案结果。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朝廷终于发出了谕旨,正式肯定曾国藩、郑敦谨的奏结,以“张文祥潜通海盗图谋报复”定案。这份漏洞百出的奏结最终成为官方认可的定谳,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同治十年(1871)二月十五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在江宁小营刑场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马新贻四弟马新祐为了增加张文祥的痛苦,特命刽子手用钩子钩肉,钩一下割一下,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才割完。在残酷的处刑过程中,张文祥始终未出一言,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他的名字却在史籍中被刻意改为“张汶祥”,“文”字加水,表示其江洋大盗的身份,有蔑视他的意思。

受到牵连的还有不少人。张文祥的儿子张长福时年十二岁,也受到牵连,被阉割后发往新疆为奴。其女张宝珍、张秀珍因许嫁已定,并不知情,各归本夫。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因疏于防护,被革去提督衔,降二级调用。把总唐得金等人均因失职罪名被斥革。

马新贻被运回山东菏泽老家安葬。对于他的身后事,朝廷也极尽隆重之能事——同治皇帝亲赐祭文、碑文;谥“端敏”;恩加太子太保,入贤良祠,以总督阵亡例议恤;在江宁、安庆、杭州、海塘、菏泽等地为其建造专祠,春秋官为之致祭。其子马毓桢加恩赏给主事,分刑部学习行走。如此生荣死哀,实为晚清督抚中前所未有的待遇。但无论如何,随着马毓桢扶柩离开,马氏在两江再没有任何势力。

随后,曾国藩具折奏请为已故督臣马新贻于本籍建祠,奏折中称赞马新贻“家世谨厚,矜式乡闾。生平践履笃实,亦自卓然可传”。曾国藩为人谨慎,从不轻易褒贬人,对一个从来就没喜欢过的人,突然出这番赞语,实在叫人起疑。因为他和他的湘军是刺马案中唯一的受益者,因此也一度被怀疑是刺杀马新贻的主谋。

空前绝后、轰动一时的刺马案以张文祥一人之死落下了帷幕,但流言反而愈演愈烈。朝野议论纷纷,均说刺马一案必定别有隐情,不能公宣于众。从始至终参加会审的孙衣言为马新贻写了一篇神道碑铭,里面写道:“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公然指责结案太过草率,背后隐情尚未查清。

孙衣言碑铭一出,舆论大哗。然而,即使是慈禧太后,此刻也无力回天。审案已经长达八个月之久,前后介入审讯的官员多达五十余位,依旧是最初模棱两可的结果,再追查下去,局面实在难以预料。只有息事宁人,才是最好的选择。

最令人玩味的是刑部尚书郑敦谨的行为。他在张文祥未明正典刑之前,已经决意离开江宁,明显表示出对定谳结果的不满。曾国藩赠送他二百两白银作为路费,以曾之为人,这已经是很慷慨了,还特意声明这银子出自廉薪。不料郑敦谨一点都不念旧情,分文不取,银子全部退回。倒是随行的两名郎中伊勒通阿、颜士璋每人各自收了一百两银子。郑敦谨离开江宁之时,曾国藩率众地方官员到江边相送。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郑敦谨一改常态,愤然登船,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只留给江宁人一个萧然而苍凉的背影。

离开江宁后,郑敦谨的心绪并非就此平复下来,心头百般复杂滋味,又是痛心,又是惭愧,又是不甘。他到达清江浦后,会见了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便刻意停留了几日。不久,张文祥被凌迟处死的消息传来。郑敦谨勃然变色,声称自己得了重病,要立即回老家长沙去养病,不能回京,只打发两名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并代他辞官。

郑敦谨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京,按照清制,不回京师交旨要重重治罪。两名郎中极力劝阻,却丝毫不得要领。追问郑敦谨辞官的原因,他只答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句话,正是当日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招致朝野唾骂之时有感而发的话。

当日,郑敦谨不计后果,坚持坐船回了长沙。他本是带着雄心壮志和朝野上下的殷殷期望而来,然而形势始终比人强,尽管他有“铁面无私”的美誉,却最终不得不无奈地屈服在形势下,唯一能做到的,便是满腔愤懑地离去。郑敦谨历有名绩,《清史稿》对此评论说:“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复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于衷欤?”(《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

慈禧太后知道郑敦谨离开后一度十分恼怒,自己派出去的人,只有去的,没有回来的,马新贻是一个,郑敦谨又是一个,这还像什么话。还是恭亲王奕?代为圆场,慈禧太后这才没有追究郑敦谨的责任。此后,郑敦谨始终不再出仕为官,孤灯衾影中,只剩下绵绵不尽的自惭与叹息,直至最后终老于乡里。

郑敦谨的两个随员回到北京后,结局也令人困惑。满郎中伊勒通阿奉旨回乡,“给全俸”颐养余年;汉郎中颜士璋则被外放到兰州做替补知府,不久即回籍赋闲。

颜士璋回到老家后,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跟随郑敦谨赴江宁审案的全部过程。他的曾孙颜牧皋曾经看过这本日记,说其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刺马案肯定与湘军有关。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孙子郭公铎说:“张文祥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二话如出一辙——马新贻表面死于流浪汉张文祥之手,其实是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

对于马新贻被刺的原因,李鸿章曾感叹说:“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指同治七年马新贻上任两江总督一事),或谷山(马新贻字)僻在海滨(马新贻原任闽浙总督),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匿也。”(《李文忠公全书》)大概的意思是说,马新贻接了本不该属于他的两江总督位置,这就是他必须死的原因。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

而一度被怀疑是刺马案最大主谋的曾国藩则稳坐两江总督宝座,直到两年后死去。两江总督宝座从此长期掌握在湘军一系手中,其他人丝毫不敢染指问津。尽管曾国藩及其继任者最终并未割据分权,但“重地方、轻中央”政治局面的形成已经不可避免。

自太平天国兴起,朝政大权逐渐落入汉人重臣之手,清廷的权威极大地被弱化。能令这些汉族重臣在朝中立身保命的并非所谓的盖世奇功,而是其手中直接或间接掌控的庞大的地方军事力量,曾国藩如此,李鸿章也是如此。湘军和淮军的出现确实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令其统治多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但湘军、淮军首脑人物也借此进入了中央要津,开始左右政局,由此开近、现代军阀割据的源头。直到民国初,割据中国的军阀无不与湘军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无论马新贻被刺案有何重大背景来历,案发后的审讯调查过程和结局却充分彰显了中央皇权日益衰弱、政令不及地方的无可奈何。从始至终,刺马案的本质不过是清朝中央集权和地方军事集团的较量,而最后还是以朝廷的公开退让而告终。

但慈禧太后也不是没有丝毫的报复行为。最初郑敦谨到达江宁主持审理刺马案,有人赶来暗示他,万一张文祥胡乱指认湘军将领该怎么处理,其中特别提到了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黄翼升的水师军纪极坏,但有曾国藩的庇护,一直安然无事。曾国藩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后,慈禧太后急不可待地拿黄翼升开刀。不过这次她学乖了,没有派出什么心腹股肱之臣,而是选派了另一湘军将领彭玉麟出马,以湘制湘。

彭玉麟幼年曾与亲戚之女梅姑有白头之约,但后来梅姑被父母逼迫另嫁他人,梅姑为此殉情而死。彭玉麟痛不欲生,此后虽然仕途显赫,但一有闲暇,便要画梅花。“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即使在戎马倥偬之时也是如此,表示无忘梅姑。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到死之时,他一共画了十万多幅梅花图。

彭玉麟为人颇有正义感。跟郑敦谨一样,有“铁面无私”之称。他奉旨巡视水师,发现长江水师确实问题严重,首当其冲的就是提督黄翼升。黄翼升自知曾国藩一死,靠山已倒,只好以伤病为名,主动上疏请求辞职。上谕不久即到,严厉斥责黄翼升,准其革职,黄翼升从此失意于官场。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黄翼升才由光绪重新起用为长江水师提督,不久便死于任上。此刻,清朝灭亡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