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增兵上海，日本除从国内动员三个师团外，还包括由日军驻台守备队组成的台湾旅团。

不是说上海派遣军损失严重，有的联队已经到了不补不行的程度了吗，赶紧再从华北抽调多达10个大队的补充兵，以帮助上海派遣军恢复元气。

跟在步兵后面的，是黑压压的特种配属部队：重炮部队、野炮部队、山炮部队、迫击炮部队、坦克战车部队、骑兵部队、工兵部队……

手里又有粮了，松井马上调遣部队向北战场发动了新一轮猛攻。

陈诚也在不断地请援。

那段时间，在通往淞沪的各条道路上，随处可见“勤王之师”，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些军队全都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其中，不仅有中央军，还有地方军，主要是南方军，包括粤军、鄂军、湘军、川军、滇军，也有一部分北方军，像东北军。

这些所谓的地方军，跟原先的“诸侯武装”相比，已有明显不同，区别就在于它们都已按照政府的整军计划，实行了“中央化”。

即如川滇两省派到淞沪的军队，其实也并非刘湘、龙云所控制的嫡系军队，可以算作正规的国防军，不仅受中国统帅部直接指挥，而且由于经过“淘冗选精”，战斗力较之以往也有显著提高。

这些地方军在未“中央化”之前，都是从内战的你争我夺中走过来的，今天打，明天和，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也没打出个子丑寅卯来，现在要变内战而为“国战”，立刻有了一种保家卫国的荣誉感，觉得这才像个真正的国防军人。

站在阅兵台上，陈诚可以看到并调遣任何一个战将：薛岳、胡琏、王耀武、张灵甫、孙立人……

既然这么多部队增援过来，将官们都提出来，能不能将原有的基干部队换下去歇一歇。

陈诚说，不能换！

老部队有经验能打仗啊，知道怎么跟鬼子说“不怕”，若是全换了新兵部队，“怕怕怕怕”，没准换防之时正是阵地失守之日。

不管伤亡多大，白天还是得挺住，到晚上，等日军炮火减弱时，再从调拨来的部队中抽调兵员补充。

当时很多新上来的部队，特别是地方军，在战斗力和作战经验上很难马上达到一线中央军的水准，如果贸贸然独当一面，确实难堪重任。

在罗店血战中，陈诚之所以一直能撑住，主要就是通过这种以老带新的方式不断“输血”，才维持住了部队的元气。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时，连身为前敌总指挥的陈诚自己都差一点倒在罗店。

陈诚个子不高，但胆子挺大，空袭时从不肯进防空壕，再劝也没用。但是有一次敌机来袭时，随从副官们眼看不对劲，还是一齐上去把他给拉出了指挥所。

一颗炸弹下来，房屋整个塌了。假如陈诚再晚一秒出去，则性命休矣。

这一轮苦战，松井又没能从正面打开任何缺口，而截至9月29日，日军在上海的死伤人数已突破一万大关！

此时在北方，保定会战已经结束，阎锡山策划中的“大同会战”也夭折了，几个侵华将帅一比较，还就是松井的成绩单最拿不出手，满眼都是红叉叉，太伤人自尊了。

以前可以说是人不够，现在五个师团也到位了，甚至还多出来不少，这个理由当然就再也不能拿出来做挡箭牌了。

松井到底是华中的“中国通”，他比较来比较去，终于发现自己输在哪个环节了。

“一·二八”会战时，刚刚登陆上海的植田谦吉曾在江湾一筹莫展，他们如今撞上的其实是同一堵墙。

淞沪北战场就是扩大了的江湾。白天，你可以用大炮轰开守军的工事，可以用坦克开路，但是因地理环境所限，坦克和步骑兵行动起来都很慢，有时一天仅能向前推进几里，第二天爬起来一看，那几里区域，守军一个晚上就全部收复了过去，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看来还是得另选一处理想战场。

植田当初从江湾换到庙行，虽然吃的还是一个败仗，但毫无疑问，起码对特种部队的使用更顺畅一些了。

松井决定进入南战场，到庙行一带去作战。

要进入南战场，就必须强渡蕴藻浜。

多么神奇的一条河。“一·二八”会战时，双方就两次强渡，到松井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

10月5日，日军强渡蕴藻浜。

在张治中辞职后，陈诚已实际担负起指挥淞沪整个战场的责任。他察觉到松井的意图后，立刻调集大军，双方在蕴藻浜南岸展开了一场新的浴血厮杀。

风云动，战鼓擂，人人的眼睛都在睁大，瞳孔都在紧缩。

八年抗战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阵地战至此进入高潮。历史学者黄仁宇指出，自淞沪会战后，整个抗战期间再无类似大兵团扎堆在一个小区域厮杀的例子。

来上海打仗的部队，都是以“抗战”为旗号从各地调来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犹如八国联军，他们的装备训练都大不一样，战法和素质亦千差万别。

以前都是各据山头的好汉，现在却要听一人之将令，你不集中于一个狭窄地区，别说指挥调动，没准点个名连人头都拢不齐。

站在纯军事的角度，陈诚最好是这样打：

用杂牌部队吸引日军火力，以嫡系部队为精锐机动，等到敌人进攻受挫，或进入我一线防御阵地时，再从侧翼包抄。

好计，不过很容易被别人看成是阴谋诡计的“计”。

你这不是借刀杀人吗，又想牺牲我们杂牌，保存你的嫡系？

难做人啊。没准还没打到一半，人就先散了一半。

所以对于陈诚来说，只能大家排成队，一批批地上，这批打残了，再换另一批，如此循环，才能确保阵地不失。

被陈诚一度寄予厚望的是税警总团。

这是一支颇具传奇色彩的部队，成名于“一·二八”会战。

税警总团本来属于缉查大队的性质，职权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可是在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后，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

宋子文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操典来练兵，因此又有美式军团之称。

在“一·二八”会战中，这支美式军团加入第5军编制，曾创造过杀伤日军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

老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税警总团能打仗，连蒋介石都知道，也因此就被牢牢惦记上了。

长城会战后，因为军费支出的问题，税警总团的后台老板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一怒之下，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走人了。大舅子一走，蒋介石马上让黄杰去接任税警总团团长。

黄杰是黄埔一期生，他去了之后就对税警总团进行了黄埔式改造，不仅训练方法改了过来，两个支队司令官也都由黄埔系军官充任。

说税警总团是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并不为过。

可是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陈诚把税警总团的两个团拉上去后，只一两天就垮了。

开始大家都还认为，头阵不算什么，刚刚上场，可能还是不太适应的缘故。

等税警总团的六个团都聚齐了，再上。

没想到这次还是不灵，几天之后，税警总团最前面的三个团已伤亡一半以上，基本失去战斗力。

先后上阵的六个团中，只有一个第四团打得最好，加上其他部队轮番接力，陈诚虽然未能将松井挤下蕴藻浜，但仍然成功地将其阻击于庙行之外。

渡过河之后，日军伤亡已接近两万之数，有时一天死伤个两三千人都不在话下。

最糟糕的是弹药快用完了。

在第三次增兵中，金泽第9师团是三个师团里面唯一的常备师团，加上它还参加过“一·二八”会战，在一众小弟中堪称带头大哥。

本来松井特地把野战重炮兵联队配给它，希望能助一臂之力，未料金泽师团立功心切，闭着眼睛哗啦啦一打，忽然大炮没声了，低头一看，原来炮弹全给打光了。

金泽师团旁边，就是名古屋师团。

喂，没弹了，能不能借点过来？

名古屋师团却早就锅底朝上了，它登陆的时间比金泽师团还早，哪有这许多炮弹可用。

同病相怜的两个师团都发起愁来。步炮协同的战术使惯了，一时间没了炮弹，都不知道怎么走路了。当然，炮弹还可以依赖后方补充，但是补充需要时间啊，再不往前攻，松井司令官就要拿着打人的棒上来了。

日本人果然是很有些搞发明的潜质，不是没弹药了吗，好办，拿竹子削一下，做成弓箭，然后浸点汽油，往守军阵地上射！

这招大概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作战双方经常这样用火箭对射，可见吾国名著在东瀛小岛上也很流行哩。

趁着这一间隙，陈诚请来了著名的广西桂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西自古民风剽悍，大明朝时即有“广西狼兵雄于天下”之说，那时候听到东南出了倭寇，连皇帝老儿都知道要征召广西人：朕的狼兵呢，快让他们去砍杀一阵。

西南诸省中能与广西人媲美的，只有湖南人，二者打起仗来都是嗷嗷叫，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时，几乎就是两省人在打仗——湘军主要由湖南子弟组成，而太平军的基础来自于广西老兄弟。

到了北伐，桂军像坐着火箭一样，一举超越了湘军，他们不再与北面的湖南人比，而是与东面的广东人比了。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钢铁二军”之说，“铁军”是指广东的第4军，“钢军”即指广西的第7军。

本来说要像税警总团那样守，但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坚持要通过主动进攻，打一场漂漂亮亮的闪击战。

10月21日，桂军第48军向日军发起进攻。

闪击要出敌不意，可惜这一目的实际并未能达到。经过重新补充，已经弹药充足的日军各师团竟然提前“闪击”了桂军——整整提前了12个小时，也就是说快了半天。

日本人在破译电报方面的能力极强，闪击战的失败，很有可能就是行动计划泄密的结果。

桂军在这一战中损失很大。

广西官兵作战英勇，战场之上，他们个个端着刺刀冲在最前面，人人唯恐落后，没有一个肯弯着腰或匍匐前进的。

这在内战中也是一种战术，而且很有效。因为彼时大家火力都不强，最怕的就是这样面无表情地径直冲过来，胆小的准得被吓得尿裤子。

可是外战不是内战，日军的枪炮太猛了，结果打到最后，就变成了类似于《火烧圆明园》里的场面，桂军一排排地往上冲，再一排排地被打倒，直至场上剩下最后一个旗手在血泊中挣扎。

白崇禧在后方听到战报后，痛苦万分，乃至于一连好几天都不肯吃一点东西。

攻是不可能了，只能再收回来守。

经过顽强固守，金泽师团投入一线的进攻部队被桂军打到了不堪境地，原先一个步兵中队有180人，相当于中方的一个加强连，现在只剩下了20人不到，连编一个班都困难。整个师团伤亡总计达到6000多人，也就是说主力的一半没了，要知道，这可都是经过多年训练的老兵。

其他师团更是惨重，第101师团伤亡已接近9000人，基干部队所剩无几，到了欲哭无泪的程度。

自发起新的攻势以后，日军伤亡率再次刷新纪录，向三万进军，总计伤亡数已接近六万！

日本师团的规模通常介于我们的师和军之间，基干部队大致在1.2万人左右，加上七七八八的特种配属部队，可以达到两万多，也就是说，若无补充兵源不断接济的话，此时可以直接取消番号的师团至少是4～5个。

上海太难打了。

这点不光松井没有预料到，来沪参战的日本兵，包括他们身后的国民也大多没有心理准备。

20世纪80年代，很多日本老人对中国的江苏和上海都非常熟悉，甚至能叫得出宝山、罗店、月浦、蕴藻浜、大场的名字。

我说的，还不是侵华老兵。

事实上，当时非常多的军人家属都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通知单。那是一份死亡通知单，上面战死一栏，无一例外都填写着以上那些地名。

这种刻骨铭心的印象，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难以自行消失的吧。

与此同时，则是华北战场“连战连捷”的消息不断传来。

华北方面军第1军占领了河北石家庄，第2军打到了山东德州，蒙疆兵团攻克了绥远的包头。

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

我们累死累活，几乎拿鲜血和尸体在铺路，却还是步履维艰，占领每一座阵地，都要死伤无数人，北方那帮家伙怎么如此轻松就能得手呢，难道我们面对的不是同样的中国军队？

松井实在想不通，但想不通也得硬着头皮上，因为实在是骑虎难下了。

他一边向统帅部告急，请求派出更多援兵，一边继续督师前进。

金泽师团又是首当其冲。

幸存者们，大家来集合吧，举行最后的誓师，向裕仁天皇亲授的军旗表决心，勇往直前，定夺阵地。

可是，看到前方战况如此之惨，官兵们都已心知肚明，此一去，必难生还，于是原本应该“壮怀激烈”的誓师会竟然变成了哀哀切切的告别会。

10月23日，南战场达到沸点。

经三日血战，桂军基本把精华都打光了，能拼能杀的老兵十不存一。此前，其他各军军官伤亡至多到团营级，旅级很少，但桂军光旅长就战死了六七个，有一个师的军官甚至全都伤亡了。

陈诚被迫将桂军撤下休整，防线也退至大场。

在陈诚撤军之前，上海派遣军发动的进攻几乎已陷于停顿，打不动了，特别是像第101师团这样的新兵部队，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一些官兵在日记中甚至有了悲观厌战的情绪。

可是守军一撤到大场，松井马上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精神重又振作起来。

他可以腾出场地，利用南面相对开阔平坦的地形，去着手建立一个陆上机场了。

其实从善通寺师团登陆川沙口开始，上海的天空已经很少能看到中国的战机了，日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因此松井的出发点，不是要进行空战，而是要发挥空中特种部队的独有优势，去打击陈诚的地面部队。

空中的此消彼长，缘于日军飞行战术的改变。

整整六周的相对沉寂，日本海军航空队并没有在家睡觉，而是关起门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楚，为什么看起来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远超对手的航空队，会较量不过相对孱弱的中国空军。

最终他们得出了结论，也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而这将给中国空军带来灭顶之灾。

当再次卷土重来，轰炸机周围已经布满了护航的单翼战斗机，它的名字叫96式。

96式是当时日本最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战斗机，它的速度比美国鹰式战斗机都要快得多。96式其实早就研制出来了，只是受“战斗机无用论”的影响，一直没派大用场而已。

9架轰炸机，配合着27架96式，中国空军出动了16架鹰式，结果11架被击落，而96式毫发无损！

陈纳德大为震惊，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96式不仅在性能上要略胜于鹰式，其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在整体上也要超过中国飞行员——哪怕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

与轰炸机飞行员不同，日军战斗机飞行员受到过严格的空中格斗训练，不仅配合默契，而且善于在空中制造各种各样的圈套。

比如诱饵战术。与陈纳德的“空中马戏团”一样，它也是由三架战斗机组成的，其中一架故意露出破绽，如果你分辨不出，被它诱进伏击圈，另外两架就会紧紧咬住你的机尾，直至将你击落在地。

又比如囚笼战术，实际上也是一种诱饵战术。

假如你忽然看到一组96式战斗机集体在空中翻滚，样子像松鼠在旋转的笼子里打转一样时，你千万不要试图去接近或攻击它们，因为那是一个可怕陷阱。

一旦你上当，被骗进这座“囚笼”，就会有一架日机悄悄地离开队伍，然后从你背后忽然出现，直至杀人于无形。

这些战术都需要有极高的飞行技术来配合，即使是顶尖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也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做到。

陈纳德曾亲自驾驶一架鹰式战斗机临近观察，不料连他自己都差点被困在“囚笼”里出不去。幸亏美国人飞行技术高超，采取了同96式一道翻滚的办法，才使背后的杀手未能找到可乘之机。

一流的飞机性能，一流的飞行技术，再加上一流的飞行战术，当96式护卫着轰炸机冲过来时，迎战的中国战斗机就像纷飞的雪花一样被击落下去，只有一些技术最好的才能做到驾机全速逃离。

当然还有死也不肯服输的男子汉，比如陈纳德的中国高徒刘粹刚。

看到日机天天在南京上空肆虐，而且如入无人之境，他气得哇呀呀大叫——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誓斩尔等鼠辈！

就像《三国演义》中关云长那样的猛将，一捋颔下长须，大喝一声：取我宝刀过来。

在登上战机之前，刘粹刚把身上的钱包取出来，交给机场上的一位东北老乡：钱包里的钱不多，如果我战死当场，将来捐给抗战者，聊表一点心意。

刘粹刚单机杀向敌群。

刚闯进去就落入埋伏，后面突然杀出的一架96式，一口将刘粹刚死死咬住。

刘粹刚拼命摆脱，但鹰式仍然受了伤。受伤之后，战斗机开始失去平衡，只能左转，不能右拐，甚至有坠毁的危险，而日机仍然不依不饶，紧追其后。

你高飞，他就高飞，你低掠，他就抵掠，凭借高出一筹的爬升和速度，牢牢地压着你一头。

两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96式已经贴近鹰式的尾部，日军飞行员兴奋莫名，在他看来，猎物已经插翅难逃。

处于这种情况下，既使你是王牌飞行员，百分之一百也得缴枪或者完蛋。

然而就在日机要瞄准射击的一刹那，令人惊诧的一幕出现了，中国飞机忽然来了一个“巧妙的急转弯”，这一动作从轨迹上看，像一个直“8”字。

立刻，鹰式脱离了96式的射程和火力范围。

百分之一百要完蛋了，可刘粹刚却属于那百分之一百零一。

日军飞行员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在他看来，对手已经是个身上插了箭的兔子，纵使垂死前还能来几个救命动作，相信也蹦跶不了几下。

你来直“8”，我也会，不过依葫芦画瓢而已。

一次，两次，两个空中格斗的高手都用上了全部力量，汗水涔涔而下。

两次直“8”字的单臂大回旋之后，刘粹刚仍然没有能够摆脱追杀，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被其一口吞噬的可能。

这场空中追逐赛，已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死神不断鱼跃俯冲，它张开血盆大口，逼视着决斗的双方。

耳边，似乎已经听到牙齿咬啮肉块的声音。

地面上响起了一阵阵惊呼声，那些躲避空袭的人们提前从防空洞里走出，做了“空中大肉搏”的现场观众，在极度惊险的一刻，有的人忍不住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他们实在不愿再看到自己的英雄自空而落。

直“8”第三次。

一升一降，一擦一过之间，日军飞行员忽然猛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在后，现在却变成了在前。

这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电光火石，几乎让人难以察觉。

但已经足够了。

身后的刘粹刚反客为主，一串长射后，96式应声落地。

地面上的人们惊呆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微妙的变化出现在什么时候，只看到日机冒着白烟，撞到地面，然后粉身碎骨。

前后，仅几分钟而已。

一摸案上杯盏，热酒尚温。

本来已经成为别人的猎物，但临时可以自己再造一个伏击圈，反过来将对手装进笼子，这种胆略和技术连日军王牌飞行员也惊羡不已。

可是这样击落96式的场面毕竟少之又少，刘粹刚当时也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升空作战的。

陈纳德看到，许多飞行员战死沙场，优秀者越来越少。

为了留下种子，他不得不采取措施，把他认为最优秀的飞行员都尽可能暂时“雪藏”起来，可是他也知道，这些幸存者就像是室内靶场中不断移动着的靶子，也许这次躲过了死亡的追逐，下一次未必会那么幸运。

在暴风雪中，花朵的凋零，只是早晚而已。

1937年10月27日，刘粹刚在一次迫降时，由于缺乏夜航设备，意外地与地面一座小楼相撞，机毁人亡。

11月21日，高志航在河南周家口机场遭到日军航空队突袭，被炸身亡。

高志航在兰州试飞苏联飞机时，曾让人捎信给空军司令部的同乡：苏联战机速度够快，战胜96式有望，日必败，我必胜，我们不久就可以回东北老家了。

唐人有诗曰：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可是终究，这些东北籍飞行员大多数都没能活着回去，世间之不幸，真非人所能逆转。

悲情还在继续。

12月3日，有“江南大地之钢盔”之称的四川籍飞行员乐以琴升空作战。当时他的鹰式座驾已经破损不堪，只能临时驾驶机场内的最后一架意大利战斗机。

意大利飞机性能很差，转身慢，爬高慢，什么都慢，乐以琴驾着这架破机，犹如戴着枷锁在跳舞。

很快飞机就中了弹，由于打开降落伞较晚，乐以琴坠地牺牲。

至此，中国空军“四大天王”没了三席，站在前沿的优秀飞行员伤亡殆尽。

有一天，宋美龄让陈纳德陪着她一道去迎接归航的飞机。

一共11架，当它们降落时，一架冲出跑道，栽入稻田，一架翻着筋斗，起了大火，一架撞上了来救火的汽车……

11架有5架失事，4名飞行员丧生。

这都是意大利教官培训出来的飞行员，没有优秀者，只有让他们上了，而上去之后就是这个结果。

宋美龄目瞪口呆，她哭着问陈纳德：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陈纳德无言以对，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上帝，事到如今，还能够怎么办。

进入10月，中国空军参加淞沪会战的80架飞机，只剩下了不到12架，确实是连神仙都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