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

有一位同学性格偏狭急躁，看到曾国藩的书桌被放在窗前，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户外射来的，你往窗前一坐，光线不是让你遮住了吗？赶快挪开！”

曾国藩语气平和地问他：“你叫我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床边好了！”

曾国藩一声不吭地照做，果然把书桌移到了床边。

曾国藩学习很刻苦，晚上还要用功。这位同学又嘟囔开了：“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

曾国藩没办法，只好改为低声默诵。

不久，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考中了举人。捷报传到，那位同学这个羡慕忌妒恨啊，当即怒气冲冲地对曾国藩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

曾国藩听了没有跟他计较，反倒是旁边的同学不服气了，质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哼了一声，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

如此无理取闹，不可理喻，同学们都替曾国藩打抱不平，但曾国藩仍然毫不在意。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其超人气度可见一斑。

走上仕途之后，曾国藩给人的印象却是极其较真儿，许多时候都一码归一码，似乎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但其实在私事和个人荣辱上他一直都相当豁达，有了战功恨不得全部归于同事或部属。这也是他能够仅凭道义来统摄湘军众将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在意和计较的是公事，所谓“直道对官场”。这种在意和计较让他吃了不少苦头，那一年他不顾一切地奔父丧回籍，朝廷自然是有意见，连湖南地方也对他多有诋毁之辞。

在异乡孤立无援，人见人欺也就算了，没想到回家乡还得承受这么多莫须有的攻击，曾国藩内心十分痛苦，因此得了比较严重的失眠症。

好友欧阳兆熊听说曾国藩的情况，便推荐曹耀湘前去治病。曹耀湘懂得医术，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在做完初步诊断之后，他告诉曾国藩：“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岐黄是中医的代称，黄老则泛指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古代士大夫往往儒道互补，在仕途得意时强调儒家的积极进取，失意时便以道家的清静无为来作为精神寄托。曹耀湘看出曾国藩所得的失眠症其实源于心病，是遭到严重挫折后的必然反应，他认为单纯的医药治不了曾国藩的病，学一点道家的人生观，倒或许有用。

曾国藩本来就是个博古通今的聪明人，被曹耀湘点透后，立刻变得豁然开朗，多少原先一直想不通的事一下子都能想通了。在日记中，他这样记述自己的感悟——

细细想来，古今亿万年，没有穷尽，可是人生也就只有几十个寒暑而已；大地数万里，看不到边界，但人生活在大地上，白天不过住一间房子，晚上不过睡一张床罢了；书籍浩如烟海，一个人就光是过一过目，他一辈子所能看过的书，也仅是九牛一毛；人情百态，事变万端，一个人水平再高，力量再大，他一辈子所能办成的事，亦只是沧海一粟。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不知不觉，曾国藩的境界与之相合了，他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作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叫作过刚则折，什么叫作能屈能伸。

曾国藩的性格至此发生了重大转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一贯的刚直中掺进了“柔道”，即所谓刚柔并济，内方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