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动荡乱世的人，注定是无奈的，动荡的，飘零的，即使是才女、名士、神医也不例外。乱云飞渡，乱象丛生，局势瞬息万变，个体显得那般渺小，根本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势必要成为大时代玩弄的棋子。甚至连有能力操控他人生命的一代枭雄曹操也感到强烈的焦虑不安，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悲叹。

远送新行客，岁暮乃来归。

入门望爱子，妻妾向人悲。

闻子不可见，日已潜光辉。

孤坟在西北，常念君来迟。

褰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

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

生时不识父，死后知我谁。

孤魂游穷暮，飘摇安所依。

人生图嗣息，尔死我念追。

俯仰内伤心，不觉泪沾衣。

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孔融《杂诗·远送新行客》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重大事件频发。这一年，对曹操、孙权、刘备等有志称霸天下的风云人物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堪称人生的转折点。

正月，东吴孙权麾下第一大将周瑜引军进击驻守夏口的江夏太守黄祖。黄祖为荆州牧刘表部属，与孙权有杀父之仇，多年来不断遭到吴军攻伐，此次终于兵败，于逃亡途中被杀。夏口遭屠城，数万百姓被吴军掳往江东。

六月，雄霸西凉的一方诸侯马腾接受曹操官职，单身到京师许都归附，马氏在关中的势力均为曹操所控制。

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此时的曹操身任东汉丞相，兼领冀州牧，名义与事实上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距九五宝座尚有一步之遥，但在汉献帝刘协完全成为傀儡的情况下，已然是名副其实的至尊掌权者。

八月，荆州牧刘表在曹军强大的兵势压力下，忧心忡忡，旧病复发而死。

九月，曹操大军抵达新野，刘表幼子新任荆州牧刘琮奉降表，迎曹操入荆州。荆州军队七八万人均为曹操收容，其部兵力达二十多万人，军力急剧扩张。屯守樊城的刘备听说刘琮投降曹操，急忙率军向江陵撤退。曹操闻讯亲率五千精骑追赶，一天一夜急行三百余里，终于在当阳长坂追上刘备。刘备大败，抛弃家小，仅率数十骑逃走。

十月，曹操占据重镇江陵，得到大量军用物资，实力大为增强。至此，荆州八郡中的南阳、章陵、江夏、南郡江北四郡均被曹军占领。曹操得意扬扬，狂妄不可一世，随即准备顺流而下，进攻江南，消灭孙权及刘备残部，一统天下。

十二月，“赤壁之战”爆发。曹操大军自江陵沿江东下，在赤壁和孙权、刘备联军隔江对峙。联军主帅周瑜听从部将黄盖建议，用诈降之计，以火攻曹营。曹军大败，曹操狼狈不堪，率残军从华容道撤退。

同月，孙权亲自带兵包围曹军镇守的合肥，进攻百余天，城不能下。后曹操亲自率军来救，孙权仓促退兵。

十二月，刘备率军攻打荆州在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四郡太守皆降。刘备兵不血刃，轻易占领了荆州八郡中的江南四郡。随后，刘备又以心计及手段从孙权手中借得了荆州江北四郡，从而完全控制了荆州，为日后进取蜀地、三分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年，尽管发生了这么多大事，因战事伤亡者多达数万人，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过是动乱岁月中司空见惯的一年而已。

但是这一年却在一个年仅四岁的小男孩的稚弱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名字，叫作山涛。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县人。这位日后成为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之一的人物，既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大、性格最沉稳者，也是官位做得最高者。此时的山涛，还只是个贫苦无依的孤儿，其父山曜虽然当过宛句令，但却早死。幼小丧父的艰难生活磨砺了山涛的意志，他少小聪慧，善于察言观色，能根据风向圆滑处世，这一秉性对他日后稳居高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四岁的山涛并没有留意本年所发生的一系列“军国大事”，而他与他的家族所关注的，恰恰是两件当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情。

第一件是年初的时候，流落匈奴十二年的大才女蔡琰终于从漠北回到中原。蔡琰字文姬，是汉末名士蔡邕之女，早年战乱时被匈奴掳走，被迫嫁给匈奴左贤王为侍妾，还生下了两个儿子。当初曹操未发迹时，曾受前太尉乔玄知遇之恩，与乔玄属吏蔡邕交好，曾有“管鲍之交”一说。他听闻蔡邕独生爱女蔡琰流落异乡之事后，起了怜悯之心，遂派周近出使匈奴，用黄金及一对玄玉璧为代价，赎回了蔡琰。

蔡琰思念故国已久，虽得以归汉，却被迫与亲生骨肉生生分离。在极端矛盾的痛苦情感驱动下，她创作出了长诗《胡笳十八拍》，后又改成乐曲，移情于声，借用匈奴胡笳善于表现思乡哀怨的乐声，融入汉地古琴声调之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

文姬思乡，离子凄楚，深沉哀怨，撕裂肝肠。此曲将汉、胡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亦伴随作者蔡琰本人的“浩然之怨”而流芳百世。

第二件是当年八月，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处死，其妻子、儿子同时被杀。

孔融是大圣人孔子第二十代孙，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逸闻趣事颇多。他四岁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大盘梨到孔家。孔父让孔融七兄弟按年龄挑选，最小的老七先挑走了一个最大的梨，轮到孔融，却只选了一个最小的梨，还说：“我年纪最小，应该吃小的梨，剩下的大梨留给哥哥们吧。”孔父听后十分惊喜，又问：“那老七也比你小啊。”孔融回答说：“正因为老七比我小，我是哥哥，所以我也该让着他。”这便是著名的“融四岁，能让梨”的典故。

孔融十岁时，随父亲来到京师洛阳，前去拜访河南尹李膺。当时李膺名声极大，只接待名人和通家。孔融来到李府门前，很严肃地对守门人说：“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请通报。”守门人见他虽然是个小孩子，却是一本正经，怕怠慢贵客，只好进去通报。李膺急忙让人请进，却发现并不认识孔融，便问道：“你说我们两家世代交往，我怎么想不起来？”孔融回答说：“五百年前，我先人孔子曾经向你的先人老子问礼，同德比义，早有师生之谊。我们孔李两家难道说不上是累世通家吗？”在座的人听了无不暗暗称奇，李膺也称赞孔融将来成人后“必为伟器”。

孔融十六岁时，朝中宦官把持朝政，搜捕、诛杀正直敢言之士。名士张俭为宦官追捕，因与孔融之兄孔褒交好，便逃到了孔家。刚好孔褒不在，孔融便自作主张收留了张俭。不料事情败露，孔褒、孔融均被捕入狱，两兄弟争相认罪。孔融由此声名显扬，成了时人称颂的大名士。

出仕东汉朝廷后，孔融先后任侍御史、司空掾、中军侯、虎贲中郎将、议郎等职。因得罪权臣董卓，被有意派到黄巾军最活跃的青州北海郡担任国相，因颇有政声，时人又称他为“孔北海”。

在北海任上时，孔融曾一度遭逢乱军围困，破城在即。幸亏他曾于青州义士太史慈有恩，太史慈凭勇力单骑突出重围，请来刘备军援救，孔融才得以脱困。彼时孔融名气极大，刘备亦以对方能派人向自己求助为荣耀，特意表荐孔融领青州刺史。

曹操崛起后，迁都许昌，挟天子汉献帝以令诸侯，因仰慕孔融的名气，召他担任将作大匠、少府、太中大夫等职。孔融少年成名，恃才负气，自许大志，有匡扶汉室之心。他见曹操专权，渐露簒权之心，便经常借事嘲弄忤逆曹操。曹操起初忌惮孔融的名声，“当时豪俊皆不能及”，隐忍不发，但渐起嫌忌之心，到了建安十三年（208年），终于忍不住捏造“违反天道、败伦乱礼”之罪名，将其处死。

蔡琰、孔融以及之前一样为曹操忌杀的神医华佗三个人的际遇，代表着三类人的命运。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强烈的暗示。

生在动荡乱世的人，注定是无奈的，动荡的，飘零的，即使是才女、名士、神医也不例外。乱云飞渡，乱象丛生，局势瞬息万变，个体显得那般渺小，根本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势必要成为大时代玩弄的棋子。人生又是那么煎熬，要时刻面临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在世人的痛苦中，光阴无情地流逝，外在的功业迅速湮灭。甚至连有能力操控他人生命的一代枭雄曹操也感到强烈的焦虑不安，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悲叹。一切都好比晨露转瞬即逝，失去的时日实在太多！

同样在这一年，山涛的表姑父司马懿被天下最有实力的豪杰人物曹操强征为文学掾。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出身于河内大族、儒学名门，祖上许多人都做过汉朝大官。其父司马防任京兆尹时，曾举荐曹操为洛阳北部尉，对其有知遇之恩。

这一年，司马懿刚好步入而立之年。他虽然年轻，却成名已久，史称其人“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被时人视为不世奇才，也是声名远播的大名士。曹操早就听说过司马懿的大名，遂屡次派人召他出任官职。司马懿起初信奉的还是儒家“忠君忧国”的思想，虽然“常慨然有忧天下心”，但见曹操挟汉家天子以令诸侯，视汉献帝为手中玩物，很不以为然，对其人是宦官之后更加鄙视，便借口自己有风痹病，无法出仕。

曹操素来机警多疑，怀疑司马懿有意推托，派人夜间去刺杀他，试其真伪。心计深沉的司马懿早有准备，故意躺在床上，刺客刀伸到眼前都一动不动，像真的染上风痹一样，这才瞒过了曹操的耳目。

然不久后某日，天突然下起了暴雨，司马懿想到外面还晒着书，爱书如命的他，竟不自觉起床去收书，刚好被一个婢女看见。其妻张春华怕婢女泄密，便亲自动手杀了婢女灭口。事后，司马懿对张春华极为敬重，认为妻子智识过人，定能辅佐自己成就大事。

不过，谎言毕竟只瞒得过一时，瞒不过一世。所谓通才得志、怪才得誉、奇才遭忌，曹操后来又想起了司马懿，以曹氏个性而言，这样声名远扬的人物不罗致门下，终究不能放心，便再次派使者去召司马懿，并以强硬姿态下令道：“若复盘桓，便收之。”意思是，如果司马懿再有任何迟疑推辞，就立即逮捕下狱。

之前神医华佗便是因为不肯赴召而被曹操以酷刑杀死，此时又距大名士孔融被杀不久，司马懿惊惧异常，担心祸及家族，只得乖乖屈服，被迫出仕，到曹操手下任职。

这一事件，令司马、山氏两大家族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众人深深感受到了强权淫威的不可抗拒性，其中也包括年幼的山涛。后来山氏族人在对山涛的教育上，刻意选择了讲究“清静无为”的老庄之学，要他一切顺应自然，不必有所作为。“从小看大，三岁知老”，人的婴幼儿时期的环境和际遇往往对其一生有着定型性的影响。山涛耳闻目睹，自小也养成了小心谨慎、隐忍自晦的性格，甚至他很早就培养出了对险恶政治的高度警觉，正是这一点，使得他日后成为“竹林七贤”中最懂得进退有据的人物，成功避过了数次权力斗争的旋涡，并在合适的时机审时度势，跻身高位，最终得以善终。

两年后，山涛六岁。这一年的春天，曹操发布了《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要求部下推举人才可以不拘品行。这一举措，虽然表达了曹氏求贤若渴的心情，却也显示出了他本人对传统儒家学说毫不留情的轻蔑。儒家传统用人标准是“唯德是举”，所谓“士依于德，游于艺”，“德”在儒家思想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高度。而在胸怀大志的曹操心中，真正的人才并非品德高尚、推行教化、讲求道德的硕儒，而是能治国强兵、平定天下的进取之士。他这一崇尚才智轻视礼制的态度，实际上是给予了儒家学说以重大打击。

而后来名列“竹林七贤”之首的阮籍刚好出生在这一年。日后，阮籍长大成人，已然忘记了这一年曹操《求贤令》对传统儒家的公然羞辱，也一度想要锐意进取，发扬儒家精神，最终遭到了惨败。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与山涛一样，阮籍也是幼年早孤，他三岁时，父亲阮瑀即染病去世。阮瑀字元瑜，是当时的大名士，与孔融同列“建安七子”，年轻时曾受学于同郡名士蔡邕，被蔡邕目为“奇才”，因文才出众，落笔成章，很得曹操重视。起初，阮瑀不愿意出仕为官，躲藏在山中，曹操命人放火烧山，这才将阮瑀逼了出来。曹操执政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陈琳二人所拟。阮瑀才思敏捷，落笔成章，所作的章表书记均很出色，《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曾是轰动一方的名作。

阮籍幼年丧父后，只与寡母、兄长阮熙及姊姊相依为命，家境相当清苦，他却能从逆境中奋发向上，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尤其酷爱研习儒家经典，立志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榜样。由于受到儒家建功立业、忠君忧国的理想人格模式，以及其父阮瑀作品的熏染，尽管生于乱世，阮籍自小便有宏伟的济世大志与不凡的政治抱负，因而刻意广泛培养兴趣，学习击刺武艺，好长啸，善弹琴。

阮籍成长的时期，天下虽然依旧战乱纷扰，但曹操所统治的北方相对平静稳定，尤其经过大规模的屯田制度后，生产力开始恢复，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逐渐愈合，社会呈现出由乱到治的转化。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无疑令有识之士振奋不已，阮籍也表现出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渴望能在现实的世界中有所作为，用自己的才华在梦想中起舞——志在统一中国，立功于千里之外。

公元219年，阮籍十岁，已经成长为一个多才多艺的激昂少年。这一年，恰好是时事剧烈变化的一年。

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在沔阳设立坛场，集合群臣将士，拜受玺绶、王冠，即王位，以其子刘禅为太子。又大封群臣，以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刘备称王后，还治成都。

同月，刘备大将关羽向曹操大将曹仁镇守的樊城发动进攻。关羽勇猛善战，时称“万人之敌”，是天下最有名的勇将。他用计水淹于禁七军，樊城被淹后，水面离城楼只有数尺，形势非常危急。

十月，曹操亲赴洛阳，指挥襄、樊战局。其时，曹操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均投降了关羽，关羽军威极盛，号称“威震华夏”。曹操担心京师许都有失，想暂时迁都，以避关羽锋芒。丞相军司马司马懿极力劝阻，并献上离间计，提议用利益关系鼓动东吴孙权派军从后袭击关羽。曹操立即派人通使孙权，孙权果然派大将吕蒙袭取荆州。关羽腹背受敌，急忙撤围南还，近在咫尺的樊城终于未能攻下。

十二月，进退失据的关羽被孙权军士活捉，随即处死，当年被刘备以“借”之名义占据的战略要地荆州终于回到了东吴手中。表面上素为盟友的孙权与刘备自此完全撕破了脸皮，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同年，孙权在取得荆州后，上表向曹操称臣，请曹操代汉自立。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群臣，说：“孙权这个人居心叵测，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

群臣心知肚明，便趁机向曹操劝进，请求曹操代汉献帝称帝。曹操回答道：“若天命在我，我为周文王矣。”大意是说，即使我代汉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也不想称帝，而是要像昔日的周文王一样，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其时，曹操虽无天子之名，却早已有天子之实。两年前，汉献帝已经诏令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均依天子礼称警跸，曹操王冕则用十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

这一年，曹操六十五岁，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大概他已经料到自己时日无多，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上“篡汉”的名义得到皇帝之尊位，也是枉然。

事情正如曹操所预感的那样，收到孙权劝进书信后没几天，他便生了重病，从此卧床不起，苦挨过次年（220年）新年，终于还是死在了正月。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然而，在当了九个月的魏王后，曹丕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开始采取种种手段，不断向汉献帝施加压力。

汉献帝名刘协，为汉灵帝次子，其生母王美人备受汉灵帝宠爱，后为好嫉成性的何皇后所杀。汉灵帝崩后，先是何皇后所生嫡长子汉少帝刘辩继位，董卓篡朝掌权后，改立刘协为汉献帝。自登上皇位之始，汉献帝便沦为权臣的玩物。虽然他亦心怀大志，在皇后伏寿的协助下，巧妙利用武将董承等人，逃出了董卓部将的挟持，却又为曹操控制。汉献帝不甘心为傀儡，曾先后几次密令旧臣除去曹操，结果事情败露，徒令多人丧命，包括皇后伏寿及两名皇子在内。之后，汉献帝被迫立曹操之女曹节为皇后，从此内外均处于严密之下，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这个做了大半辈子木偶的皇帝，不仅复兴汉室无望，最终连自己也没有摆脱被取代的命运。公元220年十月，汉献帝被迫告祭祖庙，宣布退位，并将象征皇权的玺绶诏册，包括代表至高无上地位的传国玉玺，一并奉交给曹丕，名为“禅让”。

“禅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权转移的一种方式，即皇帝主动将帝位让给他人。上古尧舜禹时期，政权交接就是采用禅让制度，即皇帝死前，不是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要传给众望所归的圣贤——接受禅让的人，必须是道德上的完人，需经过四岳的讨论、推举及政绩的考验后，才能执掌政权。尧在位七十年，年老时选中了名声很大的鲧做自己的继承人。然而鲧由于治理洪水不力被废，四岳重新推举，又选中了品德很好的舜。尧对舜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发现他确实名不虚传，于是将帝位传给了他。舜年老时，又将帝位传给了治水成功的大禹。

在士人心中，禅让制度的本质是“天下为公”，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代表着圣贤政治。然而，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却演变成了赤裸裸的“天下唯有力者居之”。

曹丕虽然达到了目的，志得意满，毕竟还是个文人，需要一些仁义道德来装饰门面。为了掩饰“禅让”变质的尴尬，他在即位后说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大意是说，原来古代所谓先贤圣明舜、禹禅让的真相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我今天才知道。其实就是质疑昔日尧、舜自愿禅让的真实可信性。

这确实是一句惊世之语。时人反应不一，有沉默，有冷笑，有怀疑，也有攻击。几乎所有的士人都认为，这不过是曹丕以他自己的私心来度昔日舜禹之腹，明显是吃不着葡萄还说葡萄酸的心态。虽然之前《韩非子》中也曾怀疑舜禹禅让的真实性，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但曹丕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质疑尧舜禅让真实性的皇帝。在儒家学说中，上古是一个淳朴而美好的时代，执政者采取和谐谦让的禅让制度，大圣人孔子更是赞其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曹丕这句话虽然本意是粉饰自己继位的正当性，但另一方面也是对儒家学说体系的重大否认。

离奇的是，六十一年后，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有盗墓者盗掘魏国古墓，挖出数十车竹简。这批沉寂地下五百余年的竹简后被整理成一部史书，名为《竹书纪年》，被认为是古代唯一一部未遭秦火和儒家篡改的编年体通史。

其中十三篇《纪年》，详细记载了自尧、舜、禹、汤到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事。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则与孔子系统整理过的《尚书》大相径庭，倒是支持了曹丕的说法。里面提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意思是舜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尧及其太子丹朱，公然夺取了帝位。又提到舜上台后，立即铲除了忠于尧的四大重臣共工、欢兜、三苗、鲧，这才巩固了政权，这一处倒是与《尚书》所说的“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吻合。至于之后舜禅位于大禹，是因为大禹治水建立了不世之功，万民拥戴，舜不得不让出天子位。

且不说《竹书纪年》是如何以冷酷的笔调揭露了儒家虚伪的“为尊者饰”，单说曹丕的这句“舜禹受禅，我今方知”，也足以颠覆儒家的上古史学体系。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儒学的节操、学问在这一段时期似乎变得无用武之地，它已经陷入了某种无能为力的困境。而这种困境，也正是日后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们的困境。

于是，在照例三让之后，曹丕坦然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于公元220年十月二十九日升坛受禅，就此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魏文帝，并改国号为魏，建元黄初，定都洛阳。同时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至此，东汉王朝正式灭亡，共历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此时的曹丕意气风发，无论如何都料想不到，不仅他自己是个短命皇帝，只在位六年，而且其一手开创的魏朝亦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短命王朝，仅仅存在了四十五年，便为司马氏所终结。而始作俑者，正是被其父曹操强行征召出仕的司马懿。

对阮籍来说，新皇帝登基并不是一件坏事。魏文帝曹丕是他父亲阮瑀生前交往密切的文友，阮瑀死后，曹丕怜悯阮籍母子孤弱，还特意写了一篇《寡妇赋》，序中称：“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序中所提“遗孤”，便是指阮籍。曹丕看在故交老友分上，对阮籍母子素有照顾，而今他当上了皇帝，局面只会对阮籍更加有利。

然而正是黄初元年这一年，少年阮籍开始怀疑他治平天下、积极进取的理想。随着时光的流逝，失落感和压抑感越来越强烈，他开始慢慢明白，即使乱世出英雄，那样的“英雄”也一定不会是他这种人。苍天乃死，百姓颠沛流离、食不果腹，当权者只知道争权夺利、铲除异己，叫天下有识之士如何建功立业？又如何忠君忧国？实际上，乱世中没有英雄，只有成败，最终得势的只是小人。正因为有这样透彻的觉悟，十一岁的阮籍下定了绝仕之心，“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气，开始在他身上消退隐去。

曹丕代汉自立为帝事件本身彻底击破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而在先秦诸子中，以儒、道两家视野最为开阔，思想也最为深邃，既然儒家学说失去了诱惑力，道家学说开始进入士人们的视野。阮籍理想仕途受挫后，也开始由研读儒家经典转向老庄之学，试图超越现实，从“清静无为”中去寻求精神世界的宁静。然而，对于自小胸怀大志的阮籍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矛盾，超越中自有一种沉重，也就此埋下了他一生在思想与现实间踌躇摇摆的种子。处在一个动乱、伪善、龌龊的时代，士人命运流离，面临理想破灭、道义沦丧的现实境遇，其精神创伤和内心痛苦是不待言的。

因“少加孤露，母兄见骄”，委屈彷徨的心事无人诉说，悲观与绝望的情绪与日俱增，阮籍逐渐由志气宏放变得任性不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他甚至开始有意放荡自己，流露出性格中极为孤傲怪僻的一面，经常酗酒无度，“啸歌伤怀，独寐寤言”，又时常单独驾驶着车马，率性随意行走，到无路可走时，便失声痛哭一场，落落寡欢地站立半天，再沿原路返回，踽踽身影，甚是可怜。时人对其行为很是不解，多谓之“痴”。

阮籍成人后，一直未步入仕途，以他的才华声名以及家族与曹氏政权的关系，出仕其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然而昔日曹丕导演的“禅让”丑剧，早已经令他完全看明白了社会的实质，对虚伪礼制的愤怒也在那一刻深藏在了心里。阮籍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曾随同兄长阮熙出游，兖州刺史王昶久仰阮籍大名，特意请与其相见。王昶也是当时的大名士，以才学著称，阮籍却始终面无表情，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留给王昶“此人不可度量”的印象。阮籍这种静默的姿态，并非故作深沉，而是他对昏乱时政的无声抗议和消极反抗。

更有甚者，阮籍开始有意蔑视礼教，遇到礼俗之士或自己厌恶的人，便有意将眼睛上翻，露出眼白，表露轻视憎恨之意；遇到喜爱的人，才正眼相看，青黑的眼珠在中间，表示尊重，这就是“青白眼”典故的来历。

只不过阮籍的崇自然而斥礼法，仅仅是激愤下的放纵表现，并不是出于真心，在他内心深处，依旧是“把礼教当宝贝”。而他最大的悲剧，还不在于口不对心，而在于他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如纵酒、弹琴、长啸、咏怀、任诞及潜心研究玄学等来超脱于现实，却依然不能逾越。既然注定无法沉寂，他便还要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忍受无穷无尽的煎熬。

阮籍的作品也充分体现出这种巨大的压抑下无处发泄的痛苦，他所创作的一系列诗歌，虽然形式曲折，辞旨隐晦，但那种激愤的情绪隐约闪烁可见。他还创作了一首短小的古琴曲，名为《酒狂》，曲风张扬，情感激越，在以崇尚中和为主流的古琴曲中独树一帜。音乐采用了罕见的三拍子曲式，句式简练，短小精悍，内在含蓄，意味深远。《神奇秘谱》中解道：“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是。岂真嗜于酒耶？有道存焉！妙妙于其中，故不为俗子道，达者得之。”这支怪异奇特而又矫矫出众的曲子，其实是一个孤独者的哀音。纵然无人能懂，却也无端怅然。

个人之命运际遇，始终依附于家国兴衰。阮籍的孤独，也仅仅是时代的孤独。就情趣相投而言，他至少还有六个志同道合者，即众所周知的“竹林七贤”。而阮籍一生中的最大知己嵇康，实则比他本人的悲剧色彩还要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