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失宠，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他不够艰苦朴素。

第二，他不够谦虚谨慎。

先看第一点，艰苦朴素的问题。隋文帝是个非常节俭的人，当了皇帝之后也还保持节俭的本色，每天只吃一个荤菜，穿衣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是，到了杨勇的时候，国家已经富裕起来，国库里的绢帛都多得没地方放，杨勇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就比爸爸高出了许多，开始向往精致的生活。

有一次，他居然想用金银去装饰一副从蜀地运来的铠甲，这可把隋文帝气坏了。铠甲是防身用的，装饰得那么花哨干什么！为教育儿子，文帝板起面孔说：“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观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常所食也。若存记前事，应知我心。”大意是说，帝王要想统治长久，就不能奢侈享乐。你以后是要当皇帝的，所以要特别注意节俭。就拿我来说吧，当了皇帝之后，我特意保留了一身过去穿的旧衣服，随时提醒自己不忘本，现在，我也把这个好方法传授给你。我要赏给你一把旧刀和一盒酱，刀是我用过的，酱是我当年常吃的，希望你随时看看这两样东西，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

老爸也是老板，说得自然没错，杨勇只好唯唯诺诺地接受过来了。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评价这件事？老实说，虽然隋文帝讲的居安思危并没有错，身为一个皇帝，主动约束自己也非常可敬，但是就事论事，杨勇也不乏令人同情之处。仔细想想，杨勇面临的问题和我们这一代人颇有相似之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眼看着国家一天天繁荣起来，当然也乐于享受一下这繁荣的成果，花钱难免随意了一些，而我们的父辈大半生都在艰苦奋斗，花钱往往更仔细。两代人生活经历不一样，观念不一样，很难绝对说谁对谁错，但是，老辈人难免还是要唠叨，说我们不懂事。这里面，其实有着微妙的张力。

问题是，我们的父辈都是老百姓，他们对我们看得惯也罢，看不惯也罢，其实对我们未必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隋文帝就不一样了，他可是皇帝，他对太子不满意，这难免让一部分人紧张兮兮，也会让另一部分人心生他想。

再看第二点，谦虚谨慎问题。太子怎么不谦虚谨慎了？这其实是一次冬至节惹的祸。

按照古代的礼仪，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因为从这一天开始，阳气就逐日增长了，阳气象征着为君之道，所以冬至那天，文武百官都要朝贺皇帝。太子是储君，按照当时的规矩，百官在朝拜完皇帝之后还要去东宫觐见太子。

这一年冬至的时候，百官又按照惯例，去给太子朝贺，杨勇也相当排场，让乐队演奏迎宾曲，自己则身穿礼服，大模大样地接受百官罗拜。本来，杨勇这样做也是南北朝的惯例，而且恐怕往年都是这样搞的，但是这一年，不知道为什么触怒了隋文帝。

隋文帝问朝臣，我听说冬至那天文武百官都去朝觐太子了，这是什么礼数？有个大臣回答说，百官见太子应该叫贺，不应该说朝。隋文帝说，既然是贺，那就应该是三五成群，谁愿意去谁去，怎么文武百官都排着班去了？而且，太子又是穿礼服，又是奏乐，比我排场还大，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帝？

发了一顿无名火之后，隋文帝马上下了一道诏令：“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国家制定礼仪就是要区别人的身份、等级，皇太子虽然是储君，但毕竟还不是君主。现在他的身份，不还是臣子吗？而你们这些大臣，居然也像对待我一样，去朝贺他，还要给他上贡，这不合典则的事情，从今以后，再也不许这样做了。

很明显，杨勇这个娄子捅大了。用金银装饰铠甲还只是生活态度问题，而大模大样地接受百官朝贺可就涉及最敏感的权力问题了。

隋文帝是一个猜忌成性的皇帝。因为他自己的皇位是篡来的，所以总担心别人也像他一样篡权。因此，对人格外防范。现在一看太子丝毫不懂得谦虚谨慎，排场比自己还足，他的猜忌心一下子就膨胀起来，这小子，想当皇帝的心也太急切了吧。从此，隋文帝对杨勇就更加看不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