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殷鉴不远 一、赫赫暴君

到此为止,隋炀帝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告一段落。我们回顾了隋炀帝未当皇帝之前的机关算尽,也铺陈了他当皇帝之后的雄才大略,还探讨了他东征西讨、滥用民力,最后落得土崩瓦解、破国亡家的悲惨结局。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他给继之而起的唐朝又留下了什么?

先看第一个问题,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我想,有三个评价同时成立。

第一,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皇帝。

第二,他是一个有功业的皇帝。

第三,他是一个有重大道德缺陷的皇帝。

先看第一个评价,隋炀帝是一个有魅力的皇帝。他有两大魅力锐不可当。

第一个魅力是志存高远。在隋朝建立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乱世。这几百年间,固然不乏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那样的英主,但更多的却是一些或暴虐或庸碌的昏君。就比如隋炀帝亲自俘虏的陈后主,每天所思所想,无非是淫词艳曲、风花雪月,甚至最后亡国之际,还不忘左拥右抱,跟两个美人一块儿跳井。这样的皇帝,一辈子只知道醉生梦死,穷奢极欲,何尝想过怎样才能当一个有为的皇帝,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隋炀帝就不一样了。他真是个有志向的皇帝,他就是要创建大业,就是要超迈前古。在国内,他一直瞄准了盛世天子汉武帝;在国际上,他则要当一个四夷臣服的圣人可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隋炀帝一生都在东奔西走,很少在都城连续住到半年以上。这样的雄心壮志,这样的精力充沛,透露出一个新时代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让千载之后的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理想主义的魅力。

第二个魅力是风流倜傥。如果说志向高远还是隋炀帝和隋文帝的共同特征,那么,在风流倜傥方面,隋文帝可就比隋炀帝差远了。

隋文帝晚年曾经赋诗《宴秦孝王于并州作诗》:“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这是在感慨生命短促,风格质朴,而情绪颓废。

隋炀帝可不一样了。他在北巡的路上写下《饮马长城窟行》:“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慷慨雄浑,这是在吟咏建功立业的壮志。

隋炀帝还有一首《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美满开阔,这是在吟咏对自然真心实意的热爱。

一个颓唐,一个热情;一个质朴,一个浪漫。谁能抵御隋炀帝的魅力?

不光是诗,音乐歌舞也是一样。隋文帝是个刻板的人,相信音乐和政治直接相关,认为靡靡之音会导致亡国,所以一心希望追求雅乐正声。这个雅乐雅到什么程度?按照《隋书·音乐志》中的说法,就是只用黄钟一调。所有的音乐都一个调门,这还怎么听!用权力来压制艺术,只能让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之下。

到隋炀帝时代就完全不同了。雅乐要不要?当然要,但是,要融进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袅袅梁音。俗乐要不要?当然也要,而且,要尽可能吸收西域传来的繁复声调,也就是隋文帝所谓的靡靡之音。

这样的原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松绑,不仅是音乐的松绑,更是整个社会的松绑。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一定需要欢乐,需要开放,而一个有魅力的人,一定是认可欢乐和开放的人。正因为如此,隋炀帝是有魅力的,这种魅力,无论是表现为高远的政治理想,还是表现为风流的艺术气息,都让人产生一种向上的力量。

再来看第二个评价。隋炀帝是个有功业的皇帝。按照《隋书·炀帝纪》中的说法就是:“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常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充积于塞下。”隋炀帝手中的地盘比三代的盛世时期还要宽广,他威振八方,让很多少数民族都纳贡称臣。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都来叩首请降,而边远荒凉、经过两道翻译才能跟中原沟通的小国,也派出了使者。这是政治方面的成果。经济方面呢?隋炀帝创造了那么多财富,都城里都堆满了钱,甚至可以随便在大街上捡到;边疆的仓库里也堆满了粮食,而且一直没有人食用,以至于都变质甚至腐烂了。

这段话其实是一种全方位的赞美,说隋炀帝在短短的统治时间内创造了无比繁盛的局面。一个王朝在第二代就能达到巅峰状态,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这是个很高的评价。

以上这些能不能代表隋炀帝的全部功业?还不能。隋炀帝的功业,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几件利在千秋的大工程、大作为。

什么是大工程?

第一,营建东都洛阳。这是在西京大兴城之外,建立的整个东部地区的政治核心。这种东、西两都的思路,后来继续被唐朝保留。

第二,开凿大运河。这是打通一条沟通南、北、中三方的交通大动脉,沿着这条大动脉,北方的野蛮精悍之血和南方的文质彬彬之气才能交融汇通,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逐渐成长起来的经济中心也才能连成一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个工程,就没有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盛世基业。

第三,修长城。这是针对突厥的北方防线。众所周知,突厥的威胁一直到唐朝还继续存在,虽然唐朝号称军事强盛,自己不修长城,但是,这条军事防线也一直都在用,成为屯兵守备的要塞。

这几个大工程,以隋炀帝一代之力迅速完成,却能嘉惠唐朝近三百年,无疑应该算是大功业了。

那什么是大作为?

第一,巡江都。这是为了加强和江南的联系,提高江南的地位,巩固南北统一。

第二,巡塞北。这是确立对东突厥的宗主国身份,同时也就是确认隋朝在整个东亚地区的霸主地位。

第三,巡西域。这是把青海纳入版图,同时打通丝绸之路。

这三个方面的作为有什么意义?一句话,还是为唐朝奠基。大唐盛世让人称羡“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不正是建立在江南繁华的基础上吗?唐太宗所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天可汗气度,不正是建立在隋炀帝北巡西狩的基础之上吗?

隋炀帝取得这些功业,一共用了多久?他统治天下一共才十四年,但从他大业八年(612)就开始征讨高句丽,国内建设也就基本停顿下来了。所以,所有这些大工程、大作为的取得,主要都是前面八年时间的结果。以八年的时间,能够建立这么多传之久远的功业,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也算是顶尖的了。

既然隋炀帝有如此魅力,又有如此功绩,隋朝为什么那么快就会灭亡?他自己为什么又被谥为“炀帝”呢?按照《逸周书·谥法解》:“逆天虐民曰炀。”“炀”几乎是中国古代最差的谥号了。这亡国与恶谥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接着看第三个评价。隋炀帝是个有重大道德缺陷的皇帝。这缺陷,就在于恃才傲物,有才无德。隋炀帝有没有才华?太有才华了。无论是宏伟的政治蓝图,还是风雅的个人品位,哪个不需要才华横溢做基础!但是,正因为他太过才华横溢,所以,隋炀帝也非常自负,自负到只把自己看成英雄,把别人都看成蝼蚁,都只能贯彻他的命令,服从他的意志,绝不能有任何的个人主张,甚至,不能有任何的个人权力。

比如他兴建那么多大工程,发动那么大规模的战争,有没有征求老百姓的意见,或者说,考虑一下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怎么可能!在雄才大略的隋炀帝眼里,老百姓只是为他的宏图伟业添砖加瓦的一群工蚁,本身一钱不值。既然如此,他们是否同意,能否承受,又有什么意义!

隋炀帝曾说过:“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天下人别那么多,人多了聚到一块儿就成强盗了,所以该杀的时候就要杀。在他眼里,多死几个人不是坏事,还可以减少管理的难度。这不是反人民吗?

老百姓不需要考虑,官员需不需要考虑?官员也不需要考虑。隋炀帝觉得,没有哪个官员比他更聪明,因此,如果他们赞同自己的意见,那算是理所当然;如果他们不同意自己的意见,或者给自己提意见,那就是沽名钓誉,十恶不赦了。这一点,隋炀帝也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这是多么刚愎自用,又多么冷酷无情!

官也无视、民也无视,这样一来,隋炀帝眼里还有谁?不就只有他自己了吗?

一个皇帝,这样恃才傲物有什么后果?后果就是成了独夫民贼吧。你不顾及老百姓的死活,非要把老百姓逼上工地,逼上战场,直至逼上梁山,那老百姓没有办法,也只能是揭竿而起了。这就是所谓“君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君如寇仇”。

隋末的形势,可称得上是“土崩瓦解”。这土崩,当然就是老百姓造反了。唐朝初年,魏徵有一段话说得好。他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阵,星离棋布,以千百数。豪杰因其机以动之,乘其势而用之,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复没,莫之能御。”隋末那么多所谓的盗贼都是怎么来的?他们并非天生的盗贼,他们本来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既没有什么资产,也没有什么见识。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人还要造反?就是因为皇帝的欲望实在太多了,压迫太重了,他们为了活命,只好造反。这些造反的人,真的像秦末的陈胜(字涉)、汉朝的张角那样,有推翻统治者的强烈欲望吗?没有,他们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为活下去而战,他就会迸发出最强的力量。这个力量强到什么程度?谁要是遇到仅仅为了活着而揭竿起义的老百姓,一定会被踏成碎片,碾成齑粉。

换言之,不是老百姓天生就是盗贼,而是隋炀帝的暴政把这些老百姓都逼成了战士。天下的百姓都成了战士,这天下也自然就率土分崩了!

除了土崩,还有瓦解。所谓瓦解,就是统治集团内部造反。隋末杨玄感、李渊为什么要造反?除了个人野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朝廷没有向心力。一个皇帝,不信任官员,不允许官员发表意见,那官员也就无法产生跟国家休戚与共的感觉,相反,离心离德的趋势倒是非常明显,一旦局势不稳,就只会为自身利益打算。李渊是最经典的例子。

可能有读者会说,李渊本来就是野心家。然而,就算是那些并无改朝换代野心的人,也不敢轻易得罪自负的皇帝,只能阿谀奉承,谎话连篇。

隋炀帝三下江都以后,宇文述号称隋炀帝最信任的大臣,但是隋炀帝问宇文述外界盗贼的情况,宇文述也只敢说“渐少”,根本不敢吐露实情。甚至到了江都宫变前夕,萧皇后知道有人要搞政变,杀隋炀帝,都不敢告诉他,只能任由他走向毁灭。

这样一来,隋炀帝可就真成了孤家寡人,身边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佞臣,外界则是遍地开花的起义军和野心家,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想不亡国,又怎么可能?

所以,分析隋亡的原因,固然可以追究到隋炀帝滥用民力,三征高句丽,但是,这些其实都只是直接原因,表面原因。而真正的深层原因,还是隋炀帝根本不懂得当皇帝的道理。

一个皇帝,最重要的任务绝不是逞个人英雄,强迫所有人去服从自己的梦想,而是要把自己的梦想、官员的梦想和老百姓的梦想整合到一起,带领所有人一起去实现这个梦想。

怎样才能把所有人的梦想整合到一起?其实很简单,就像孔子说的那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隋炀帝不是有国吗,那就应该允许老百姓有家。隋炀帝不是有政治理想吗,那也应该允许官员有政治主张。

非常遗憾的是,隋炀帝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只想靠自己发达的大脑给全国设定一个方案,然后再用自己的权力意志去强力推行这个方案,还梦想着这个方案就是千秋基业。问题是,他在制订方案和执行方案的时候,完全没有顾及客观历史条件,没有顾及当时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没有顾及大臣们的修正意见。一个皇帝,眼里只有自己,没有百官,没有百姓,这就叫缺乏人君之德了。有道是:“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一个人如果只有功而没有德,那么开始那几步走得好,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一直走到最后还走得好,几乎是不可能的。隋炀帝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贞观年间,唐太宗对魏徵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我看《隋炀帝集》,觉得隋炀帝的文章写得特别漂亮,句句都是人话,也知道说尧舜好、桀纣坏,可是他办事的时候,为什么就会反过来呢?

魏徵回答说:“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会当皇帝的人,无论自己有多少才能,也还要虚心纳谏。因为只有你诚恳对待别人,智者才能为你献上计谋,勇者才能为你献上力气,这样,你的事业才能平稳地走下去。然而,隋炀帝不是这样。他依恃着自己的才能,谁都看不起,谁的话都不听,所以他才会口说尧舜之言,这是智力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不会身行尧舜之举,这是因为他没有深入了解尧舜究竟是怎么做的。正因为他满口里说的都是尧舜的话,身体力行的却是桀纣的事,至死不悟,所以政权才会灭亡!这段话说得真是一针见血。

正因为隋炀帝恃才傲物,有才无德,他的“才”也就变成了走错了方向的歪才,变成了他国破家亡的催命符了。《隋唐演义》里说:“莫道有才能治国,须知亡国亦由才。”不要说有了才能就可以治理国家,有时候亡国也是任才导致的结果。我们中国一直强调德才兼备,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分析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可以稍微总结一下,隋炀帝到底是个怎样的皇帝?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暴君。

什么叫暴君?那就涉及对古代皇帝的分类了。中国古代皇帝分类原本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必追求一致,不过,虽然划分的标准多种多样,但明君、暴君和昏君还算是最基本的类型。

所谓明君,是有才有德;所谓暴君,是有才无德;所谓昏君,是无才无德。

这三类皇帝里,哪一类贡献最大?当然是明君。既能克己复礼,又有文治武功,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所作所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唐太宗李世民就是明君中的典范。

哪一类危害最大?其实不是昏君,而是暴君。因为昏君无才,而暴君有才。一个无才无德的皇帝,顶多醉生梦死,他固然没有贡献,但对社会的危害也相对要小;相反,一个有才而无德的皇帝可就不一样了,他才能强,本领大,足可以让四海沸腾,民不聊生。这样的皇帝,固然可以建功立业,甚至利在千秋,但与此同时,他也一定是罪在当代,成为万众唾骂的悲剧人物。隋炀帝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