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张九龄才华横溢，怎么就斗不过李林甫这么一个白字先生呢？第一个原因大家都清楚，李林甫的政治手腕比张九龄高明多了。你看，他跟张九龄斗法，其实也是三大战役，但是，始终没见两个人正面冲突。每次都是张九龄跳出来，在台前和唐玄宗争辩，而李林甫呢，就躲在幕后静观事态发展，关键时刻再出来帮皇帝一把，而且不是公开地帮，就是私下里说那么一句，表一个态度。这私下里的一个表态太讨人喜欢了。在唐玄宗看来，李林甫就是一个胆小的宰相、一个顺从的仆人、一个可靠的帮手，哪个专制皇帝不喜欢这样的大臣呢？唐玄宗觉得这样的大臣好用，其实，李林甫也把唐玄宗给利用了。本来，历史上常见的是大臣相争，皇帝渔利。这次却成了君臣相争，李林甫渔利。玄宗被李林甫当枪使，还觉得李林甫对自己好，你能说李林甫不高明吗？相反，张九龄虽然才学出众，但是在政治心机上和李林甫比就差远了。根据《新唐书·张九龄传》的记载，张九龄的性格自负、固执，而且急躁。自负就是永远觉得自己正确，固执就是非要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急躁则意味着一言不合就要争吵起来。而且是事无大小，想吵就吵。这样的性格当个自由职业者可以，但是，当宰相可就成问题了。和李林甫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你能怪李林甫以柔克刚吗？

第二个原因是李林甫比张九龄更务实。张九龄固然志向远大、为人清高，但是，他的才子气太重了。他自己是靠文才起家的，在他看来，文学才华高于一切，其他方面的才能都一钱不值。可是，开元中期，随着边疆形势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军功和实际行政能力愈来愈重要了。而张九龄一类的才子们既不愿正视这些问题，也不善于解决这些问题。举个例子，张九龄刚当宰相的时候，唐朝正闹钱荒，也就是国家铸造出来的铜钱不够花。怎么办呢？张九龄说，那就干脆取消国家铸钱的禁令，让老百姓都来铸钱算了，大家都来铸钱，钱不就够花了吗？这个办法可不可行？当然不可行，而且简直是荒唐。要知道，铸钱的多少是要跟市场需求挂钩的，如果根本不考虑需求滥铸，那不是人为搞乱市场、搞乱通货吗？再说了，老百姓谁有能力铸钱？有能力的都是大商人、大地主。这些人本来就已经很有势力，如果再让他们铸钱，他们的势力就会更加膨胀，万一哪一天造反怎么办？张九龄提出这样的解决办法，说明他实际行政能力不强。其实，不光张九龄行政能力不强，他看好的那些才子也都有这个弱点。如果朝廷里全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不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李林甫就不一样了，他本人也好，他赏识的人也好，都是从实际工作中崛起的能人。这些人可能文采不高，理想也不够远大，但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比较强。本来，理想加实干才是最好的组合，但是既然彼此不能相容，最后唐玄宗还是选择实干家，毕竟，他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太多了。

第三个原因是到开元中期，唐玄宗已经逐渐走向昏聩。本来，一个政权如果想要向前发展，是需要容忍不同意见的。勇于纳谏也是开元盛世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开元前期，宋璟给玄宗提意见，玄宗不是都放在御座旁边，随时提醒自己注意吗？甚至到了韩休当宰相的时候，玄宗还能大度地说出“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这样的经典名句，可是，随着唐玄宗年龄愈来愈大，统治时间愈来愈长，他也愈来愈自满、愈来愈懈怠、愈来愈听不进不同意见了。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看到耿直刚正的张九龄就厌烦，看到柔顺谨慎的李林甫就高兴，也就顺理成章了。

张九龄在《感遇》诗中写道：“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以孤高皎洁而又坚贞自守的兰桂自喻，张九龄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可能有和现实脱节的地方，但是，政治也罢，社会也罢，要想良性发展，一定要有理想，要容得下理想主义。可是，到了张九龄罢相，我们悲哀地发现，唐玄宗对理想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

就这样，随着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的被罢相，随着唐玄宗政治理想的消磨，开元中期结束了。《资治通鉴》在总结开元年间政治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紘、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这些宰相虽然各有各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都是正人君子，也都是有为的政治家。这些人在唐玄宗的精心安排下，扬长避短，功成身退，共同缔造开元盛世。

但是，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年）以后，随着最后一位开元贤相的离去，再也不会看到宰相百花齐放的局面了，因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铁腕人物——李林甫已经登场。从此，他将担任首席宰相，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那么，张九龄和李林甫的交替会引起怎样的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