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雍正与外国 雍正与天主教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许多西方传教士开始涌入中国,一直到康熙年间,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统治者对天主教的基本态度是:不提倡,不干涉。

但是康熙末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罗马教皇屡次派使者来华,命令中国的天主教徒不可以尊孔,不可以祭天,甚至不可以祭祖。康熙对此非常生气,说道:“看了罗马教皇这个告示,发现这些洋鬼子根本不懂中国的道德和伦理,就是和尚和道士中异端者信口雌黄也不过如此。这么嚣张,那好,从今以后西洋人就不要在中国传教了,免得他们多事。”

没想到,康熙这一纸禁令下来后,居然持续了一百二十年。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才取消这个禁令。

雍正对天主教的反感比康熙更甚,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看到康熙允许天主教传播,雍正当时就很不理解,康熙禁教之后雍正坚定地支持他。

康熙虽然下了禁教的决定,但是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禁止传教?那别人已经盖好的教堂是不是应该拆了?已有的信徒是不是应该关起来?对这些,康熙都没有作出指示。雍正继位后,浙闽总督觉罗满保上奏说,西洋人在各省盖教堂,经常暗地里传教,人心渐渐被他们蛊惑了。觉罗满保建议雍正将这些传教士都送到京城里做奴仆,或者驱逐到澳门。

雍正虽然批准了这个粗暴的建议,但是让他们执行起来时温柔点,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沿途帮着他们点。雍正这么说不代表他更善于替别人考虑,仅仅是担心教民闹事。至于,那些信仰天主教的人则勒令他们尽快改变信仰,不可继续迷误。

德国传教士戴进贤到北京后请求雍正不要将他们驱逐到澳门,雍正让礼部讨论应该怎么做。礼部回答说:“这些西洋人在中国,倒也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对吏治没有什么大害。他们带来的历法和算法这些东西,对于民间毫无用处,他们宣传的东西跟圣人之道完全是两码事。愚民轻信了他们的话,终究不是好事儿。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各省的西洋人全部安排到广州的天主教堂里,不许他们外出传教,也不许老百姓信教。”

雍正的回复是:“对西洋的这个天主教,我也没有什么深恶痛绝的地方,只是这个教派对中国的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益处。你们再考虑一下,如果确实没有害处,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也不要过于为难他们。”

天主教之所以在中国遭禁跟罗马教皇的禁令有很大关系,如果罗马教皇不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尊孔、祭天和祭祖,康熙可能就任其发展。所以,其根本原因还是天主教文化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导思想,虽然儒家思想并不排斥外来宗教,譬如像佛教和伊斯兰教等等,但前提是这些宗教能够跟儒家思想融合,至少没有冲突。

罗马教皇的态度非常强硬,不仅让中国的天主教徒改变风俗习惯,而且宣称那些尊孔、祭天和祭祖的中国天主教徒为异端,这种情况不要说清朝统治者,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忍受不了。

雍正初期虽然也禁教,但还不是特别严厉,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态度大变,对天主教越来越严苛。

事情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雍正最厌恶的人就是八王允禩,而储英的曾孙苏努恰恰是允禩的支持者,雍正恨屋及乌,连带苏努也恨上了。在雍正刚刚即位的时候,不方便公报私仇,所以他静候时机。苏努的第六个儿子勒什亨是正黄旗和正红旗的副都统,雍正就从他下手,于元年二月将他逮捕,理由是结党营私。勒什亨的弟弟乌尔陈为他说情,结果被打入勒什亨的同党。

雍正将勒什亨和乌尔陈一起发配到西宁,没想到发配西宁以后,勒什亨和乌尔陈居然加入了天主教。当时有个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跟着他们来到西宁,两人都是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人,在穆敬远的说服下加入了天主教。这事后来被川陕总督年羹尧知晓,上报给雍正。

这样一来,雍正等于是握住了勒什亨和乌尔陈的把柄了,当然也让他更加厌恶天主教。雍正立刻将穆敬远召回,然后将苏努及其十三个儿子全部解职。

四年,雍正腾出手来对付允禩。阿齐那、塞思黑案件不断升级,苏努一家也受到牵连,苏努已死,便挫骨扬灰。五年正月初八,有人呈报《关于处死信奉伪教教徒之事宜》,详细说明了苏努儿子加入天主教的情况,说苏努的儿子们扬言宁愿被正法,都不愿弃教。这分明是为了激怒雍正的仇恨,让他对天主教更加憎恶。雍正公开宣称苏努的儿子们愚昧不法、背弃祖宗和朝廷。大臣们建议雍正处死他们,但雍正还是想给他们一次机会,派诚亲王允祉去说服他们放弃天主教。结果他们说:“既愿意为皇上效力,又不愿放弃信仰。”

根据刑部的意见,应该把苏努子孙三十九人全部斩首,雍正没有同意,只是赐死苏尔金和乌尔陈等人,其余人改为长期监禁。当时的传教士添油加醋,宣传说这是一起迫害信奉天主教亲王的事件,洋人是没法理解中国政治的,雍正整苏努一家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以前支持允禩,信仰天主教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

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雍正最开始对天主教并没有过分的反感,但是不断发生一些事情引爆了他的愤怒。

在康熙六十年,康熙让葡萄牙传教士张安多带着自己的书信去意大利见罗马教皇。张安多还没回来,康熙就已经去世了。迎接张安多的是雍正,张安多不仅带回了罗马教皇的两个使者,还带来了葡萄牙大使麦德乐。引爆雍正愤怒的就是这个麦德乐。

张安多和教皇的两个使者先到北京,其时,麦德乐还在广州等候圣旨。教皇在信中向康熙表示感谢,祝贺雍正登基,同时感谢雍正释放传教士德里格,希望雍正慈悲,继续释放毕天祥和计有纲。教皇的要求非常多,还希望雍正多多照顾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甚至要求雍正允许他们传教。

雍正回了一封非常古奥的信,教皇及其翻译能不能看得懂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不过信的意思极为简单:“朕对传教士一视同仁,只要他们不犯法,朕绝不会为难他们的。”

雍正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突然颁下一道让所有传教士意外的圣旨,他召见为清廷服务的二十名传教士,不是找他们训话,而是宴会招待他们。所有受召见的传教士都觉得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破天荒的荣誉。召见的过程中,雍正跟这些传教士们亲切地交谈,雍正问他们瑞典跟俄罗斯打得怎么样了,天主教跟东正教有什么区别等等,雍正还告诉传教士,很多人说他们不孝敬父母。传教士对这些都作出了解释。

宴席上,雍正说不久就会召见麦德乐,所有参加会见的传教士都能得到礼物。这些传教士们感到雍正的态度似乎有所好转,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四月份,麦德乐来到北京后,先见了北京的传教士,传教士们介绍了雍正的政策,并说雍正已基本解决了教皇信中提到的问题。麦德乐深受鼓舞,以为这个皇帝好说话,打算在受召见时提出两个要求:一、要求雍正归还各省的天主教堂;二、要求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很多在中国待了许多年的传教士劝他不要这么做,一方面这跟清廷的政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由他提出也不合适。

麦德乐不听劝告,雍正召见他那天,他果然提出了这两个要求。本来大家都很高兴,他这一说,雍正脸色马上转阴,当场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当天雍正就发表讲话:“中国有中国的教,西洋有西洋的教,西洋的教没有必要在中国流传,就好像中国的教没有必要在西洋流传一样……”

传教士们听到雍正的讲话后,纷纷指责麦德乐,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对此作了记载:“这就是麦德乐先生不听从我们劝告的结果,他的贸然行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之后,麦德乐先生非常后悔,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跟皇帝打交道了。”

不久,麦德乐就坐船回欧洲了。但是他却让在华的传教士们日子更难过了,六月初一,雍正召集了在京的所有传教士,并对他们发表了一通讲话,法国传教士宋君荣记录了这次讲话,内容摘录如下:


朕允许你们留在京城和广州,允许你们在京城和广州之间往返,允许你们和欧洲通信,你们还不知足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很多人控告你们吗?朕知道你们人不坏,如果你们碰到一个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恐怕早就赶你们出境了。麦德乐居然让朕给你们发执照,以便让朕知道你们中哪些人是好人(合法的),哪些人是坏人(非法的),朕不想这么做,因为朕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不管怎么说,朕不需要传教士,如果朕派和尚到你们欧洲去,你们的国王也不会允许的。

汉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器重西藏喇嘛,这两个人都受到了世人的憎恨。皇考让你们在各省建立教堂,也有损声誉。朕曾竭力反对皇考这么做。朕怎么能允许有损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怎么能帮助你们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的教义?喇嘛教最接近你们的教,而儒家跟你们的教相去最远。你们错了,你们不过二十来人,却企图攻击其他一切教义。要知道你们自认为好的品质,在中国人身上也有,中国各种教派身上荒唐的东西你们也有。你们称天为天主,其实是一码事。和我们一样,你们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你们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还有什么永恒的受难和幸福——还有比这种神话更荒唐的吗?

……

难道我们满洲人祭祀用的竿子不是跟你们的十字架一样荒唐吗?在儒生、喇嘛、和尚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他们的教义,你们也是这样的。大多数欧洲人夸夸其谈什么天主啊、天堂啊、地狱啊,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谁真的见过他说的那些东西?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不过是欺骗小民的?以后你们要经常来朕这里,朕得好好开导你们。


雍正对于宗教的认识,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深刻的,在讲话中,他阐明了对天主教的态度。禁止但不敌视,能够理解但对中国毫无用处,不过一种宗教一旦生根,就很难禁掉了。十年,在广州发现十五所秘密的天主教堂,传教士中中国人比西洋人还多,教徒有一万两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