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孙袁斗法 这个总统不好当

千年帝国一夜之间实行民主,这看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袁世凯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是他能不能收拾这个局面就很成问题了。

客观地说,在当时的局面下,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独裁强人,有民主作风的领导人不可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国家虽然打出了共和的旗号,但其实还是军阀割据地方混战,每个集团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不光袁世凯集团是这样,革命党人阵营也是这样。

在上海,青帮老大兼革命党头领陈其美刺杀了陶成章;在长沙,民政部长谭延闿刺杀了都督焦达峰,当上湖南都督;在北京,黎元洪借刀除掉张振武。

地方政府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其实各自为政,为了争地盘,经常互相大打出手。蒙古那边也出现了问题,活佛呼图克图看到南北对立,居然公开宣布独立。沙俄率先承认蒙古独立,还出兵占领了新疆的伊犁。西藏那边也不安宁,英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兵入驻西藏,暗中策划西藏分裂活动。

所以说,袁世凯面临的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烂摊子,当上总统后,某种责任感让他道德有所提升。他是真的想把国家建立好,无奈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用民主共和的方式管理中国让他感到心力交瘁。

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困难,袁世凯执政的头两年主要靠借外债过日子。

袁世凯当总统后,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唐绍仪跟袁世凯的关系非常铁,袁世凯在朝鲜工作时,唐绍仪就是他的副手。也许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唐绍仪跟孙中山的关系也不错,在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中,总理的权力甚至比总统还大。

这样一来,在实际工作中,袁世凯与唐绍仪时时发生冲突,向“六国银行”借款的事件最终引发了两人的矛盾。向人借钱是有求于人,六国银行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唐绍仪受不了,拒绝向六国借款。

当时袁世凯非常缺钱,没钱的话政府就无法运作,所以袁世凯让财政总长熊希龄代替唐绍仪跟外国人交涉。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同盟会就一直把唐绍仪看成是自己人。现在看到唐绍仪被人排挤,孙中山立即号召大家抗议,打着维护国家主权的口号,反对向外国人借款。

六国银行看中国人吵起来了,宣布无限期推迟贷款。袁世凯一看,着急了。

唐绍仪看事情搞砸了,主动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千方百计挽留他,唐绍仪准备留下来,最后还是因为党派之争辞去总理一职。

唐绍仪一走,立即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唐绍仪走后,袁世凯想让宋教仁出任总理,只可惜宋教仁是个理想主义者,让他当总理他还不乐意,他的理想是自己组织政党和内阁。

唐绍仪辞职不久,同盟会所有成员退出内阁,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的职务,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

看到大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袁世凯很窝火,后来还是忍了,号召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纠结于党派的纷争。

在袁世凯的提议下,陆征祥当上总理,陆征祥曾经担任过外交公使,并非袁世凯的亲信。他当上总理,同盟会那边还能接受。总理确定后,袁世凯开始着手制定《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随后,便开始准备正式选举国家总统。

没想到选举还没有开始,陆征祥就出问题了。陆征祥这个人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政府工作中喜欢表现幽默,在他眼里,一个好的领导人首先是幽默的。在西方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在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时不时的幽默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觉得这个人毫无担当意识,对民族的创痛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内阁议员们对陆征祥非常不满。

议员们不准备跟陆征祥合作了,这让陆征祥非常郁闷。袁世凯出面来调停,议员们不买他的账。政府变成了一锅大杂烩,不同政见的人甚至在争吵时大打出手。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共和制度感到失望,章太炎和张绍曾甚至请求袁世凯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必拘泥于细节,可以从权办事。

后来,议员们弹劾陆征祥失职,陆征祥一气之下,学唐绍仪一走了之。

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共和制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一向自信的袁世凯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袁世凯毕竟是个旧式人物,共和这种新制度让他感到棘手。这期间,袁世凯比过去苍老了许多,他处于一种反思与纠结的状态中。他不知道是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还是自己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

此时的袁世凯不再像过去那样犀利果敢,反而显得有些呆滞和笨拙。如果说以前他不断地走上坡路话,现在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就像一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骆驼。

袁世凯终于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共和根本不适合中国,至少现在不适合中国。

我们来看看当时中国的情况吧,中央政府相当于国家的大脑,但这个大脑无法有效地指挥手脚。地方政府根本不把中央的政令当回事,各省不但截留税收,而且自行任命官员。此外,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纲常废掉也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当时也像现在一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中的违法乱纪事情也非常多。

道德崩溃后,年轻人更加迷惘,一迷惘就无法无天。很多年轻人加入同盟会等组织,他们其实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并不是为了什么信仰加入社团。社会上报纸越来越多,但是农民却越来越少,土地日渐荒芜,民生处于凋敝的边缘。

知识分子以前靠科举吃饭,共和制度取消科举制后,他们一肚子牢骚,全变成了愤世嫉俗的卢梭。人人都急切地盼望社会改变,所以大家习惯于喊口号,以为只要口号喊得够响,日子就会很快好起来。

袁世凯有一个英国顾问叫莫理循,他这样描写当时中国的时局:“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如一的目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他们却把精力用在无休无止的争吵和规章法令上,改革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莫理循的话是有道理的,袁世凯想通过共和制度强国,事实证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