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虽然表示自己要做一个平民，但其实他是很不甘心的。他觉得是冯玉祥害得自己流离失所，感慨道：“我当皇帝，也是天注定的，是前生修来的福。我现在是困龙受灾难，等灾难一过，我还会回宫当真龙天子。”

溥仪出宫后，住在北府。这里比皇宫里更不自由，门外有国民卫兵在保护。名为保护，其实也是监视。

终于，溥仪待不下去了，想离开这里。听说这事后，鹿钟麟特来找溥仪商量，希望劝他留下。

鹿钟麟来了后，载沣和溥仪都要求能够放宽门禁限制，鹿钟麟也同意放宽限制，但是表示不允许年轻人和外国人进入溥仪的住处。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防止溥仪跟外人勾结，又图谋复辟。

溥仪心里确实是愤愤不平，他经常对人说：“宫中的东西，全是列祖列宗苦心经营起来的，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才有今天，这些应该是我们皇家的私有财产，现在全给冯玉祥霸占了，天理难容。”

最要命的还不是财产问题，而是人身安全问题，大家都对冯玉祥心里没底，不知道他接下来会不会为难皇室成员。大家整日都过着惶惶不安的日子，尤其是载沣，更显得失魂落魄。溥仪本人，倒显得无所畏惧的样子。

庄士敦、胡适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等人极力想为溥仪争取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执政的段祺瑞对此并不反对。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溥仪先逃到日本使馆。日本方面很重视溥仪这个奇货可居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使馆待了三个月后，决定去日本留学。随后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在罗振玉父子的作陪下前往天津。

溥仪到天津后，在日本旅馆住了一天，便搬到张彪的家里住，张彪是前清驻武昌第八统统制，他对清朝存着感恩之心，免费供溥仪和两个妃子吃住。张彪死后，溥仪搬到陆宗舆的家里住。

溥仪在天津一待就是六年。

溥仪原本是打算出国，为什么在天津一待就是六年呢？这还是因为他存着复辟的幻想，在天津时，他认识了大量的军阀，这些人都对他表示忠心，以至于让他认为复国有望，张作霖就是其中最有实力的一个军阀，溥仪在自传中回忆与张作霖见面的情景：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也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上将军好。”我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我心里很高兴，而且多少——虽然这已不像一个皇帝的心理——有点感激他刚才的举动……当然，我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并不是忘旧的。

张作霖对溥仪说，他对冯玉祥逼宫的事情很不满，同时还怪溥仪不该投靠日本人，说自己完全有能力保护皇帝。张作霖还向溥仪信誓旦旦地保证，溥仪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只管开口就是了。张作霖还建议溥仪去东北住，住在宫殿里。

讨好溥仪的大军阀远远不止张作霖，吴佩孚也急着献殷勤。

张作霖死后，溥仪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如果想稳住东北，必须借助溥仪。而溥仪也想借助日本的力量，光复大清，这虽然是与虎谋皮，但在溥仪看来，也是值得的。

在天津的这段日子里，溥仪与日本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日本方面对溥仪也照顾得很周到。双方就这么越走越近，为后来的阴谋奠定了基础。

溥仪在天津的日子显然比皇宫里要丰富得多，在这里大家都很尊重他，把他当成“皇帝陛下”，而且人们纷纷给他送钱，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但是在天津的日子里，溥仪的家庭生活却有些不幸，首先是文绣与婉容关系的恶化。而且，溥仪对两个妻子的感情似乎也不深，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主的奴才和工具。”

婉容毕竟是正宫，名义上是皇后，所以难免要骄横一些，经常教训文绣。最后，文绣实在受不了，愤然出走。后来，溥仪总算是让人把她找了回来，回来后文绣依然愤愤不平。

看到溥仪一味偏袒婉容，文绣愤然提出要跟溥仪离婚，并让溥仪支付五十万元的赡养费。这事让溥仪非常震惊，但他还是跟文绣签订了离婚协议。

文绣离开后，溥仪对婉容也越来越冷淡，心思全都放在了复辟上。

文绣离开溥仪后，拿到了五万五千元的赡养费，由于她不会持家，这点钱很快就用完了。后来，她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只好卖掉首饰，自己租了一个小房子，并辞退了所有的佣人。

文绣的晚景是非常凄凉的，她后来靠糊纸盒卖烟过日子，再后来，她嫁给了国民党军官刘振东。新中国成立后，刘振东当清洁工人，夫妻两人过着最平凡的生活。1953年9月17日，文绣病逝。

比起婉容的命运，文绣还算是好的。婉容后来跟溥仪到了东北，到东北后，溥仪娶了日本妻子，对婉容不闻不问。婉容身心受到极大的刺激，于是拼命地放纵自己，饮酒吸毒，甚至跟溥仪的侍卫私通。最后，婉容处于半疯半傻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凄凉地死在监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