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件大家看起来理所应当、毋庸置疑的事，背后却有令人意料不到的博弈，以及暗流涌动。

1

1991年2月13日，是农历的除夕前夜。

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把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凌河请到了一起，说是要开个小会。

按照惯例，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周瑞金都会在《解放日报》的“新世说”栏目上写一篇小的言论文章。但是，如果只是要写一篇小言论的话，是没必要把施芝鸿和凌河请到一起开会的。

果然，三人碰面后，周瑞金提出，要三个人一起，写几篇大的署名文章。

周瑞金提了一个总的大方向和写这个系列文章的初衷：新的一年，是辛未羊年，按照中国人“十二年一轮回”的观念，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交替点上——12年前的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1991年2月15日的《解放日报》

当然，在这个时间点，周瑞金要亲自牵头组织写这样一系列署名文章，肯定是有更深层的思考的。

经过两天的紧张撰写、推敲、修改、编辑，1991年2月15日，也就是辛未羊年的正月初一，《解放日报》读者拿到手里的报纸头版是这样的：

半版刊登邓小平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出现了一篇大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这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亲爱的读者，当我们称颂‘三羊开泰’之际，当我们互祝吉祥如意之时，您是否想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交替点上？”

文章的作者署名，是“皇甫平”。

2

接下来，我们把这篇文章放一放，来看看“意味深长”的1991年。

1991年的国际形势，用“风云变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太夸张。在这一年，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旗帜被缓缓降下，让很多中国人在震惊中无法缓过神来。

在“苏联”变成历史名词之前，东欧也发生了剧变：两德统一，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更是被枪决。

再把目光放到1991年的中国国内。

1991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号统计报告表示，1990年经济形势有严峻的一面，主要问题是“产成品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到了年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

再把目光缩小一些，放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1991年，美国《财富》杂志副总编小理查德·科克伦来到上海，说了自己对这里的印象：“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只有大约100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而另一个刚刚从东京来到上海的美国人的言论似乎更扎心：“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50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

在《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写的《变化》一书中，第一部是记录1990年到1991年的那段中国历史，他给这部分取名叫作“谷底”。

而就在这个“谷底”之年，87岁的邓小平来到了上海。

邓小平是来过春节的，但他又不像是来过春节的。一到上海，他就去了很多企业和工厂考察。那一天，邓小平在锦江饭店旋转餐厅——上海那时候为数不多还算拿得出手的地方——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他还回顾了自己当初制定“经济特区”时的考量：“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说完上海，邓小平似乎自己做了总结：“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

“……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朱镕基听的时候，不断点头。因为就在不久前，朱镕基在向全市干部传达第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上，曾修改了曹操的《短歌行》，提出了八个字：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3

有时候，一件事要反复强调，那多半是因为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一位领导把周瑞金叫到自己在康平路的家里。他拿出邓小平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给他看。

看了邓小平的那些讲话，周瑞金回忆自己当初的感觉是“深受触动”：“实际上他（邓小平同志）已经感到，在当时国际大形势和国内政治气氛下，如果不坚决推动改革开放，不加快经济发展，再走封闭僵化的回头路，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人民是没有福祉可言的。”

周瑞金理解邓小平的担心，因为身处1991年，不要说在党报担任领导工作的他，恐怕普通读者对当时的舆论氛围也都有所感受。

在当时的国内媒体报道中，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比喻：

“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经济”，而“引进外资”更是被称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在1991年，如何“预防和平演变”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但不知为何，“改革开放”被悄悄腾挪到了对立面。

周瑞金回去后，自己决定：作为当初延安时期的中央机关报，后来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应该发声！

“愿辛未年以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而载入史册！”

这是周瑞金的三人小组在那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中，用来收尾的那句话。

至于为什么要用“皇甫平”作为笔名，周瑞金多年后的解释是：“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那时候，周瑞金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以及后续文章，会引起一场大风波。

4

按照当时评论部副主任凌河的回忆：“第一篇文章出去，其实并没有什么大反响。”

这背后其实也有一定的原因：恰逢春节大年初一，看报的人并不多。凌河还记得，这篇稿子连当天本报评报的“好稿”称号都没获得。

可能凌河不知道的是，其实这篇稿件登报后，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包括每天都要读报的邓小平。

暴风雨来临之前，有时会有短暂的平静。

1991年3月2日的《解放日报》

1991年3月2日，第一篇文章刊登之后两周，以“皇甫平”为笔名的第二篇评论文章又在《解放日报》出现了。这一次的题目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中提出：

“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与第一篇文章相比，进入“深水区”的第二篇文章直接触碰到了当时最敏感的一个话题：

“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

第二篇文章一出来，各界的关注一下子就来了，但很多人还摸不准路子：《解放日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人？

还没等大家有所反应，3月22日，第三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又出现在了《解放日报》的头版——《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强调：“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4月12日，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也见报了。

至此，《解放日报》以两周一篇的速度，在头版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

各方关注迅速升温。

三天以后，第一篇批判“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的一本叫《当代思潮》的杂志上发表了，题目是《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文章里有一句话，看得周瑞金出了一身冷汗，他又觉得应该不是在说他自己：

“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

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原本已经定下来要调任香港《大公报》总编辑、已经买好机票的周瑞金发现，他的调动被卡住了。

5

一开始开炮的，都只是些小杂志。

6月，《高校理论战线》杂志发表了文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

但是到了8月，《求是》杂志也加入进来，发表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

在这些文章里，有的是理性讨论，有的则颇有火药味：

“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

“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这让周瑞金他们感到有些冤枉：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还是姓“资”了？

按照周瑞金的回忆，当时新华社的《半月谈》是唯一支持“皇甫平”的中央媒体，他们公开提出，对“改革开放”，不能任意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当然，《半月谈》也受到了其他中央媒体的批判。

周瑞金很快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当时的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纷纷报道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引发了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辩论；台湾的《联合报》直接发文，说是“上海在向北京叫板”。而当时尚未解散的苏联塔斯社干脆派人来问：“这系列文章是不是邓小平在背后授意的？”

重重压力之下，当时中宣部还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到上海来调查“皇甫平”系列文章成文的背景。

当时上海有一位老干部，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逐字逐句批驳了“皇甫平”的文章。他把文章寄给市委领导，市委领导转给了周瑞金，但没有批示什么意见。对此，周瑞金干脆没有理睬。

但有些事，他却没办法不理睬。当时上海市离退休老干部有一个读报小组，有一天他们开读报会，指定要周瑞金去参加。按照周瑞金的回忆，他去了后，他们的批评是：

“你无非是听了邓小平谈的话，邓小平现在算什么，他现在退休了，是一般党员，难道他说的都正确吗？你都要跟着宣传吗？”

按照周瑞金的回忆，理论界当时有一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他：“说是如果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一种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

周瑞金实在无法认同里面的一些论述，就让驻京办记者告诉作者：“删掉那些话，不然《解放日报》绝不刊登。”

当时，还有一位中央大报的社长，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以私人身份来到解放日报社，进门就问：“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写的？”周瑞金的回答是：“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就是我做主的。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利的。”

不过，周瑞金还是以个人名义，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三位领导写了一封信，着重说明为什么这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不送审。在此之前，上海的市委领导一直都没有给周瑞金施加任何压力，只是希望《解放日报》不要撰文反驳，淡化处理。

周瑞金在信中说：“按照历年的惯例，党报的社论、重要的评论员文章应该送审，但并没有规定署名文章、署名评论也要送审，皇甫平评论按惯例是可以不送审的。更重要的是，我担心送审会让你们为难和被动，如果由此产生什么问题的话，我愿意个人承担责任。”

对周瑞金的那封信，书记和市长都圈阅了，但没有表示意见；市委副书记做了批示，但批示没有讲文章该不该写、写得对不对，只批了一句话：“像类似这样的文章今后还是要送审。”

对此，周瑞金做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但另一方面，他心里也更有底了。

6

周瑞金的底气，更多的是来自其他渠道的反馈。

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就一直在给周瑞金打气：

“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你们把第五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看到第二篇文章的时候就大感兴奋，他后来对周瑞金说：“一看‘皇甫平’就是大有来头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话了！”

当然，吴敬琏是猜错了，在这件事情上，邓小平始终没有介入过。在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召开的“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和卫兴华、戴园晨、周叔莲、樊纲等经济学家一起，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吴敬琏的观点是：

“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

除了专家的意见，让周瑞金受到鼓舞的，还有普通读者的心声。他回忆：“每逢文章发表，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

“《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当时也接到很多电话，有的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还有的表示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在各省市之间当然也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互联网还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年代里，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上海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

时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的魏永征，是“皇甫平”的坚定支持者，他不仅自己撰文，还拒绝刊登一位老干部写的批判文章。他回忆，当时上海有四位局级干部前往某省办公事，省委书记接见他们时开口便问关于“皇甫平”的文章。没等上海的干部回答，这位省委书记已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列举“皇甫平”种种观点。

最后，省委书记总结：

“都是我的心里话！”

7

在这场由“皇甫平”文章引发的大讨论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表意见。

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在历时近一年的关于“改革开放”和“姓社姓资”的大讨论中，邓小平一直在安静观察。不过，当时不发声音，并不代表从此就不发声音了。

1992年元旦，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忽然接到了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要来了。”

1992年1月17日，一列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在党的十四大即将召开的前夕，载着88岁的邓小平和他的家人从北京开出，向南方驶去。

邓小平开始了他的南方视察。

在视察南方的过程中，邓小平终于在等待了一年之后，公开、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还特别强调指出：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参观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总公司时，邓小平说：“特区发展了十几年才有今天的样子，垮起来是一夜之间哪！……只要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也让上海《解放日报》遭受的压力顿时消失。

1992年夏季，在上海和全国相继举行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均以高票获得一等奖。

不久之后，周瑞金调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在很多年后，回忆当年的“皇甫平”系列文章经历的风风雨雨，周瑞金用了一句话来总结：

“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我与皇甫平——写在〈解放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周瑞金，《新闻记者》，2009年第9期）

3.《1991年的皇甫平到底是谁》（李月刚、周筱赟，南方新闻网，2008年12月）

4.《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皇甫平”的“四论改革”》（吴光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5.《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后》（陈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