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说，她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也有人说，她的获奖拉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平。她是美国人，但加入过中国国籍，她因写中国而成名，却在美国引起很多争议。而在晚年，她也一直无法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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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6月26日，40岁的赛兆祥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迎来了自己的女儿。

赛兆祥虽然有一个中国名字，但实际上他是美国人，本名是阿布萨隆·赛登斯特里克（Absalom Sydenstricker）。至于他为什么会起一个中文名字，那是因为他是美南长老会的著名传教士，长期在中国传教。

这个女儿得到了赛兆祥和妻子卡洛琳无上的宠爱——他们之前在中国生了三个孩子，但都不幸患了热病，不治身亡。为此，卡洛琳专门返回美国生下了这个孩子。

赛珍珠（左一）和她的父母、妹妹以及家里的用人王妈在一起

或许是把这个女儿视为中国人传统说法中的“掌上明珠”，赛兆祥给女儿起名“Pearl”——中文“珍珠”的意思。

在女儿只有三个月大的时候，赛兆祥夫妇就带着她启程返回中国，来到了江南名城镇江。

那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女儿，就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生活。

她的父母根据她的英文名，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叫“赛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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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是美国人，但父母在她10岁那年，给她请了一位中国的私塾先生。

那位被赛珍珠称为“孔先生”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的秀才，负责教赛珍珠汉语和一些中华元典。同时，母亲卡洛琳又希望她别“忘本”，亲自教她英语和拉丁语。

所以，赛珍珠其实从小就掌握了双语听说读写的能力。

和很多传教士的子女一样，赛珍珠虽然生活在中国，但读的都是教会学校，直到考大学才返回美国。在美国读大学期间，赛珍珠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在大四的时候包揽了学校的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和“最佳诗歌奖”。

青年时期的赛珍珠

由于母亲患病，赛珍珠在大学毕业后就返回了中国的镇江，一面照顾母亲，一面接替了母亲的教会工作。在这段时期，她结识了美国的青年农学家约翰·洛辛·布克，之后和他结婚。

丈夫的职业对赛珍珠其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她因此有了大量接触中国最基层农村和农民的机会，这也使得她比其他在中国的外国人对当时中国的农村生活有更深刻的了解。

对于赛珍珠而言，尽管她从小生长在中国，但美国家庭出身和在美国大学求学的生涯，使得她能以一个既不同于中国人又不同于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这从她在美国拿到文学硕士的毕业论文题目就可以看出来——《论西方对中国生活与文明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她之前还参加过学校历史系的一个匿名论文竞赛，她的长篇论文获得了第一名并赢得了200美元奖金，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与西方》。

1926年，34岁的赛珍珠结束硕士学业再次回到了中国，开始在国立东南大学教书。同时，她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1930年正式出版）。

这是赛珍珠第一次尝试用自己的理解来把她观察到的中国生活和文化——那些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缠脚”“三从四德”“传宗接代”——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

《东风·西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这对赛珍珠本人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告诉西方人中国的故事，并且她觉得自己很擅长这一点。

1931年，赛珍珠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

她原先想用这部小说男主人公的名字作为整部小说的题目，起名《王龙》。但出版商在看了她的书后，认为将她全书表达中国农民最深的执念的一个名词作为书名更好。

那本小说，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大地》（The Good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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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地》的出版一开始并不顺利。

当赛珍珠拿着这本书的原稿去找一家伦敦出版商的时候，对方嗤之以鼻：“谁会关注一个中国农民和他的乡下女人的故事？你为什么不写那些古老的中国传说？或者紫禁城里的皇帝和他那几百个女人的故事？”

赛珍珠没有放弃，又找到了一家美国的出版公司。那家已经濒临倒闭的出版公司的老板沃尔什看了这部作品后，立刻拍板决定出版，只是提出了那个改名的建议。

1931年春天，装帧精美的《大地》出版，随即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好评，连续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据头名宝座长达21个月。《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威尔·罗杰斯甚至给出了这样的评语：

“它不仅是关于一个民族的最伟大著作，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著作。”

《大地》英文版

《大地》写的是一个名叫王龙的中国贫农，娶了一个富户的女佣阿兰做妻子后发生的故事。阿兰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吃苦耐劳，沉默寡言，默默地为家庭付出一切，却一直不知道争取自己的地位。而王龙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性的局限：在通过一次偶然机会发财之后，他在阿兰的帮助下慢慢富了起来，却嫌弃妻子相貌平庸，另外娶了一个妓女。在王龙年老之后，他终于慢慢又回归了本心，临终前告诫子孙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卖地”，因为土地才是他们最珍贵的财富。

在这部17万字的小说中，赛珍珠展示了自己不动声色却又非常传神的写作手法，开篇第一章第一句非常简单，却把读者深深抓住了：

“今天是王龙结婚的日子。”

在接下来的短短1万多字里，赛珍珠通过简单的白描，栩栩如生地向读者展现了当时中国最基层农村的各种元素和传统：纸糊窗、灶台、几个月洗一次澡、喝茶、辫子，以及孝道、面都没见过就可以结婚的亲事、妻子像用人一样服侍丈夫、传宗接代……

《大地》在美国受到热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此前一直停留在很多美国人的想象之中：异教徒；开餐馆和洗衣店的；贼眉鼠眼长辫子，奸猾狡诈贪便宜。通过阅读《大地》，他们第一次认识到中国人是和他们一样有传统、有生活、有奋斗、有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另一方面，美国当时正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大地》中那些一直生活在艰苦环境但一直坚持努力活下去的农民，深深感染了同样感受到生活艰辛的美国人。

随着《大地》的畅销，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译本很快出现。就在出版的第二年，《大地》获得了美国的“普利策文学奖”。

但更大的荣誉还等待着赛珍珠。

1938年，经评委会一致认定，写出以《大地》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的赛珍珠，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第一次有美国女作家获奖。事实上，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女作家（第一位是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她的代表作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赛珍珠和她的《大地》就此轰动世界。

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瑞典国王为赛珍珠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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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地》给赛珍珠带来巨大声望和财富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了不少争议。

不同的声音首先出现在美国的文学界。

首先，美国的很多作家并不认为赛珍珠的写作技巧有多高超。著名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就曾公开不客气地说：“如果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该成问题。”

在美国的作家们看来，赛珍珠只会用简单的白描叙事，但在西方重视的心理刻画这方面却乏善可陈。更重要的是，《大地》成了一部超级畅销书——在他们看来，纯粹的文学和畅销书绝对是矛盾的。

其次，是因为赛珍珠长期生活在中国，几乎和美国的文学圈子形同陌路，很多作家都不认识她。她写的题材又发生在遥远的中国，而且还是中国的农民而非精英阶层，这更显得她和美国的主流文学圈格格不入。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就曾说过：“我宁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珍珠为伍。”（福克纳后来在1949年开心地去领了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是《喧哗与骚动》。）

第三个原因就比较隐晦了。在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美国有两名作家获奖：辛克莱·刘易斯（1930年）和尤金·奥尼尔（1936年），都是男性。在诸多“嗷嗷待奖”的美国男作家群体中，忽然天外飞仙般空降来一个他们闻所未闻的女作家，很多人在心理上或情感上接受不了。

赛珍珠。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截至1970年，赛珍珠的《大地》系列英文本就已经印行了70多个版次，印刷数量达到数百万册

由于赛珍珠的传教士家庭背景和身份，她的这部《大地》还在宗教问题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大地》这部小说的世界里，基督教和上帝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国人按照他们传统的信念敬天地、祭鬼神，所有的祈福活动都是对自己信仰的神灵进行。即便在小说中偶尔出现的传教士，也并非是正面形象。

考虑到作家是一位传教士，美国教会中的保守派深感“震惊和愤怒”，很多教徒都写信指责赛珍珠，甚至发出威胁。而从小就在定居中国的传教士家庭长大的赛珍珠，认为自己比任何没去过中国的美国教徒更有发言权。

1932年，赛珍珠接受长老会女教徒的邀请，在美国的阿斯塔饭店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讲。面对近2000名听众，赛珍珠的演讲题目是《海外传教，真的有用吗？》

这场大胆的演讲震惊了美国宗教界，赛珍珠做出的否定回答更是让她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教会教徒的人身攻击甚至侮辱，但赛珍珠完全没有退缩，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正统的传教士，对他们所谓要拯救的人民如此缺乏同情；对除他们自己国家的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如此不屑一顾；对一个高度文明、十分敏感的人民，竟如此粗暴鲁莽，我直感到自己的内心因羞愧而在滴血。”

最终，赛珍珠辞去了自己传教士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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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赛珍珠在美国引起了争议，那么在她所热爱的中国呢？

在如何评价赛珍珠和她以《大地》为代表的小说这一问题上，中国的文学界也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不少中国人是感谢赛珍珠的，因为尽管可能在有些地方有些夸张，但赛珍珠毕竟把一个相对客观和真实的中国呈现在了世界面前，中国不再是以前那样除了“留辫子”就是“缠小脚”的形象。

而另一方面，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对赛珍珠选择王龙这样一个贫穷且有些愚昧的中国农民来展现中国，感到很大的不满。

著名的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在肯定赛珍珠的一些真实描写之外，指出以王龙这样的落后农民形象出现在西方人眼中，只会加深他们对中国人的歧视。而《大地》的畅销，很大原因是因为符合西方人“居高临下”的审美口味。

而文艺理论家胡风在承认赛珍珠对中国农民“满怀同情”的同时，也认为她“并不懂得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

当然，赵家璧和胡风这一批知识分子还算是客气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毫不留情地对赛珍珠提出了批评。

著名的翻译家伍蠡甫是《大地》的译者之一，但他在自己的“译者序”（长达28页）中指出，《大地》中的中国男人只知道土地，中国女人只知道服从，整个中国看上去兵荒马乱，愚昧落后，“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而且，伍蠡甫还指出，中国农村的现状，恰恰就是因为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造成的，而赛珍珠根本没有指出或者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

当时在美国大学执教的文化学者江亢虎（后来投靠汪精卫成为汉奸），用英文在《纽约时报》上发文批评赛珍珠的《大地》“太过夸张”，尤其指出赛珍珠凭借年幼时与身边苦力和女佣王妈的接触，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失之偏颇的，因为这些底层人“可以构成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但不能代表中国”。

赛珍珠对此进行了反击，她提出的其中一个观点是：“倘若在任何国家内，居大多数者不能为代表，则谁复能代表？然而我晓得江教授及其他类似江教授者，颇愿以极少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来代表全部中国人民……对此，我是永难赞同的。”

而在诸多批评中，鲁迅的声音是最引人注目的。

鲁迅在1933年11月15日写给著名翻译家和剧作家姚克的信中说：

“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指赛珍珠，她跟随夫姓），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一个真相。”

鲁迅的这段评价，后人有过很多解读。从这段话看，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一般，但态度还算温和。如果从鲁迅向来警惕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夸赞以及他对中国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了解程度，这个评价也是符合他观点的。

不过，鲁迅当时读的《大地》译本似乎一般，他在1936年9月15日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若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

在写完这封信后一个月，鲁迅就病逝了。没有人知道如果鲁迅读过其他译本，是否会对赛珍珠和《大地》做出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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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怎么看待自己，成了赛珍珠一生最牵记的事之一。

赛珍珠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并没有停止写作，反而成了一个高产作家，甚至接受了丈夫的建议（她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后，嫁给了当初为她出书的出版商沃尔什），为了避免让读者觉得自己粗制滥造，用笔名发表其他小说（其中有一本书又成了畅销书）。但所有的作品里，她最着力的还是和中国有关的作品，包括又写了《儿子》和《分家》，构成“大地三部曲”，还包括剧本《光明飞到中国》、散文集《中国的小说》等等。

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之后，赛珍珠通过各种渠道为中国发声，在报刊上撰文，去集会上发表演讲，宣传中国，呼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为援助中国集资。她曾在一次公开广播中这样说：

“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此外，她在文化领域也和包括老舍、巴金在内的很多中国作家有交流，还帮助老舍翻译了几部他的代表作，并帮助林语堂在美国出版后来大为畅销的《吾国与吾民》（事实上《水浒传》也是赛珍珠第一个翻译成《皆兄弟也》带入西方的）。

但作为一个跨越东西方文化、曾经加入过中国国籍（同时没有放弃美国国籍）的女性作家，赛珍珠却一直在感受一种特殊的尴尬。

《大地》在1937年曾被改拍为电影，需要到中国取景。但当时的国民党相关部门却提出，剧中的中国农民不能穿破破烂烂的衣裳，必须穿新衣。当电影需要拍摄水牛耕田的场景时，相关部门又要求必须用拖拉机取代水牛。在摄制组即将离开中国之际，他们发现储藏胶片的箱子被人泼了硫酸，导致很多镜头都只能重拍。

《大地》这部电影由米高梅电影公司于1937年出品。出品方最终拒绝了当时国民政府“由中国人出演”的建议，由美国人出任男女主角，整个过程接受了中国方面多达16次的审查。整个电影的主场景是在加州搭棚拍摄完成的。1938年，《大地》在第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两大奖项：“最佳女主角”（饰演阿兰的路易斯·赖纳）和“最佳摄影”

在新中国成立后，赛珍珠的地位有时让她自己也感到迷茫。

在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她被认为是“亲中”和“亲共”分子，受到冷落和不公。而在中国，她因为不满当时中国政府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公待遇和一些错误的政策，写过不少批评的文章和书籍，又被中国列为“不受欢迎的作家”。

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到1971年“乒乓外交”中美破冰，尼克松总统准备访华，赛珍珠成了最高兴的人之一——她自1934年离开中国后，做梦都想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

为此，已经80岁的赛珍珠同意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节目《重新看中国》，并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希望重新访华的愿望，甚至希望担任尼克松代表团中的一名记者。

不过，赛珍珠的愿望很快破碎——一位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官给她发来一封拒绝信，表示鉴于她之前在文章和书里对新中国的一些“歪曲、攻击和谩骂”，她无法获得进入中国的准许。

这对赛珍珠而言，是最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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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自己重返中国梦碎之后，赛珍珠迅速衰老了下去。

1973年3月6日，81岁的赛珍珠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在美国的佛蒙特州丹比市逝世。她一生共收养了8个来自亚洲的孩子，用自己的基金会资助了1万多名儿童。

按照她的愿望，她是穿着中国的旗袍被火化的。

她的骨灰，被埋葬在宾夕法尼亚州。同样是按照她的愿望，她的墓碑没有任何墓志铭，上面只有三个字：

赛珍珠墓碑

“赛珍珠。”

是汉字。

馒头说

记得当初张艺谋刚刚成名那会儿，也一直被一些人诟病。

被诟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他那一系列的电影，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等，被认为是“迎合西方人猎奇的审美趣味，把中国人最丑陋的一面展现出来”。

是否有点似曾相识？

张艺谋拍那一系列电影的时代，正好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十多年改革开放，正铆足了劲准备加速发展，而国家的各方面都日新月异。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人们对未来的期望都是美好的，希望自己的祖国以一个文明而进步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的目光中。

而赛珍珠写《大地》的那个时代，正好也是处于当时中华民国所谓的“黄金十年”，整个国家虽然还处于战火和各种灾难之中，贪腐问题也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在教育、交通、工业等领域，还是开始慢慢有了一些起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所以，那些批评家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放在这里，我们一直在努力，为什么你偏偏要展现最丑陋的？”

但是，从拍摄者或写作者的角度出发呢？他们的动机是故意抹黑吗？恐怕也并非如此。他们所描绘的那些事物，是真实存在过，甚至是正在发生的。他们不拍不写，这些东西并不会就此随风消散，没人记得。

有时候，爱得深切，才会说得深刻。

就好比相亲看外貌，我这张脸就摆在这里了：眉毛好，眼睛好，嘴巴好，但就是鼻子长得太大。但这就是真实的我，有美有丑，你要接受我，就要了解我的整体，接受我的整体。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乃至交融，其实从某种意义来上说也是如此：我不避讳我的短处，但也请你多看我的长处，或者我的努力。

如今，你可以说张艺谋的《英雄》剧本太天真，《长城》故事编得烂，《影》拍得太理想化，这些从业务角度都可以探讨，正如可以探讨张艺谋当初的那个系列，但很少会有人再谈起“展现中国人丑陋的一面”。

同样，赛珍珠在中国的纪念馆、故居如今都建了起来，她的书也一版再版，大家可以讨论她的写作手法，讨论她当时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刻或不足，但不太会有人说她“故意要塑造王龙这样一个农民丑化中国人”了。

观念的进步固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已经比当初强大了很多。

强大的体现不只在于财富，在于科技，在于武力，更在于内心。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赛珍珠与中国》（刘海平，《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2.《赛珍珠生平及著述大事年表》［刘龙，《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3.《赛珍珠生平事迹补遗》（廖康，《国外文学》，1992年第4期）

4.《如何理解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顾均，《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6期）

5.《鲁迅的赛珍珠简评所引发的讨论：一个回顾》［姚望，《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6.《赛珍珠与后殖民主义》［朱坤领，《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