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此时伯里克利的生命之火正在渐渐熄灭。作为现役将军，他应该比所有人更早获悉弗尔米奥胜利的消息，应该非常欣慰，但这个喜讯没能让他生命的火焰重新燃起。

66岁，还算不上会自然死亡的高龄。

索福克勒斯活到90岁。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喝下毒药时70岁。柏拉图也很长寿，活到80岁。

过去人们的平均寿命短是因为儿童的死亡率高。那时的人类就像野生动物一样，只要能挨过幼年时期，之后的人生全凭个人的体力和运气。

自希波克拉底开始的古代医学，尤其重视提高人的抵抗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关于伯里克利的死因，不少史学家认为他染上了疑似伤寒的传染病，但没有资料显示他出现过那种疾病特有的症状。更何况那场瘟疫流行的高峰期是他去世一年前的夏天。虽然此后瘟疫再次暴发，但那是他去世两年后的公元前427年。

上一次瘟疫盛行时，伯里克利的一个妹妹和他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因病死亡。有些学者认为是家庭的不幸导致了他的早逝。然而，不断呼吁大家为了国家忍受个人不幸的伯里克利，会因为失去亲人而伤心至死吗？

我认为，半年前被控滥用公款即执政不当，对伯里克利的自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像他那样心高气傲的男人，对于这样的责难必定无法忘怀。

伯里克利的病榻前聚集了很多忧心不已的朋友。他们不想让他独自死去，这些人守在他身边的时间越来越长。

有一天，朋友们以为伯里克利睡着了，于是赞诵起他远征的辉煌战绩。这时伯里克利睁开了眼睛。

他说：“没想到你们竟然看重这些事情。将军获取战功不过是因为他碰巧那一年被选为司令官，是偶然而已。真正值得称赞的，是没有一位雅典公民因为我错误的政策而死去。”

如果普鲁塔克描述的以上场景是真实情况，那伯里克利临终前的内心不安，应该与我假设的事情有关。

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但正常情况下，双方应该以避免正面对决的方式僵持两三年，然后在适当的时机达成5年休战协定。待形势进一步稳定，双方再缔结长期休战的“30年和约”。这是伯里克利想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再次重申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如修昔底德记录的那样，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两年半后——公元前429年的秋天死去。

以维持城邦雅典的繁荣为最高目标的伯里克利的宏图大略，不幸中途夭折。这可能是66岁离开人世的伯里克利心中唯一的遗憾。

他的挚友、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也在两年后死去。

希波战争结束后的50年内，为希腊的稳定做出贡献的两位人物相继去世。虽身处远方但也为希腊世界的和平做出间接贡献的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在伯里克利去世后的第4年死去。主人公新旧交替的时代来临。

伯里克利的死并没有给雅典人带来多大的冲击，他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也没有谁提议以国葬的形式追悼他，就像“正义之人”阿里斯泰德去世时那样。

而且，伯里克利不是在战争中牺牲，不能埋葬在雅典城墙外位置最佳的国有公墓。

雅典人似乎对伯里克利没有什么缅怀之情。大多数人的态度也许就像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嘲讽的那样，认为那个不近人情、不倾听民众声音，犹如奥林匹亚宙斯神般怒声呵斥的霸道的伯里克利终于死了，天下总算太平了！

没有人想到，伯里克利的死之于雅典，或者说对整个希腊都意味着衰败的开始。

修昔底德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他在急剧衰落的时代开始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里克利死时才29岁的修昔底德在当时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

公元前429年的雅典，没有一篇为伯里克利之死而感伤的诗歌。

但有一部杰出的悲剧。

伯里克利去世的那一年，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上演。这部剧讲述了俄狄浦斯一生与命运抗争，最终未能逃脱神的预言的人间悲剧。

伯里克利生前不断呼吁命运不是天神所定，人类要靠自己的奋斗创造命运。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宏大构想因为自身的死亡中途夭折。如果这不是命运，那什么才算命运呢？

伯里克利与索福克勒斯既是同辈又是好友，曾经作为将军共同远征。尽管被伯里克利调侃“做海军司令不如写悲剧”，但索福克勒斯始终是伯里克利的支持者。围绕在伯里克利病榻前的朋友中一定有索福克勒斯。

如果伯里克利知道这位好友又有新作问世，不知会如何评价。也许他还会用那调侃的口吻说：“你果真是写悲剧比率领军船，对雅典更有意义。”

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伯里克利早已习惯人们对他的批判、责难、中伤，但有一天来纠缠他的男人异常烦人。

雅典的重装步兵墓碑
（雅典国立考古学博物馆收藏）

雅典国立考古学博物馆藏（希腊） © Bridgeman Images

他站在正在处理公务的伯里克利身旁，用粗鲁的语言不停地咒骂。伯里克利始终不发一语，也没有流露出愤怒的表情。

罗马的执政官有12名护卫，雅典的将军没有如此待遇。伯里克利只带了一位夜晚帮忙提灯照路的仆人。

傍晚时分，伯里克利结束工作，起身回家。那个男人依然不肯罢休，紧随其后，一路骂骂咧咧。走到家门口时，伯里克利第一次开口说话，不是对那个男人，而是对仆人说：

“拿着灯，送这位公民回家。”

伯里克利对那个人的咒骂不做任何回应，不是因为尊重对方的言论自由，而是出于对滥用言论自由的愚昧者的强烈轻蔑。不发怒是不愿将自己贬低到对方的水准。所谓的愤怒，是对和自己对等的人才会产生的感情。

如上，就是这样一位贵族式的、非民主主义式的男人，引领雅典的民主政治抵达空前绝后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