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雅典的主人是被称为“公民”的民众（demos），所以主权在民。在最高决定权属于民众这一点上，民主政治和众愚政治没有不同。

换言之，哪怕是被视为恶政范本的众愚政治，也不可能从没有民主政治土壤的国家中产生。

如果说“democracy”（民主）是银币的正面，那么“demagogy”（众愚）就是其反面。

覆手之间面目全非，这就是反面。

因此，并不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特别有智慧，在伯里克利死后他们就突然都变成了傻瓜。

然而雅典在伯里克利死后进入众愚政治时代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要解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需要说明另一个问题。

不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人类迄今为止尚未发明出一种没有领导者的政体。

民主也好，众愚也罢，这些体制中都有领袖存在，但性质不同。

民主政体的领袖唤起民众的自信。

众愚政治的领袖巧妙地煽动起民众心底对未来的茫然与不安。

如果说前者是“诱导者”，那么后者就是“煽动者”。

前者展示光明的前景、引领民众，后者掀开阴暗面、挑动人们的不安。因此，煽动者并不限于政治家。

如果以当下为例，那些示威抗议的组织者、宣传媒体和网络，无论他们有意或无心，都是不折不扣的煽动者。

那么，伯里克利给雅典留下令人不安的因素了吗？

理性思考的话，答案是没有。

内政方面，民主政体的常态化历时长久，在诱导高手的领导之下，政体保持稳定。尽管反对派无时不在，但伯里克利时代仍然保持了政权30年的长期稳定。

外交方面，雅典与波斯和斯巴达这两个无法回避的强国达成了一种类似互不侵犯的分庭抗礼的状态。不管波斯还是斯巴达，面对已成为强国的雅典，都没有冒险发动正面冲突的意思。

经济方面也不存在问题。有提洛同盟这个广域经济圈的建立，以及在各地以基地为轴心的经济活动持续活跃，再加上加盟国上交的会费，雅典的国家财政长期稳健，以至于伯里克利可以信心十足地称“战争归根结底要靠经济力赢得胜利”。

在文化上，雅典更是当之无愧的全希腊的“学校”。人们络绎不绝地从希腊各地来到雅典。由于这些人的加入，文化、文明的花朵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灿烂盛开。

在军事上，雅典拥有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强的海军力量。

或许“海军”这个概念原本由地米斯托克利创造，经伯里克利之手得到完善。在此之前地中海只存在商船和海盗船。

陆上战力方面，除了奉行少数精英主义的斯巴达，雅典是全希腊拥有最多兵力的城邦。

古代希腊全体公民皆为士兵。公民权仅限于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他们在行使参政权的同时，肩负保家卫国的义务。

从这个角度看，斯巴达的公民数量在1万人左右，雅典则有5到6万人。据说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公民人数超过了6万。

在斯巴达，从事农业的希洛人和从事工商业的庇里阿西人没有被授予公民权。而在雅典，那些靠每日出卖劳力求得温饱、被罗马人称为“普罗列塔利”的最底层民众也享有公民权。所以，这些人同样有义务服兵役。

按照一艘三层加莱船至少配备200人计算，200艘战船总共需要4万人。整个希腊只有雅典具备随时出动200艘战船的实力，正是民主体制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士兵。

那么，享受着这些红利的雅典人有什么不安呢？

首先是疑似伤寒的瘟疫，以及入侵阿提卡地区的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军。

瘟疫迟早会过去。至少伯里克利这样说过。

阿提卡遭蹂躏的状况，伯里克利也请大家暂且忍耐。经历伯里克利30年执政的雅典人应该很清楚，他绝不是只要求民众忍耐而拿不出对策的人。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民心动荡？

这是因为瘟疫、敌军入侵引发的不满，和每个人心中原本就多少存在的不安全感相重叠，集聚成一种害怕明天会失去所有的恐慌。

指责这种情绪既负面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当然非常简单。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越是感觉不景气，经济状况就越糟糕，要安抚躁动不安的人心，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于未来感到茫然和不安，是人类自然存在的心理。伯里克利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语言诱导使民众保持镇定。

相反，被视为雅典第一位煽动者的克里昂，不断刺激、强化民众对执政者的不满，挑动人们仇富仇权的情绪。

他之所以能成功煽动起多数人的怒火，是因为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愤怒。

伯里克利离去后，雅典就剩下这位克里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