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时代”与“后伯里克利时代”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简言之，其区别在于政府是否有着眼未来、一以贯之的政策。

没有这样的政策，人们的行为会像树叶一样随性地朝着不同方向发展。杀害投降的民众、俘虏就是其中一例。

虽然希腊人是每4年举办一次奥运会方能休战的好战民族，但他们很少因为愤怒而彻底丧失自我。他们常常为安葬战死者休战一天，或为交换俘虏停火数日。

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具有现代人所谓的尊重人权的思想。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被视为蛮族的异族可以随意处置，希腊同胞之间不能轻易杀害投降者。

他们不认为胜者拥有绝对的正义，败者是绝对的十恶不赦。也许是受到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等“教科书”的影响，希腊人很清楚胜败大多数时候靠的是运气。

我认为古希腊人给我们后世留下的最重要的礼物，是指点出中庸的重要性。所谓“中庸”，简单地说就是在左与右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

英语称“中庸”为“good sense”，法语叫“bon sens”，意大利语是“buon senso”。日语以“良識”一词对应最为合适。

在“后伯里克利时代”，不仅雅典人，所有的希腊人都变得缺少良知。而那位称雅典是全希腊人的学校的伯里克利，已不在人世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剧在于，失败的不只是雅典，还有整个希腊世界。

希腊人自己构建起的价值观，又被他们自己亲手摧毁。

读希罗多德的《历史》之所以让我们有爽快之感，是因为它是希腊人美好一面的集大成者。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始至终笔调灰暗，因为它是希腊人丑恶一面的总汇。想到仅相隔半世纪，希腊民族就从联手抗击外敌转为自相残杀，这真令人黯然神伤。

伯里克利死后不到两年发生的莱斯沃斯岛事件和普拉塔亚事件，创下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无意义杀戮的先例，此后这种现象不断上演。

开创这个先例的是雅典和斯巴达，性质就更加恶劣。它意味着希腊人的“学校”放弃了“为人师表”。

雅典迷失于无意义的杀戮之中，是因为克里昂的煽动。雅典先经历了“伯里克利时代”才有“后伯里克利时代”，但斯巴达没有类似的经历，它的前后变化是因为自身独特的情况。

自吕库古法确立以来，斯巴达始终奉行一国和平主义。从另一个层面讲，它意味着不干涉他国的事务。

陆军战斗力希腊第一的斯巴达奉行不干涉主义，让那些跟随它的弱小城邦只能随波逐流。

获胜的伯罗奔尼撒联军对投降的普拉塔亚进行残酷惩罚，并非联军统帅阿希达穆斯的意愿。

原因是作为联军的一部分参与普拉塔亚攻城战的底比斯人重提4年前的旧事，强烈要求报仇雪恨。

4年前，底比斯入侵普拉塔亚，他们派去的300名士兵被当地人处死。尽管挑起事端的是底比斯一方，但胜利者无须倾听失败者的辩解。而且，底比斯人的复仇要求得到了与斯巴达国王同行的两位监察官的强烈支持。

斯巴达监察官对雅典的厌恶由来已久，早在他们发誓守护吕库古法的那一刻便已经开始。

由于斯巴达不向本国的希洛人、庇里阿西人开放公民权，斯巴达人必须时刻防范这些人叛乱，他们始终将公民权普及至最底层公民的雅典民主政体视为带来恶劣影响的东西。

底比斯人提出处死投降的200名普拉塔亚人以报4年前300名士兵被杀之仇，而向阿希达穆斯国王强烈要求一并处死25名雅典人的，是与国王同行的斯巴达监察官。

阿希达穆斯国王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根据斯巴达的吕库古法，决定国家方针的不是世袭的国王，而是公民大会选举出的任期1年的5位监察官。其中两位监察官在国王出征时必须同行，同样基于吕库古法的规定。

就这样，以无意义杀戮为标志，雅典以及斯巴达进入了“后伯里克利时代”。

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在完成此次出征的所有任务归国后不久，仿佛油尽灯枯般死去，比他的对手以及盟友伯里克利晚走了两年。

翌年，公元前426年，也许是因为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对野蛮行径都有所收敛，这一年相对比较平静。然而，公元前425年又有新的事件发生。

所谓“着眼未来的一贯性政策”有点像同时驾驭数匹骏马的四匹马战车竞赛，手执马缰的车夫的能力极其重要。没了车夫，缰绳便形同虚设。劣马也许跑不远，但换成骏马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雅典在“后伯里克利时代”还是有“骏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