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斯岛是爱琴海南部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和宛如从南边环绕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关系密切。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米洛斯和克里特采取同样的态度，既不偏向斯巴达也不接近雅典，始终保持着中立。

米洛斯的中立并没有为雅典带来不利。除去它不缴纳提洛同盟会费以外，没有其他的问题。雅典的军船、商船可以自由地在当地靠港，获得淡水、粮食的补给。

米洛斯这种中立状态持续到第15年，公元前416年，雅典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雅典要攻击克里特岛那样的大岛并非易事，而米洛斯是一座小岛。雅典向米洛斯派出军队，胁迫其加入同盟。

在那时盯上米洛斯的似乎是尼基阿斯。也许他在提洛岛大张旗鼓举行祈愿仪式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洛岛处于雅典辖下，而它附近的米洛斯岛一直保持中立。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尼基阿斯为了打压主张西扩的阿基比亚德，希望用征服米洛斯来证明掌控爱琴海东部才是确立雅典霸权的有效手段。

就这样，这一年的夏天，为攻占米洛斯这个小小的岛屿，雅典派出了38艘战船，运载了27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轻装步兵。除此以外，莱斯沃斯岛和希俄斯岛也一同参战，以显示这次进攻不是雅典单方面的行为，而是提洛同盟的军事行动。这种做法非常像尼基阿斯的风格。

米洛斯为避免陷入战争危机，极力与雅典展开谈判。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有关的场景做了长达数页的精彩描述，面对大国的专横，小国的无奈令人感到十分悲哀。

尽管如此，米洛斯依然拒绝屈服，展开了防守战。

但决出胜负其实不需要多长时间。夏季结束之前，米洛斯全面投降。

在战后处理问题上，雅典人采取了在伯里克利时代绝不会使用的手段。

他们就地处死米洛斯的所有男子，俘虏的数量因此为零。

妇孺被变卖为奴。事实上已成为无人岛的米洛斯，改由愿意移居当地的雅典人居住。

其实这种野蛮至极的处置方式，不过是伯里克利执政时期的雅典没有采取，但它在古代属于普遍现象。胜者为所欲为，败者俯首听命。这是罗马掌握霸权之前的时代，常见的战后处理办法。

可是，霸权国家如果和其他国家一样按惯例行事，就不可能维持霸权。唯有采取有别于他国的宽容政策，才能真正保持霸权地位。

米洛斯岛及其周边

赢者才谦让。尼基阿斯虽然政治经验丰富，但还是欠缺了这样的气度。

不是所有的雅典民众都赞成雅典军的这种行径。

在第二年春天的戏剧节上，根据观众的投票，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获得了第二名。

《特洛伊妇女》可以说是荷马《伊利亚特》的后传。它描写了希腊以奥德赛的木马计赢得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后，特洛伊妇女们的悲惨故事。

她们哀叹家园被希腊人烧毁，祖国从陆地上消失，她们为被杀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哭泣。特洛伊勇将赫克托尔的遗孀安德洛玛克等王族女人，绝望地接受悲惨的命运。

这些出身高贵的女人被当成战利品分赏给希腊军的将领。她们不得不离开故乡，随希腊将军们去往不同的地方，作为女奴在异国他乡度过余生。

这就是当时战败国女人们的命运。

这部作品在公元前415年上演，可能写于公元前416年的秋季至冬季。

大国雅典对小国米洛斯实施残暴的战后处置，发生在公元前416年的夏末。

虽然将时空背景移至特洛伊战争时，但抨击暴行的欧里庇得斯还是非常了不起。那些坐在露天剧场冰冷的石阶上观赏这部悲剧，将它选为优秀作品的观众，同样很了不起。而我对那个时代如空气般自然存在的雅典的普遍言论自由感佩不已。

尼基阿斯，还有阿基比亚德，大概也坐在观众席上吧。

毕竟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戏剧节是雅典的春季盛典。所以它值得阿伽通在家中举办飨宴招待朋友庆祝获奖。

欧里庇得斯是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中的最后一位。

与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相比，欧里庇得斯作品的风格迥然不同。

如果说亲身参与过萨拉米斯海战的埃斯库罗斯是代表希波战争时期的作家，那么索福克勒斯就是象征伯里克利时代的作家。这两位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以男性为主。

比索福克勒斯仅年轻10岁的欧里庇得斯，其作品的主人公大多为女性。

例如身为特洛伊皇太子妃，在丈夫赫克托尔战死、特洛伊灭亡后，作为希腊军统帅阿伽门农的战利品，以奴隶之身在迈锡尼王宫度过余生的安德洛玛克。

爱上继子，最终令自己和对方甚至周围人一并毁灭的王后费德尔。

为了向抛弃自己移情别恋的丈夫复仇，竟然将两人的孩子杀死做成菜肴让丈夫吃下的癫狂暴怒的王妃美狄亚。

她们都成了希腊悲剧的新主人公。

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塑造的主人公，是即使被命运左右仍勇于进取的男人们。

而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主人公们，大多无法摆脱个人的苦恼，丧失自信、敏锐善感，最终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相较于理性的一面，这些人物更多体现出背负忧伤前行的感性色彩。

这是不是很像阿基比亚德呢？

奥林匹亚四匹马战车竞赛中，阿基比亚德独领风骚，欧里庇得斯之所以为之感动，或许是因为阿基比亚德身上那种摇摆不定的气质让这位悲剧作家产生了共鸣。

顺便说一下，阿里斯托芬从来不掩盖他对欧里庇得斯的厌恶，他认为后者总描写雅典人的堕落颓废。两人的年龄相差40岁，如果按世代划分，欧里庇得斯属于伯里克利时代，阿里斯托芬是伯里克利以后的一代。

这两人的差异或许体现出悲剧与喜剧的不同。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借某个角色之口这样说过：

“有的人看起来年轻，其实已经老了。有的人虽然青涩，未成熟前已经枯萎。自知无知被收入学校课本，只能让人们失去柔软的心。这里唯一不变的，是人的愚蠢。只有这个，永远不变地长存。”

听闻此言，我们只能报以苦笑。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之所以经常在戏剧节上演，是因为雅典人不但喜欢观赏悲剧，也非常喜爱阿里斯托芬式的揶揄和幽默。

如果说欧里庇得斯象征着一种新的雅典氛围，阿里斯托芬同样如此。

给雅典人增添信心的伯里克利已不在人世，不安和愤怒的代言人克里昂也已死去。如今的雅典，进入了尼基阿斯和阿基比亚德的时代。

前往提洛岛向阿波罗神祈愿，是尼基阿斯个人的自由，但雅典民众不相信求神保佑便万事大吉。

阿基比亚德独占奥林匹克运动会领奖台，虽然令人疯狂，但没有人认为这能化解雅典面临的困境。

征服一个弹丸小岛米洛斯，更不能解决问题。

雅典人不知如何是好。只要能消解这种处处碰壁的郁闷心情，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

围绕如何从根本上打破困局这一问题，这一年冬天举行的公民大会变成阿基比亚德与尼基阿斯激烈争辩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