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镰仓和室町，江户幕府时期的政治环境是最为和平安宁的，幕藩体制达到了它的巅峰期。武士阶层的固化、官僚体制的完备、市民阶层的崛起，都是江户之不同于前两个幕府时代所独有的特色，自然，广大农民依然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

从武断迈向文治

庆安四年（公元1651年）四月，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病殁，享年四十八岁。包括老中堀田正盛在内的很多家光亲信都切腹自杀以殉主，幕府统治机制因此暂时陷于停顿，就此导致了“庆安、承应之变”的发生。

且说秀忠、家光两代的“武断政治”，总共改易大名一百零五家，减封十六家，使得社会上产生了大量失去主家的流浪武士，被称为浪人或者“牢人”。这些浪人极端仇视幕府，除了舞刀弄枪外又大多别无所长，成为社会一大不安定因素。他们在兵法家由比正雪、丸桥忠弥等人的煽动和组织下，打算趁着家光将军去世，继承人年幼（仅十一岁）之机发动暴乱，拥护纪伊藩主、被称为贤侯和“南海之龙”的德川赖宣继承征夷大将军之位。

德川家康共有子十一名，前六子都得以成年，七、八两个则夭折了，至其晚年，又生下了义直、赖宣、赖房三子，受封于尾张、纪州和水户，被称为“御三家”。“御三家”是除幕府将军的本宗外，唯独获准使用“德川”苗字的三个分家——家康余子及其子孙则恢复旧苗字“松平”——并在将军家绝嗣之时，规定可从三家择贤过继，以继大宗。所以德川赖宣理论上也是有当将军的资格的。

然而当年七月，暴动阴谋即告败露，丸桥忠利在江户被捕，处以极刑，不久后由比正雪也在骏府切腹自杀，德川赖宣亲往江户城中谢罪，澄清谣言，局面才算逐渐稳定了下来——是为“庆安之变”。

随即又爆发了“承应之变”——庆安五年（公元1652年）九月十八日改元承应，而在此前的十三日，牢人别木庄左卫门、林户右卫门、三宅平六等人密谋在德川秀忠夫人崇源院第二十七回忌日之时发动叛乱，在江户城内纵火并刺杀老中，阴谋同样败露，幕府就此展开了大规模搜捕，将别木庄左卫门等人一网打尽，皆处以极刑。此外，各藩藩士甚至幕府旗本受此牵连的，也有很多被斩杀或勒令切腹。

帮助家光将军的继承人、长子家纲安然渡过这两次变乱，稳定局面的主要有三个人，即大老酒井忠胜、老中“智慧伊豆”松平信纲，以及家光的庶弟、贤侯保科正之。就在“庆安之变”收束的次月——“承应之变”尚未爆发，于江户城中举行了“将军宣下”的仪式，正式确认年仅十一岁的德川家纲继任为幕府将军。原本册封仪式应当是在京都举行的，但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大乱初定，家纲不宜离开江户城，遂请下御旨，将仪式举办地点改在了江户，就此成为惯例。

顺便提一下这位保科正之，据说其母静光院本是秀忠将军乳母的侍女，跟将军私通产下正之（幼名幸松），当时不敢公开，遂被寄养在武田氏旧臣、信浓国高远藩主保科正光家中。正光去世后，正之以养子的身份得以继位，随即受到异母兄长德川家光的看重，先后转封为出羽山形藩二十万石和陆奥会津藩二十三万石，成为国主级别的亲藩大名。

总结“庆安之乱”的教训后，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天下已定，应当以文治取代武功，以整顿充实法律、制度和学术来提高幕府的权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将军的权柄被削弱，重臣合议的官僚体制得到完善，同时对于各藩的控制也有所松动。

比方说，起初幕府并不承认“临终养子”一说，即当大名没有子嗣和幕府确认的养子的情况下，直至临终才指定养子和继承人的做法，对于这种家族，一般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改易。四代将军家纲以后，幕府开始承认五十岁以上的大名的“临终养子”，使得遭到改易的诸侯数量大为减少。家纲时代一共改易大名二十二家，削封的也仅仅四家而已。

在德川光国、保科正之、池田光正、前田纲纪等所谓“贤侯”的推动下，幕府确定了以朱子学为整个日本社会的指导思想，大力宣扬忠孝节义。尤其是德川光国，此人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的藩主，官至权中纳言，因为大纳言或中纳言的汉称为“黄门”，故此俗称为“水户黄门”。这位水户黄门大人易装巡游各地，惩治不法官吏、藩主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有如中国的包青天一般。

德川光国非常重视朱子学中的“名分论”，在江户城设立彰考馆（彰往考来之意），编纂了《大日本史》一书。书中认为天皇是日本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幕府受天皇的委派治理庶务，其权威来自于天皇朝廷，对于南北朝乱世，《大日本史》宣扬南朝正统论，指斥反抗天皇的足利幕府乃是叛逆、贼臣。光国的学术后来被称为“水户学”，乃是幕末尊王论的滥觞——不过水户学最终被拿来作为推翻幕府的重要武器，这应该是德川光国所始料不及的吧。

如果把江户幕府划分阶段的话，那么前三代将军的统治时期乃是奠基和开创期，从四代家纲开始，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代。

犬公方

江户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继位时年仅十一岁，由叔父保科正之和大老酒井忠胜、老中松平信纲等人辅佐，度过重重危机，终于迎来平和的治世。到了宽文年间（公元1661年至1673年），这些被称为“宽文遗老”的重臣们去世的去世、退隐的退隐，陆续离开政治舞台，酒井忠清得以迈上了大老宝座。

酒井忠清乃是上野国厩桥藩第四代藩主，同时也是雅乐头酒井氏宗家的第四代当主，其祖父酒井忠世曾经侍奉过从德川家康到德川家光的三代将军，与土井利胜、青山忠俊并为家光将军的三位师傅。

酒井忠清担任大老的时期，家纲将军已经成年，开始插手政务。但问题这位将军生来病弱，或许受此影响，正室、侧室们多次怀孕，不是流产就是诞下死婴，导致他丧失了生存的意义，开始肆意享乐，生活日益奢靡腐化。酒井忠清倒是兢兢业业地撑持着幕府基业，但他因为“宽永大饥馑”的教训而过于重视农业却忽视商业，同时继续坚持锁国政策，再加上将军乱花钱，遂导致幕府的财政状况逐年恶化。

延宝八年（公元1680年），四十岁的家纲将军终于走到了他人生的终点，因为没有后嗣，据说酒井忠清打算沿用镰仓幕府的旧例，迎接有德川家康次子结城秀康血脉的有栖川宫亲王继任为幕府将军。此议遭到老中堀田正俊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主张让家纲的四弟松平纲吉来当继承人。五月八日，德川家纲让位给纲吉，旋即去世。

德川家光共生五子，两个夭折，活下来的是家纲、纲重和纲吉。据说德川纲重英武不凡，而又聪明睿智，但偏偏才活了三十五岁，比他哥家纲死得还早，于是幕府将军的宝座，最终就落到了已经退居松平苗字的纲吉手中。

据说德川纲吉是个畸形儿，身高还不到一米三零，不过这畸形儿却颇为聪明，上台伊始便勒令酒井忠清隐居，铲除了酒井派的势力，改以忠直勤勉的堀田正俊担任大老。与其兄家纲不同，纲吉非常热衷于权力，逐步扭转了家纲以来重臣合议，将军却形同虚设的局面。他设置“勘定吟味役”一职以监督幕府财政，并且大力提拔有能力的低级幕臣（小身旗本），用以制约老中会议。

此外，纲吉还非常爱好学问，尤其是儒学，因而深受儒家尊王思想的影响，他在历代德川氏将军当中，对公家的态度最为和善。他曾多次向天皇献上“御料地”，并且斥巨资修缮了历代天皇的陵寝，总计六十六座，据考察公家领在纲吉时代，范围竟然扩大了一倍还不止（虽然那也还是寥寥无几）。

延宝之后是天和年号，故此德川纲吉将军在位前期就被称为“天和治世”。天和之后是贞享，贞享再后是元禄，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丰富多彩，在日本历史上非常著名，遂被称为“元禄文化”。

“元禄文化”带有非常浓厚的市民（町人）文化特色，这是因为江户、大坂等城市持续发展，越来越是繁华，町人势力逐渐抬头所致。这种文化在表现上一改幕府初期的简朴风貌，变得非常奢华，根由是城市中出现了家财万贯的豪商，由于“士农工商”的等级区分而使这些豪商不能拥有土地，锁国令又使他们无法将财产投资海外，于是干脆一掷千金，拼命消费，带动了整个城市甚至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

以井原西鹤为代表，文学上出现了所谓的“浮世草子”，也就是描绘町人生活的小说；以近松门左卫门为代表，艺术上出现了市民意味浓厚的新的戏剧。对于这种町人文化，以及町人们浮华奢侈的生活，幕府和各藩多次发布禁令，但始终无法真正加以扭转。

同时期在思想方面，占领导地位的朱子学开始有所动摇。朱子学很早以前就传入了日本，还曾一度成为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的思想武器。然而这种学说长久把持在僧侣尤其是禅宗僧侣手中，直到战国末期的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才真正将其转化为一门武士的学问。林罗山受到德川家康的器重，其孙林风冈被德川纲吉任命为大学头，总管幕府的文教工作，并且世代承袭此职。通过林氏祖孙，以及德川光国等人的鼓吹，逐渐奠定了朱子学在幕府统治下的主导思想地位。

但是在元禄时代，民间出现了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批判朱子学，前者要求按照日本的实际情况来改造儒学，不可照搬中国之儒，后者则要求删去杂芜，复归于孔子之儒。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等，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荻生徂徕等，但在幕府的压制下，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全都没有好下场。

纲吉将军到了统治后期，也逐渐走上了他哥哥的老路，生活越来越奢靡，治政也不再清明。尤其在大老堀田正俊遇刺身亡以后，他更是一脚踢开老中会议，重用侧近牧野成贞、柳泽吉保等人，使得幕府的统治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可以说，德川纲吉统治时期是江户幕府的鼎盛期，也是由强变弱的转折期。

如前所述，堀田正俊迎娶了春日局之孙稻叶正则的女儿为妻，算是春日局的重孙婿，稻叶正则的堂弟正休，按辈分自然是正俊妻子的从叔父。然而正是这位担任幕府若年寄，受封美浓国青野藩的从叔父，竟然在贞享元年（公元1684年）八月，在江户城中突然向堀田正俊举起了屠刀——正俊遇刺重伤，被抬回家不久后便咽了气，享年五十一岁。根据幕府的记录，此事根源是稻叶正休犯了疯病……这当然很难取信于人，后人怀疑乃是纲吉将军欲图削弱老中会议的权柄，而刻意挑拨他们叔侄关系，最终不期然酿成了恶性事件。

老中会议果然因此而被削弱，纲吉将军开始大肆重用侧用人。侧用人全称为“御侧御用人”，一般俸禄在一万石以上，本是将军秘书一般的角色，负责向老中会议传达将军的敕命。为了削弱相权而重用秘书班底，进而使得秘书班底成为新的朝廷中枢，这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例，纲吉将军所为，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纲吉首先重用的侧用人是牧野成贞，此人本是纲吉将军继位前，还在当上野馆林藩主时代的家老，后受封下总关宿藩。然而牧野成贞的地位很快就被柳泽吉保所取代。柳泽氏源出甲斐国武田氏一门的一条氏，与土屋氏并为受到德川家重用而成为近世大名的武田遗臣代表。柳泽吉保本名房安、保明等，原本也是馆林藩臣，纲吉继承幕府将军之位后成为幕臣，他人生的巅峰乃是受将军赐予偏讳改名吉保，受封甲府城和骏河等地十五万石封地，并获赐大老格（身份等同于大老）。

纲吉将军晚年耽于享乐，疏忽国事，而把政务全都委托给了柳泽吉保，因而幕府的种种恶政，最终全都被记在吉保头上，他遂成为后世传说中江户幕府时期的第一大奸臣。

再说回德川纲吉将军，传说他受其母桂昌院的影响，笃信佛教，还采纳僧正隆光的建议，特别颁发了《生类怜悯令》，禁止百姓杀伤动物，尤其是要保护狗。纲吉把全江户的野狗全都集中起来饲养，数量据说达到十万头，发现有百姓伤害到这些野狗的，轻则坐牢，重则流放。因此百姓们都在背地里蔑称纲吉为“犬公方”，也就是狗将军。水户黄门德川光国为了劝谏这种恶政，特意宰杀了十条狗，剥下狗皮来献给纲吉，诡称这是护身符。纲吉虽然不敢处罚光国，但他仍旧我行我素，行为并没有丝毫的收敛。

幕府财政急剧恶化，勘定吟味役荻原重秀遂建议改铸货币——其实就是用劣质货币来聚敛财富。元禄金、元禄银的品质因而大幅度下降，导致富裕阶层纷纷收藏旧币，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混乱。可以说，这次货币改革是根本失败的，幕府的权威从此江河日下，一步步走向灭亡……

享保的改革和饥荒

且说元禄乃是东山天皇的年号，元禄十七年改元宝永，宝永六年（公元1709年）元月，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去世，因为并无子嗣，乃收其侄德川纲丰（甲府藩主德川纲重长男）为养子，赐以将军家世袭的“家”字，改名为德川家宣，继任为第六代幕府将军。

德川家宣刚一上台，就对幕府人事进行了一场大清洗，罢免奸佞柳泽吉保，以及侧用人松平辉贞和松平忠周，疏远世代担任大学头、掌控幕府思想统治的林氏。但是家宣将军并没有把权柄交还给老中会议，他也有自家的亲信要用，那就是从甲府带过来的侧用人间部诠房和儒者新井白石。

间部诠房是甲州藩臣西田清贞之子，少年时代就拜在著名的猿乐师喜多七太夫门下，也就是说，出身是个“戏子”。然而这位戏子却被家宣看中，编入幕臣行列，还授予从五位下越前守的官位，进而就任若年寄，加老中格。

新井白石是朱子学者木下顺庵的弟子，本身在幕府内部并无职位，算是将军的高级顾问。这二位受到家宣将军重用伊始，便怂恿将军废黜了怨声载道的《生类怜悯令》，并且对幕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朝野上下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大家都希望家宣将军可以迎来一个新的盛世，然而这位将军在位仅仅三年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家宣将军的继承人德川家继就任征夷大将军的时候年仅四岁，在位四年而殁，他的统治时期，幕府大权仍然掌握在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的手中。白石整顿幕府财政，改铸成色好的新币，改善天皇朝廷和幕府之间的关系，使幕府统治重新稳定下来——是为“正德之治”。但是白石虽然被守旧派恨之入骨，称之为“鬼”，其实他的改革也并无新意可言，只是恪守于儒家的传统道德，合理主义气味过于浓厚，很多措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社会各阶层的矛盾。

德川家继的去世，使得二代将军秀忠所传下来的血统彻底断绝。按照秀忠在世时的规定，将军家一旦绝嗣，则由御三家之一入继宗家，御三家的笔头乃是尾张藩，因此德川家宣的侧室、家继将军的生母月光院就推举尾张藩主德川继友为下任将军的人选。

然而此议遭到了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的坚决反对，据说这两个女人在内宫争权夺利，矛盾很深，而既然月光院首先提出以德川继友继承将军家，则天英院就反其道而行之，抬出来纪伊藩主、“南海之龙”德川赖宣的孙子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很可能是个私生子，身份并不高贵，然而巧在前面三个哥哥全都很年轻就去世了，吉宗因此一步登天，继承了纪伊和歌山藩。据说此人身高超过一米八零，体格健壮，活泼好动，还在当藩主的时候，就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经常出入田间地头，直接处理农民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在他节俭的生活、勤勉的理政和灵活的手腕统治下，原本财政濒临崩溃的纪伊藩经过整顿，逐渐重现勃勃生机。正因如此，德川吉宗在当时的幕府群藩中名声最为响亮，所以天英院便以选贤为名义，扛出吉宗来与月光院争权。

最终的胜利者是天英院，以及他所支持的德川吉宗。且说德川家继在正德六年（公元1716年）四月三十日去世，德川吉宗装模作样地三次上书推辞，直到八月十三日才正式接任征夷大将军之位。

要说吉宗接到手的，绝对是一个烂摊子，政局从五代纲吉统治后期开始腐朽，虽经新井白石等人东贴西补，却依旧满目疮痍。在政治上，多年来依靠将军的宠信而实际掌握幕权是一些“侧用人”，他们本是幕府将军用来制约老中的亲信秘书，逐渐却变成了凌驾于老中之上的实权人物，并且反过来限制将军本身的权力。在经济上，浮华奢侈的民风使得整个社会都消费过度，同时各地大量涌现因为投资农业工程而得以征收佃租的“新田地主”，以及因向农民发放高利贷而得以控制部分土地的“典地地主”，幕府和各藩原本直接向本百姓（自耕农）征收年贡，就此被这些新兴地主从中间横插了一刀，对于农民来说，负担更为沉重，对于幕府和诸藩来说，赋税越收越少，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基于这种社会现状，德川吉宗一上台就立刻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贬退了家宣、家继时代掌权的侧用人间部诠房，以及担任顾问的新井白石，把权力收归将军本人。在经济上，他提倡俭朴，斥责怠惰，推广农业科技，重建了幕府的财政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协助德川吉宗完成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有一位名臣，名叫大冈荣五郎忠相，官至从五位越前守，通称大冈越前。此公原为负责伊势、志摩地区治安的山田奉行，其后被吉宗将军提拔为普请奉行（主管工程建设），又升为江户町奉行，也就相当于是首都的市长兼警察局长兼高院法官。大冈越前断案如神，从不徇私枉法，他还协助吉宗将军完成了法典《公事方御定书》，也被日本人看作是如同中国包青天一般的人物，关于他的民间传说很多。

德川吉宗非常崇拜先祖家康，认为家康时代幕府行政效率最高，其后因为儒臣掌权才使得武士的面貌变得日渐柔弱。为此他整顿军备，排除“家禄”（以俸禄来确定旗本家族的高低）因素，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一切都照权现大人（指德川家康）在世时候的制度来办”成为了德川吉宗的口头禅。

然而德川吉宗虽然设置了“目安箱”，鼓励平民直接向将军上书言事，摆出一副亲民的架式，其政策却未必能给中下层民众带来什么好处。在鼓励生产的同时，他也多次加增年贡，为了充实幕府财政而拼命压榨百姓。吉宗时代的勘定奉行（即勘定吟味役）神尾春央就曾说过：“农民像芝麻，越榨越出油。”在他们的压榨下，享保十七年（公元1732年）关西地区闹起了大饥荒，一揆纷起，由此引发的城市粮价变动，又使得江户城内的贫民们也纷纷揭竿造反。德川吉宗为了赈济灾荒、稳定粮价而伤透了脑筋，遂被戏称为“米之公方”。

——“享保大饥馑”，和三代将军家光时期的“宽永大饥馑”，十一代将军家齐时期的“天明大饥馑”，以及家齐和十二代将军家庆时期的“天保大饥馑”，并称为江户时代的“四大饥馑”。

说到了，德川吉宗的“享保改革”虽然使得江户幕府暂时度过了财政危机，能够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政局下滑的态势。

水清难养鱼，浑浊堪怀念

德川吉宗在延享二年（公元1745年）九月号称隐居，让位给长子德川家重，一个身体孱弱、口齿不清，被百姓嘲笑为“尿床公方”的家伙。为了让纪伊家可以世代盘踞将军宝座，吉宗还分封了儿子宗武、宗尹和孙子重好，成立田安、一桥和清水三个家族，并称“御三卿”，规定御三卿虽然地位较御三家为低，将军继承顺位却在御三家之前。

退位六年后，吉宗去世。老子一死，“尿床公方”开始彻底胡来，重新信用侧用人，大冈忠光、田沼意次等人陆续当权。且说这位田沼意次，本来是纪州藩的下级武士，他跟随德川吉宗来到江户，一路攀升，俸禄从六百俵增加到一万石，担任世子家重的小姓，并在家重亲政后成为侧用人。

家重将军在宝历十年（公元1760年）传位给儿子德川家治，家治将军格外宠信田沼意次，安永元年（公元1772年）竟然把他破格提拔为老中。从此田沼意次大权在握，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革幕政。

田沼意次当权的时代被称为“田沼时代”，而意次本人则被称为是异端的政治家。异端在哪里呢？原来此公改变了重农轻商的传统政策，给予大商业资本特权，大力发展贸易，希望通过经商可以挽救幕府的财政危机。从后世的眼光来看，田沼意次的政策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但这种政策也直接造成了豪商的越来越富和小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越来越穷，加上前面提到过的“天明大饥馑”的爆发，遂使得田沼政治搞得是天怒人怨。

天明四年（公元1784年），田沼意次的儿子、担任若年寄的田沼意知在江户城中被刺，凶手乃是和意知存有私怨的旗本佐野政言。百姓们闻知此事，无不欢声雷动，颂扬政言为“世直大明神”，意为救世之神——田沼氏之不得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天明六年（公元1786年），家治将军去世，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已先后夭折，没有后嗣，就按照祖父吉宗所定下来的规矩，收一桥家第二代当主德川治济的长男丰千代为养子，传以将军之位。丰千代就是第十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齐，继位时年仅十五岁。

家治将军的去世，使得田沼意次失去了靠山，他很快就被保守派赶下了台。保守派的首脑乃是白河藩主松平越中守定信，定信担任老中以后，全盘推翻田沼政治，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是为“宽政改革”。

田沼意次一副奸臣嘴脸，松平定信可是堂堂忠臣，又是八代将军吉宗的嫡亲孙子，然而两人的政策前后对比，松平定信恐怕比田沼意次更为莫名其妙，更为不堪。且说定信恢复以农为本的传统政治，大力压制豪商，但所造成的结果是金融混乱，生活在城市中的旗本和御家人就连赊贷都找不到门路，很多直接破产沦落为城市贫民。

松平定信还实行“宽政异学之禁”，称朱子学为“正学”，把其他各门学派都打成“异学”，禁止在幕府的公立学问所中讲授，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乃是对“兰学”的压制。

所谓“兰学”，就是传自荷兰的西洋学问，最早引进日本并为人们所重视的乃是西洋医学。其后新井白石写了《西洋纪闻》一书，开学习西洋之先河。德川吉宗将军曾经指派银匠出身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中根元圭修订历法，元圭在阅读了一些被查没的禁书以后，进谏吉宗将军，说如果继续禁止从中国输入翻译书籍，将使修历工作无法完成。吉宗将军接受了中根元圭的建议，宣布不管是从中国输入的译书，还是从荷兰输入的原作，只要不明着宣扬天主教义，全都允许传播。这道政令促使“兰学”正式形成。

“兰学”在“享保大饥馑”期间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兰学家青木昆阳于小石川的药园中试种番薯，获得成功，于是写出了著名的《蕃薯考》一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荒，遂被百姓尊称为“甘薯（番薯）先生”。

到了德川家齐在位的时代，有一位名叫林子平的幕臣提出，世界的趋势乃是发展海军，巩固国防进而向外扩张，他写了《海国兵谈》一书，请求幕府引进新式武器，重新整备军队。然而偏巧林子平就碰上了松平定信当政，定信严禁“异学”，下令没收了《海国兵谈》的雕版，还把林子平禁锢起来。林子平愤然作歌道：“无双亲，无妻子，无儿女，无木版，无钱，也无死的念头……”从此自称“六无斋”。

由上可知，松平定信的统治对日本的损害更甚于田沼意次，当时民间就有这样一首讽刺歌谣，说：“白河（指白河藩主松平定信）水清难养鱼，田沼浑浊堪怀念。”这正是幕府执政者一代不如一代的真实写照……

且说德川家齐将军继位的时候年龄尚幼，等他成年亲政以后，开始对到处指手画脚的松平定信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到了宽政五年（公元1793年），家齐将军突然提出要给自己的亲老子德川治济上尊号，称为“大御所”，然而这个尊号从来都只授予退位的将军，所以松平定信坚决反对，于是德川治济和家齐将军父子联手，迫使定信辞职归藩。

松平定信下台以后，幕府对于“异学”的钳制有所放松，兰学就此蓬勃发展起来。到了公元19世纪，兰学逐渐分化为两个派别，一派称作“下町组”，只把目光限制在科技方面而忽视或者不如说故意回避对西洋社会制度的研究，另一派称为“山手组”，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等等各方面都抱有极大的研究兴趣。

天保九年（公元1838年），著名兰学者、医生绪方洪庵在大坂创办了兰学堂“适塾”，先后教授了三千多名弟子，这些弟子中有几个人的名字将会响彻整个日本，比如福泽谕吉、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大鸟圭介等等。当然，这时候不会有人想到，在这批医学生中，竟然会出现敲响德川幕府丧钟的人物……

大盐不死

德川家齐担任征夷大将军，松平定信当首席老中的时候，幕府统治已经彻底腐朽，各地暴动和起义不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坂“米骚动”。

大盐平八郎乃是江户时代著名的阳明学者，他曾经继承祖父的职位，当过大坂东町奉行所的与力（辅佐奉行的小官吏），后来退隐归家，创办名为“洗心洞”的学塾，开课授徒，影响很大。对于幕府的腐朽统治，平八郎深为痛心，希望通过教育来传播爱民的思想，从而扭转时局。他曾经作诗赞扬农民道：“女织男耕淳朴深，城中妖俗未相侵。若加文教溯三代，不可使知岂圣心。”

文政十三年（公元1830年）七月，京都地区爆发了大地震，淀川泛滥成灾，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大饥荒。到了天保七年（公元1836年），灾情更为严重，连向来繁华的大坂城中也饥民遍地，几乎每天都有人饿死。大坂町奉行虽然想尽方法赈济饥民，稳定局势，然而却收效甚微，豪商们也趁此机会囤积居奇，不肯把粮食低价投放市场。

大盐平八郎看到如此人间惨剧，心生怜悯之情，于是变卖了家中藏书，所得黄金六百二十两全部分给贫民。然而他的这一义举反而引起奉行所的警惕，指责平八郎违法赈济，想要收买民心，意图暴乱。平八郎愤怒之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起而造反，推翻无能的大坂町奉行所。

平八郎起草了一份檄文，让“洗心洞”的学生们送到城中贱民和近郊农民手中，说只要看到城内火起，便请立刻聚拢起来，一举杀掉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堀利坚等人，夺取大坂城的控制权，只有这样，大家伙儿才有活路。

本来议定的起义时间是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然而大盐平八郎的弟子平山助次郎、吉见九部右卫门等人却于十七日晚间突然向东町奉行所告密，迫使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九日清晨。当时平八郎在自家院中树起“救民”大旗，聚拢学生、城市贫民和近郊农民五六百人，捣毁了很多与力、同心（也是奉行下属的小官吏）以及豪商的宅邸，所查抄出来的粮食全都沿途散发。然而因为事起仓促，大坂近郊农民中得到消息的人并不是很多，致使起义人数无法进一步扩充，终于在下午四时被奉行所的军队击败。起义群众死伤惨重，大盐平八郎在逃亡躲藏四十天后也终于被迫纵火自焚。

民间到处都谣传平八郎并没有死，而是逃往了伊豆韮山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甚至还有人说他途经九州，乘坐美国船逃到大陆去了。就连幕府中也出现了“三月末得于火中者，非真尸也”之类的说法，著名兰学家、田原藩士渡边华山还担忧，如果大盐真的逃往国外，则“外患”与“内乱”相结合，国家从此就不得太平了。

相对于武士们的恐惧和担忧，小民百姓却始终尊敬和缅怀大盐平八郎，“大盐不死”的说法广为流传。很快的，民间就出现了歌颂平八郎事迹的戏剧，只不过把背景改为足利幕府统治时期，主人公的名字也换成“小盐贞八”。小盐贞八为民请命，搞得愚蠢的豪商和町奉行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大盐、小盐，这影射再明显不过了。

大坂“米骚动”并非“天保大饥馑”中平民百姓对幕府的唯一反抗举动，就在大盐平八郎自杀后不久，备后三原、越后柏崎，以及摄津能势、川边、丰岛等地也先后爆发起义，首脑都自称乃是“洗心洞”的学生，高举着大盐的旗号。就在如此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德川家齐将军忧虑退位，把征夷大将军的宝座让给了儿子敏次郎，也就是第十二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庆。

天保十二年（公元1841年），“大御所”德川家齐去世，家庆将军得以亲政，重用老中水野忠邦，开始了“天保改革”。这位水野老中的思路和当年的松平定信几乎毫无二致，所使用的手段也不外乎提倡节俭、鼓励耕种，同时限制商业活动而已。唯一的新花样是颁布“人返法”，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甚至把城市贫民都往农村赶。

如此想当然并且悖逆时势的改革措施，当然会以失败而告终。首先，发布“检约令”，提倡节俭的生活作风，就让包括家庆将军在内的很多特权人物感到不快，既得不到这些特权人物的支持，又得不到小民百姓的拥护，最终水野忠邦只好黯然下台，“天保改革”也彻底失败了——这是江户幕府想要挽救衰亡命运的最后一次大挣扎。

然而，相对于幕府改革的失败，很多藩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开始一系列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措施，获得了部分成功，从而逐渐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幕府政权倒台的掘墓人。

三大御家骚动

如前所述，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在位的时候爆发了“宽永大饥馑”，家光将军一方面加紧搜刮各地大名，以维持天领的经济不彻底崩溃，另一方面也因此而被迫放松了对诸侯的监视和钳制。等到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继位以后，保科正之等辅弼重臣鉴于局势动荡、将军年幼，而完善了重臣合议的统治架构，同时进一步放松对各藩的掌控。

各藩一方面终于得到了一定的喘息机会，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幕府影响，亦陆续展开了政治、经济改革。首先是家臣的封地被纷纷收回，很多藩都凝聚为以藩主为中心的完全整体，家臣只领俸禄，逐渐转化为封建官吏；其次，世代重臣的势力受到削弱，藩主往往提拔中下级武士作为自己的辅佐者，无形中反而增强了藩中实力。

而就在此新旧交替之际，一种被称为“御家骚动”的现象屡屡发生。所谓“御家骚动”，是指各藩因继承人问题或内部的争权夺利而引发的动乱，这一词汇一直沿用到现代，用以指代企业或家族内部的纷争。其实前文所述的大久保长安死后家中动乱，以及柳川调信状告家主宗义成，就都属于“御家骚动”的范畴，但在江户时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还得算是“三大御家骚动”。

——这就好比“春秋五霸”其实不仅有五个候选者，不同的归纳记载引入不同的事件，故此所谓“三大”其实却有四次，即“黑田骚动”、“伊达骚动”“加贺骚动”、和“仙石骚动”。

首先是“黑田骚动”，又名“栗山大膳事件”。且说黑田长政因为党同德川家康，打赢了关原合战，遂被授予以筑前福冈地区为中心的五十二万三千余石领地，成为本国持大名家。元和九年（公元1623年），长政去世，传位给长子黑田忠之。然而长政在世的时候，便对忠之深感不满，认为他器量狭窄、性格粗暴，曾一度想要废长立幼，只因遭到家臣们的普遍反对而被迫作罢。临终之时，长政忧心忡忡，唤来忠之的“后见役”栗田大膳，要他好好地约束和教导忠之，避免家中生乱。

栗山大膳本名利章，其父栗山四郎右卫门利安乃是黑田如水时代的笔头家老，民间传说中被列为“黑田八虎”或“黑田二十四骑”之一。且说黑田忠之继位以后，日益疏远栗山大膳等老臣，却宠爱小姓仓八十太夫正俊，引发了大膳对忠之和正俊的极大不满。矛盾最终激化，栗山大膳向幕府密告，说黑田忠之整军经武，似有不轨的企图——距离黑田长政去世，仅仅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黑田家就此陷入几乎要被幕府改易的危机之中，黑田忠之急忙上书为自己辩解，称栗山大膳得了疯病，其言绝不可信。其实大膳倒未必真想毁掉黑田家，他只是想把忠之赶下台，换一个比较听话的主子而已——从“黑田八虎”、“黑田二十四骑”之首将井上九郎右卫门之房也站在他一边来看，这分明是谱代旧臣和新用侧近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

好在幕府最终并没有改易黑田家，家光将军裁定，将争执双方全都处以流放之刑——栗山大膳被赶去了陆奥国盛冈藩，最后就死在那里；仓八正俊则被流放高野山，后因参加镇压“岛原之乱”有功而获得赦免，得以复归。

再说“伊达骚动”，又名“宽文事件”，源于仙台藩始祖伊达政宗之孙纲宗在继位后行为放荡、酗酒奢靡，导致老中酒井忠清提议分割仙台藩。惶急之下，仙台藩臣联手逼迫纲宗下台，让位给他年仅两岁的幼子龟千代。因为龟千代年幼，家中权柄都操纵在一门众伊达宗胜（伊达政宗的十男）手中，分支涌谷伊达氏的当主伊达安艺（宗重）深感不满，于是向幕府提起诉讼。

就在老中酒井忠清将相关人等全都召往江户，调查此事的过程中，因为伊达宗胜借口年老而不肯从行，派遣奉行原田甲斐（宗辅）代替自己前往，而甲斐竟然突入伊达安艺的宅邸，将之斩杀。如此恶行彻底触怒了幕府，仙台藩亦陷入改易的危机。不过最终幕府还是把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只是放逐了伊达宗胜，并且勒令处死原田甲斐一门，庞大的仙台藩伊达家仍然得以存留。

“加贺骚动”发生在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在位之时。且说加贺前田藩百万石的家业，在幕府的压榨下只有比普通小藩生存得更为艰难，财政几度濒临破产，因此第六代藩主前田吉德便任命出身低微的大槻传藏为侧用人，进行藩政改革，此举触怒了以前田直躬为首的守旧派，双方争斗不休。延享二年（公元1745年），前田吉德病死，传位给长子宗辰，从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宗辰立刻找借口罢免了大槻传藏。

前田宗辰在位仅仅一年半也去世了，把藩主之位传给了异母兄弟前田重熙，重熙下令，将大槻传藏流放去了越中五个山。时隔不久，据说便发生了重熙和净珠院（前田宗辰的生母）险些遭到毒害的事件，经过调查，疑点集中在女官浅尾身上，并且通过审讯浅尾，供出了前田吉德的侧室（宗辰和重熙的庶母）真如院与大槻传藏私通，欲图谋害藩主的阴谋。最终真如院和浅尾被处死，大槻传藏则在流放地被迫自杀。

民间传说中，揭穿这一阴谋的正是忠臣前田直躬——不过此案疑点甚多，现在普遍认为，是前田直躬等守旧派设下圈套，才得以将大槻传藏的革新势力彻底扫清的。

最后是“仙石骚动”，发生在江户幕府晚期，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在位期间，骚动的主体乃是但马国出石藩。出石藩初代藩主为小出秀政，其妻为丰臣秀吉生母大政所之妹，在“关原合战”中归属西军，曾经参加过对细川家田边城的进攻，但其次子秀家却党同东军，立下功勋，因而战后所领六万石得以安堵。元禄九年（公元1696年），出石小出氏因断嗣而遭改易，翌年松平周忠被从武藏国岩槻城移封至此。宝永三年（公元1706年），周忠与信浓国上田藩主仙石政明所领交换，出石藩就此成为仙石家的领地。

仙石家的始祖乃是丰臣秀吉爱将仙石秀久，三传而至政明，入居出石，再五传而至仙石政美，因为藩政拮据，而委托一门众笔头家老仙石左京（久寿）进行财政改革。左京主张开源，政策倾向于重商主义，与主张节流的仙石造酒（久恒）爆发激烈冲突，并最终被造酒派赶下了台。

文政七年（公元1824年），年仅二十八岁的藩主仙石政美去世，并无子嗣，于是由隐居在江户的前代藩主仙石久道主持重臣会议，商讨继承人选，最终在造酒派的推举下，决定由久道第十二子仙石利久继位。造酒派就此彻底掌控了藩政，但他们保守的经济政策根本无法缓解藩内财政危机，不仅如此，反倒因为内部的争权夺势而酿成了多次骚乱。仙石左京趁机卷土重来，以幕府笔头老中松平康任为其后台（左京之子娶了康任的侄女为妻），开始大肆扫荡造酒派。

造酒派先是通过仙石久道的正室夫人常真院，把状告到了久道那儿，继而常真院又跑回娘家——播磨姬路藩——向藩主酒井忠学求告（常真院是姬路藩酒井氏初代藩主忠恭之女，而忠学则是第五代藩主、忠恭的玄孙）。这位酒井忠学的背景可不一般，酒井家本就是幕府谱代重臣，忠学又迎娶了家齐将军第二十五女喜代姬为正室夫人，于是在酒井忠学和觊觎首席地位的老中水野忠邦努力下，最终幕府直接插手出石藩的骚动，判处仙石左京“狱门”（枭首示众）之刑——松平康任也被迫退位隐居。

前面所述三次骚动，面对国持大名，幕府不能不慎重处理，虽然处罚了相关责任人，却并没有严惩藩族本身。对于小小的出石藩就没那么客气了，五万八千石的封地直接削减一大半，只剩下二万八千石。

从上杉到岛津

诸藩的改革，一方面是受幕府压榨，陆续陷入财政危机，面临破产的窘境，受形势所逼不得不加以改变，另方面也是吸收了幕府失败改革的教训，少走了很多弯路。而且不管怎么说，船小好掉头，这一优势，是庞大而腐朽的德川氏幕府所无法比拟的。

最成功的改革者，首先便是米泽藩第九代藩主上杉鹰山。且说上杉氏在关原之战后，百余万石的领地被削减为三十万石，后又减为十五万石，但忠勇的上杉武士们并没有一哄而散，大多选择留下来与藩主共度时艰——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米泽藩从一开始，就背上了这个沉重的大包袱。和平时期，一般情况下每万石可召养武士、杂兵二百名，也就是说十五万石撑死了三千人，但上杉家却有六千家臣（还全是武士）需要养活……很快便负债达二十万两之巨！

上杉鹰山本是日向高锅藩主秋月种美的次男，因为他的外祖母出身上杉家族，本人也迎娶了米泽藩第八代藩主上杉重定之女为妻，遂以婿养子的身份继承了上杉家业，并受德川家治将军赐以偏讳，改名上杉治宪——出家后法号“鹰山”。

鹰山一直居住在江户城下，继位两年后才第一次返回米泽。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个超级大烂摊子：养父上杉重定退位后便彻底撒手，诸事不理；须田、长尾、色部等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谱代重臣们掌控藩政，横行霸道；财政濒临破产，全年赤字高达三万两；农民大多跑散，全藩人口仅仅十余万……当时米泽是全日本数一数二的穷藩，据说江户市民为了辟除新铁锅上的所谓“金气”，都要在锅底上贴上写有“米泽”二字的纸条，无他，因为米泽没有金也。

鹰山入藩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自己做起，厉行节俭，把藩主一千五百两的在江户生活费用裁减到二百零九两，把侍奉的女官从五十人减少至九人。以此为榜样，要求全藩都勤俭为本，停止一切饮宴、酬酢，武士们每餐饮食只准一菜一汤。

其实对于这种穷困潦倒的家族，历代都会希望整顿藩政，缓解财政危机，就此必然产生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对立——三大御家骚动，大多肇因于此。鹰山强力压制保守派，起用革新派的竹俣当纲、莅户善政等人主持藩政，就此引发了保守派的反攻——史称“七家骚动”。

这所谓的“七家”，就是指七家藩中谱代重臣，包括奉行千坂对马、色部修理，江户家老须田伊豆，侍头长尾权四郎、清野内膳、芋川缝殿和平林藏人。他们向上杉鹰山提起“强诉”，要求罢免竹俣当纲，停止新政，恢复所谓传统的“越后风”政治制度。

对于这些逆潮流而行的老顽固，鹰山毫不手软，当即回书加以驳斥，随即便勒令须田、芋川二人切腹谢罪，其余五人隐居或者蛰居（关禁闭），还把给这些人出主意的藩中儒生、医士藁科立泽斩首示众，并剥夺其武士身份。在横扫了守旧势力以后，改革得以继续推行——当然啦，仅仅厉行俭约，终究是无法填补偌大的财政窟窿的，节流的同时还必须开源才行，可是鹰山要从哪里去开源呢？

米泽地处东北，土地尚算肥沃，但是气候过于寒冷，即便再如何精耕细作，农作物产量终究有限。倘若鹰山跟随幕府老中松平定信的改革脚步，光把视线投在农业上，下场定然非常凄惨。好在幕府的改革失败，是曾长年留居江户的鹰山亲眼所见，他深切地体会到，仅靠发展农业生产是无法解决财政问题的。

因此他力排众议，在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的同时，却并不扩大农作物耕作面积，反倒勒令百姓和武士们都要多种漆、桑、楮等经济作物，进而引进先进的工艺技术，大规模组织人力生产漆器和绢麻织品。此外，鹰山还鼓励生育、推广教育，经过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不但解决了财政危机，还使得米泽盆地人口繁盛，再度辉煌起来。

因此上杉鹰山就被称为米泽藩的“中兴之祖”，死后，在上杉神社中与始祖上杉谦信同享祭祀。

东方有上杉，而西方则有岛津。战国末期，这一古老家族骤然膨胀，兵锋所指，几乎统一整个九州地区，但随即就败给了丰臣秀吉的西海远征军，被迫龟缩回萨摩、大隅两国。岛津惟新斋（义弘）时代，还想趁着东西对立混水摸鱼，结果在关原大战中损失惨重，恓恓惶惶逃回本城鹿儿岛。德川家康勒令麾下诸侯讨伐岛津氏，惟新斋的儿子忠恒费尽心机才勉强保住领地不被改易。

从此，僻处日本最西南端的岛津氏就开始了在和平时代的艰难挣扎，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萨摩国土地贫瘠，社会结构也比他藩落后，存在大量亦农亦兵的所谓“乡士”（据说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经过整个江户时代都没能真正完成兵农分离。那么多武士，哪怕是下级武士也想要领俸禄吃饭，但岛津氏除了打过一下琉球国外，又别无对外扩张的可能，就此搞得经济拮据，财政数度濒临破产。当然啦，这里面也有德川幕府的“功劳”，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对距离江户越近的藩损害越小，越远的损害越大，最远的岛津氏当然吃的苦头最多了。

且说宝历三年（公元1753年），幕府下令岛津氏出钱出工治理木曾川，家老平田靭负扛下了这个重担，率领数千人前往浓尾地区去搞治水工程。在幕府所派遣的官吏的策划和监督下，萨摩人辛苦劳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事后一算开销，却是个根本无法负担的天文数字。于是平田靭负引咎自杀，藩主岛津重年（久门）也于不久后忧愤而终。

继承岛津重年担任萨摩藩主的，乃是其子岛津重豪，重豪一继任就致力于刷新政治，并且制定诸项改革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因为这个时候再不下决心搞改革，岛津氏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全藩对外输出粮食和物产，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万两，可是所背负三都（大坂、京都、江户）豪商的借款竟然高达五百万两，年息超过二十五万两！当真是寅吃卯粮也根本无法偿还……

为了培养人才，革新政治，岛津重豪设立藩学进士馆和医学馆，瞒着幕府输入和研究兰学。他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大群中下级武士成长起来并得到重用，为萨摩藩的复兴尽心竭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负盛名的乃是调所广乡。

调所广乡在文政十年（公元1827年）出任大目付一职，基本上掌握了藩中实权，他随即就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广乡利用威逼的手段，迫使债权人同意取消年息，允许岛津氏在二百五十年内分期偿还五百万两的债务。其实这种赖息赖账的手段幕府也多次搞过，莫不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只是调所广乡没有像幕府老中们那样专横霸道（以他的身份地位也专横不起来），他承诺让债权人中的三都豪商获得萨摩特产品的专卖权，同时允许债权人中的藩内商人可以继承武士的家业。这样又打又拉，终于暂时把所背负的庞大债务包袱给卸了下来。

赖息赖账的同时，调所广乡下令在萨摩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由藩厅垄断砂糖的外卖，此外他还秘密增加通过琉球和中国的贸易额，逐步地重建了藩的财政。不过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秘密贸易最终被幕府查知，幕府派人前来责问，为了避免连累藩主，广乡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慨然切腹自尽。

调所广乡虽然死了，秘密贸易虽然暂时不能再搞了，但萨摩藩却一直延续着广乡的诸多“殖产兴业”的政策，不但彻底摆脱了财政危机，还大量引进西洋先进武器，开始整顿军备，扩充实力，最终得以重新雄霸西海。

雄藩崛起和公武反目

萨摩有改革家调所广乡，相对地，长州则有村田清风。所谓长州，指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安艺毛利氏，关原合战后，毛利氏的领土遭到大幅度削减，只剩下了周防、长门两国。然而因为此地扼守濑户内海的出海口，商品交易自古就很活跃，所以虽说是幕府历来打压的重要目标，虽说有大群家臣需要养活，过得多少还算比萨摩藩要富裕点儿。

为了提升经济实力，长州藩很早就开始对纸、蜡、蓝等特产品实行专卖制，因为藩吏经常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上述特产，并且控制商品流通，导致十九世纪初期藩内暴乱不断，尤其是天保八年（公元1837年），爆发了六万多农民参加，延续整整三个月的大暴动，农民们要求取消专卖权，降低年贡比例，并使商品流通自由化。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受此压力，被迫起用俸禄五十石的中级武士村田清风主持藩政，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村田清风曾在给毛利敬亲的上书《流弊改正意见》中，阐述了“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振兴产业”五条原则。他上台以后，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人参与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实类似手段田沼意知就曾经搞过，但在重商的同时深刻损害了中下级武士和平民的利益，村田清风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原来清风在支持豪商的同时，为了救济贫困的中下级武士，宣布由藩厅分三十七年代其偿还一切债务，同时鼓励武士们勤修武艺和学问。对于城市贫民和农民，他放宽了对“长州四白”（米、盐、蜡、纸）的专卖限制，并且允许棉花和棉布自由流通，同时免除新垦荒地的年贡，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就这样，仅仅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原本长州藩高达八万五千贯的外债已经偿还过半，而藩内局势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村田清风在重建长州藩财政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和提拔有才能的中下级武士，提倡兰学，购入新式武器，强化了长州的军事力量。天保十四年（公元1843年），毛利敬亲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总兵力达一万四千人，士气高涨，装备精良，引发了极大的轰动。

除萨摩、长州两藩外，土佐高知的山内藩、肥前佐贺的锅岛藩、常陆水户的御三家之一等等很多诸侯也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改革措施。天保年间以前，改革大多是由上至下的，幕府怎么改，各藩也就有样学样，幕府改革失败，各藩只有输得更惨。而在“宽政改革”之后，各藩看到幕府江河日下，于是另起炉灶，汲取教训，在自己领内实行了一系列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相比这些藩的改革来说，幕府的“天保改革”就是一个大笑话。

成功的改革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大力发展商业，重建藩厅的财政，同时提拔和重用中下级武士，靠拢豪商和富农，以这些人替代谱代重臣成为政府的核心力量。关西的很多诸侯因为重臣势力在太平年代逐渐衰弱，而使得这种改革虽未必一帆风顺，却也水到渠成，而关东很多诸侯，尤其是幕府的亲藩、谱代，却因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而最终铩羽而归。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素有“贤君”之称，但他力推的改革措施却逐一失败，毫无起色。

最终推翻江户幕府统治的，乃是号称“四强藩”的西南诸侯，也即萨摩岛津氏、长州毛利氏、土佐山内氏和肥前锅岛氏——如前所述，都是藩政改革比较成功的势力。然而没有一家势力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取德川氏而自代之，也即新时代全日本的统治中心，不可能再是武家幕府，那么，就只有尝试着打起公家朝廷的旗号来了。

要说蜗居京都的天皇朝廷，在江户幕府时期的地位和基本状态，与室町幕府时期截然不同。室町时代，尤其是进入战国乱世以后，朝廷依旧主持着国家级的祭祀，权威有所残存，但经济来源几近于无——天皇被迫卖画为生，公卿到处依附诸侯做食客，宫女（多出公卿家庭）只好卖春……而在江户时代，如前所述，幕府给朝廷保留了一定的御料地，使得天皇家族和上位公卿衣食无忧，但同时，幕府一步步地剥夺了朝廷所有的权力，包括封赏官职的权力、统辖僧侣的权力，甚至于国家级的祭祀权。到了江户中后期，京都朝廷几乎就等同于不必“参觐交待”的普通诸侯了，所能维持的，也仅仅只有天皇家的族祭而已。

朱子学的传入，使得复兴天皇朝廷以制约幕府统治的思潮开始泛滥，最终导致了“公武反目”——保暖思淫欲，公卿百官们在吃穿不愁以后，就该琢磨着从幕府手中夺回自己“应有”的权柄了。

延享四年（公元1747年），樱町天皇让位给年仅七岁的太子遐仁亲王，也即桃园天皇，翌年改元宽延。这位樱町天皇，因为在幕府将军德川吉宗的默许下恢复了很多古老的朝廷仪式、祭礼，竟被誉称为“圣德太子再世”，朝廷也因此而似乎偷窥到了一线变天的曙光，中下级公卿开始互相串联，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新继位的桃园天皇身上。于是权大纳言德大寺公城就把尊王论者竹内式部推荐到了年幼的天皇身边，希望他能够把天皇教导为一代英主。

竹内式部大号敬持，乃是著名的朱子学者、神道家山崎暗斋的再传弟子。所谓“神道”，本是根源于日本原始神话的、为了对抗外来佛教才逐渐得以完善的本土宗教，但在中世几乎被佛教所彻底吞并。只是否极泰来，因为佛教势力过于膨胀——看看“南都北岭”和本愿寺的所作所为，便可窥其一斑了——招致了公武双方的不满，神道因此得以复兴。江户幕府时期，儒臣林罗山著有《神祇宝典》，提出神道即尧舜之道，就此又尝试着把儒教和神道结合为一。所以山崎暗斋既是朱子学者，又是神道家，那真是一点儿都不奇怪。暗斋提出“垂加神道”，称天照大御神为神道基本信仰，而号称天照子孙的天皇，则是全日本最尊贵的存在——说白了，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尊王”，故此德大寺公城才会希望接掌暗斋衣钵的竹内式部去好好教导小天皇。

然而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却使得德大寺和竹内的努力最终化为了泡影。且说当时摄关家对外仰幕府之鼻息，对内进行高压统治，引起了公卿百官的普遍不满，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宝历七年（公元1757年），关白一条道香悍然放逐了与之敌对的德大寺公城、正亲町三条公积、乌丸光胤等七名天皇近习公卿，同时向京都所司代控告竹内式部。京都所司代一调查，啥，这票人竟然妄图哄抬朝廷的权威，想要夺取幕府的权柄？于是扩大打击范围，下达了对十七名公卿的罢职、永蛰居（终身禁闭）、谨慎（归家反省）等处罚决定，宝历九年（公元1759年），正式放逐竹内式部——是为“宝历事件”，又称“竹内式部一件”。

朝廷内部的尊王派就此受到沉重打击，并且据说正因为处此动荡混乱局面当中，年轻的桃园天皇数年后即驾崩了，年仅二十二岁，其姐智子内亲王继位，是为后樱町天皇，登基两年后改元明和。明和四年（公元1767年），幕府又以大不敬的罪名，判处在江户的尊王论者山县大贰死刑，并将“宝历事件”中的漏网之鱼藤井右门（直明）处以磔刑——据说藤井右门前往投靠山县大贰，两人闲来无事，竟然谋划攻略江户城、推翻幕府的统治……

是为“明和事件”。受到牵连，竹内式部罪名加重，流放地改成了八丈岛（即宇喜多秀家的埋骨之地），结果走到半道上就咽了气。

然后宽政三年（公元1791年）又发生了“尊号一件”，即指光格天皇欲图为生父典仁亲王加上天皇尊号，遭到幕府的强烈反对。这些事件都是幕府对朝廷中尊王派别的沉重打压，只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朝廷更进一步地离心离德。而恰巧就在这个时候，西洋列强也杀入了日本国内——波澜壮阔的幕末维新运动就此掀开了序幕。

番外篇 忠臣藏

“忠臣藏四十七义士”乃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复仇故事，江户时期的竹田出云曾根据真实事件创作了歌舞伎剧本《假名范本忠臣藏》，一直流传至今，此外数百年来相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更是无可计数。人们普遍认为“四十七义士”为主家复仇乃是武士精神的鲜明体现，对他们无不抱持着深刻的崇敬和缅怀之情。那么，事件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故事开始于江户中期的元禄十四年（公元1701年）三月，东山天皇的敕使来到江户，第五代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就派赤穗藩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和吉田藩主伊达左京亮村丰担当接待工作，为怕这两名来自乡下的大名失礼，幕府同时派遣吉良上野介义央前往指点。传说吉良义央索贿不成，就百般刁难浅野长矩，甚至故意教导错误的礼节，使长矩在众人面前丢了丑。十四日早晨，再也忍无可忍的浅野长矩突然拔出腰佩的短刀向吉良义央头上砍去，幸亏被众人及时按住，义央只是受了点轻伤。

事件发生后，纲吉将军怒发如狂，立即派人彻查此事。按照幕府的一贯规定，引发事端的双方都应受到惩处，是为“喧哗两成败”，然而最终幕府却偏袒吉良义央，只是勒令其归家“谨慎”，对于浅野长矩却给予了切腹、改易的最严厉惩罚。

幕府兵马随即开到了赤穗藩，深为家主所受不公待遇而愤怒感慨的赤穗藩士纷起鼓噪，要和幕府军开战，然而笔头家老大石内藏助良雄却采取恭顺态度，约束部下，检点财物后便主动打开了城门。事后，包括大石良雄在内的赤穗藩士全都变成了浪人，被迫流亡各地。

大石良雄暗中联络有志复仇的同僚四十六人，最终在元禄十五年（公元1702年）率领这些人潜入江户城。十二月十五日午夜，他们趁着大雪纷飞，城内各处防备松懈之机突入吉良义央的宅邸，连杀数人，并最终砍下了义央的首级，为主家报了仇。事后，四十七义士将仇人首级供奉在浅野长矩的坟头，然后在幕府派来的追捕人马面前束手就缚。经过审讯，到了第二年，幕府勒令他们集体切腹——据说只有一个叫寺坂右卫门的侥幸存活了下来。

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感动人心的脉络清晰的复仇故事，然而仔细研究，却有很多不可解之处。首先就是浅野长矩为何要突然向吉良义央挥刀，真的是因为遭到了戏弄吗？战国时代已经结束很久了，各地藩主早都变成了匍匐在幕府脚下的温顺小猫，他为何还有这等血气之勇，为何毫不考虑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呢？

德川纲吉的统治时代，是江户幕府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幕府财政捉襟见肘，被迫加大压榨百姓和诸侯的力度。本身浅野长矩等人所担当的工作就不是一桩美差，相关费用全都摊在接待人头上，幕府不出一分一毫，却又诸般挑剔。浅野长矩应该是在幕府的重压而非吉良义央的戏弄下才会精神失常，拔刀向人的吧。他之所以袭击吉良义央，恐怕目标并非义央本人，而是义央在此接待过程中所代表的幕府的权威。

或许正因如此，纲吉将军才会大怒如狂，轻饶了义央，却一定要严惩长矩。据说目付多门传太郎就曾经进谏说，按照旧例，对义央的处分不该如此之轻，对长矩的惩罚也不该如此之重，然而掌权的侧用人柳泽吉保却以将军之命不可更改为由拒绝了。柳泽吉保一惯豪奢受贿，倾轧同僚，或许他是从义央身上看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定要置长矩于死地而后快吧。

事件的第二个疑点，是从赤穗藩被改易到吉良义央被杀，中间相隔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一个简单的复仇计划需要谋划那么长时间吗？事实上，大石良雄在离开赤穗以后，曾经到处拉人情，托关系，向幕府求情，要求恢复赤穗藩，但在柳泽吉保用事的背景下，他的种种努力全都化为了泡影，这才灰心失望，被迫铤而走险的。

在幕府和各藩都陷于严重财政危机的当时，除非名震天下的人物，浪人是没有多少机会出仕的。原本都是靠俸禄吃饭的赤穗藩士，主家被改易后变为浪人，根本毫无谋生的手段。如大石良雄之辈还能靠着一点点积蓄过活，中下级藩士则只有死路一条。与其饿死，不如复仇而死，让名声传遍天下——这才是所谓“四十七义士”最直接的想法吧，不必把他们过于高尚化。

事实上，在幕府统治下，经常有诸侯遭到改易，有很多武士变成浪人，凄惨度日，“忠臣藏”的故事只是比较鲜明的时代反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