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丰臣秀吉的侵朝之战，存在着两个千古之谜。其一，这究竟是秀吉的个人行为，还是乱世初终、余波未息的形势所必然引发的结果？其二，秀吉的最终目的，是不是真如他狂妄的宣称那样，不但要吞并朝鲜，还想侵入中国，更进一步染指天竺和“南蛮”（所指应为欧洲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而非其本土）？

桃山时代大名配置

丰臣秀吉灭亡小田原北条氏以后，随即兵指东北，奥羽诸侯纷纷卸甲归降，就这样，延续了百余年的乱世终于画上一个休止符。秀吉重新划分诸大名的领地，为了后事的叙述方便，咱们在这里先把当时全日本最主要的大名及其领地位置开列一番（天正十八年的格局）——

首先从东北地区算起：虾夷地是蛎崎庆广；出羽是秋田实季、户泽盛安、小野寺义道、最上义光，基本都是原有势力；陆奥除津轻为信、南部信直、伊达政宗、相马义胤、岩城贞隆等旧势力外，还插入一个蒲生氏乡。氏乡原名忠三郎赋秀，乃是南近江豪族、日野江城主蒲生贤秀之子。织田信长上洛之际，蒲生氏背六角而降织田，此时的氏乡还叫鹤千代，年仅十三岁，尚未元服，即被信长相中，不但做了这少年的乌帽子亲，还将次女冬姬下嫁。蒲生氏乡于文武两道皆有不凡的才能，还是当时的茶道名家，亦深受丰臣秀吉器重——所以把他安排在奥州，实授监视东北诸侯之重责。

关东地区：常陆国分给佐竹义重、来自上野的由良国繁，以及被伊达氏灭亡而由丰臣秀吉扶持复兴的奥州大名苇名义广；下野有旧豪族那须资景、大关高增、成田氏长、宇都宫国纲、佐野房纲等等；上野有沼田的真田信之（真田昌幸之子）；安房是里见义康。

广袤的关东平原，当然不会就这几家分封势力，事实上在讨灭小田原北条氏以后，丰臣秀吉便将德川家康转封到关东地区，家康及其部下拥有上总、下总、武藏、相模、伊豆的全部和上野、信浓的一部分。家康本人的直辖领地多达二百四十二万石，加上麾下重臣本多忠胜、内藤信成、大久保忠世等人的封地，总石高超过三百五十万。秀吉的本意，大概是想把家康从他原有的控制稳固的骏远三、甲信等地驱逐出去吧，但没想到从此关东地区反倒变成了德川家觊觎天下的本钱。家康将主城定在江户，也就是战国中期扇谷上杉氏家宰、名将太田道灌所盖的那座海边小城，因此后来他开设幕府，夺取天下以后，德川氏幕府也被称为江户幕府。

骏河国内受封的大名有中村一氏；远江有堀尾吉晴和山内一丰等人；三河封给池田辉政（池田恒兴之子）、田中吉政等人——这些都是丰臣秀吉的嫡系。尾张最大的大名是丰臣秀次，乃是秀吉的外甥兼养子，一度成为秀吉的继承人。

美浓有织田秀信（即三法师）、稻叶重通、贞通兄弟（稻叶一铁之子）等；飞驒是金森长近；甲斐是加藤光泰——这些都是原出织田氏的丰臣秀吉的部下。信浓封给仙石秀久、真田昌幸等人。仙石秀久出身美浓国人，很早便追随秀吉，战功卓著，“贱岳合战”后受封淡路洲本五万石。但他在“九州征伐”中举止失措，大败亏输，遂遭改易，并被流放至高野山。“小田原之阵”的时候，秀久在德川家康的保举下得到宽赦，集结美浓浪人参战，战后受封信浓小诸五万石。

越后仍是上杉家的，当主上杉景胜。越中、能登、加贺的大片领地封给了丰臣秀吉的好友，在贱岳合战中不战而走从而使柴田军全面崩溃的前田利家。此外，这一地区还有不破广纲、沟口秀胜、丹羽长重（丹羽长秀之子）等诸侯。越前主要封给织田·丰臣两代的宠臣堀秀政、丹羽长秀另外一个儿子长正，以及蜂屋赖隆、大谷吉继（吉隆）、丰臣秀胜（织田信长之子，丰臣秀吉的养子）等人；若狭封给秀吉的连襟浅野长政（长吉）。

靠近京都的近江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秀吉主要安排了亲信石田三成、京极高次等人。石田三成幼名佐吉，为近江土豪石田正继的次男，据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被送进某寺院出家。此时丰臣秀吉还在织田氏麾下做长滨城主，一次出门狩猎，跑得累了，便气喘吁吁地停留在这家寺庙之中，身为小沙弥的三成为秀吉先后上了三碗茶：第一碗量大而温，秀吉一饮而尽，觉得甚为解渴；第二碗量较少，热度也高一点，秀吉几口喝干，觉得身体暖融融的，很是惬意；第三碗量很少，温度很烫，秀吉小口啜饮，心情随即平静下来。通过“三碗茶”之事，秀吉觉得这个小沙弥非常有头脑，便命其还俗，收在身边做了侍卫，后来主要负责民政事务，算无遗策，可谓是天才的民政家。至于京极高次，他乃是浅井长政的女婿，长政和市姬共生了三个女儿，长女茶茶（淀姬）被秀吉扯入后宫，二女小初嫁给京极高次，三女小督则是德川家康的继承人秀忠的夫人——因此高次也可以算是秀吉的连襟。

伊贺国封给大和豪族筒井定次（筒井顺庆之子）；伊势封给氏家行广（氏家卜全之子）、泷川雄利（泷川一益之子）、织田信包（织田信长之弟）等人；志摩还是给了本地出身的水军大将九鬼嘉隆；纪伊留给杂贺众杉若无心、铃木重朝等人。

秀吉把大和国交给了亲兄弟丰臣秀长；和泉国封给了家臣小出秀政、吉政父子；摄津国给了织田长益（即织田信长之弟、著名的茶人有乐斋）。畿内五国是丰臣秀吉的统治中心，因此分封的诸侯很少，绝大多数领地都由秀吉直辖。

丹波国安置了亲信前田玄以等人；丹后仍是细川藤孝、忠兴父子；但马国有川筋众出身的老臣前野长康等；播磨有家臣木下家定等；因幡有原近江豪族、秀吉大为倚重的宫部继润；备前、美作、备中的大片土地给了养子宇喜多秀家。西中国的最大诸侯仍是毛利氏，领有出云、石见、安艺、周防、长门等国，并备后和四国赞岐的一部分。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四月，毛利辉元把主城从安艺国东北部的吉田郡山迁移到西南部海边的广岛。

淡路配置了亲信加藤嘉明、胁坂安治（“贱岳七本枪”中的人物）；阿波给了川筋众出身的老臣蜂须贺正胜之子家政；赞岐在十河存保战死后，封给生驹亲正、一正父子；伊予较大的诸侯有毛利氏家臣来岛通总、安国寺惠琼，宇喜多氏家臣户田胜隆，以及“贱岳七本枪”中的福岛正则；土佐一国则是长宗我部元亲。

九州地区：筑前封给小早川隆景及其养子秀秋（也是丰臣秀吉妻子的外甥）；筑后是毛利元就的九男小早川秀包，以及大友氏名将立花宗茂；丰前封给了丰臣秀吉的军师、原出播磨的黑田如水（孝高）及其子长政；丰后是大友吉统等人；肥前是锅岛直茂、有马晴信、大村喜前等人，基本都是当地豪族；肥后如前所述，给了亲信加藤亲正和小西行长，此外还有个当地豪族相良赖房；日向北部是秋月种长等人，南部及萨摩、大隅仍为岛津义弘；对马给了世代镇守于此的宗氏，当主为宗义智。

从各地诸侯的配置上可以看得出来，丰臣秀吉的“天下”，基本还是继承了织田信长的格局，信长在近畿地区鏖战数年，六角、三好、浅井、朝仓等强力大名都已被扫除干净，因此秀吉才可以将这些土地分封给自己的部下和旧日同僚。除此以外，东中国、东四国、北九州都是秀吉亲自打下来的，他也可以放心大胆安插亲信。至于用外交手段解决的上杉、毛利等豪强，以及壮志未酬便被压缩回去的岛津、长宗我部、伊达等边远势力，秀吉没有能力将其一口吞下，只好给张所领安堵状，保证了他们的基本利益不受剥夺。

只有德川家康是个例外，丰臣秀吉绞尽脑汁把他从老根据地里赶出去，可是被迫又封给了更为广袤富庶的关东平原。没有办法，家康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打败了秀吉，人气飚升到顶点，秀吉当时为了及早从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抽出身来，被迫纯以外交压服，而没机会再打一仗来挽回面子。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要转封德川氏，以免家康坐大，但表面上还必须做出重赏家康的姿态，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自己想给家康穿小鞋。后人不能责难秀吉将家康转封关东是给自己家族安排好了掘墓人，他当时并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壬辰倭乱

通过诸侯配置情况可以得出结论，丰臣秀吉的统一是很粗略的，国内依旧危机四伏，各方仍有庞大的诸侯势力虎视眈眈，秀吉本人只是一位诸侯霸主，而不像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全日本最高统治者。正因如此，秀吉不得不将很多外样大名吸纳入决策中心，以保证诸侯们的权益。

丰臣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五大老”（当时的正式称呼为“御奉行众”），即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和小早川隆景（隆景死后，由上杉景胜继任），都是拥有一国甚至数国领地的强横大名。后来又设置了“三中老”（当时的正式称呼为“小年寄”）和“五奉行”（当时的正式称呼为“年寄共”）处理具体事务。“三中老”分别为堀尾吉晴、生驹亲正和中村一氏，“五奉行”则是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前田玄以、长束正家和增田长盛——这些人基本都是秀吉的亲信。

虽然只是草创的统治班底，但假以时日，相信局面可以逐渐稳定下来吧，可惜丰臣秀吉却并不敢长久地等待下去。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八月，也就是下令武士和百姓不得互相转职的同一个月，他好不容易盼到的嫡子鹤松夭折了，年仅三岁。秀吉虽然颇好女色，妻妾无数，儿子却少，生了也总养不大。天正四年（公元1576年），他唯一的儿子石松丸秀胜去世，为了纪念这孩子，便从织田信长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也起名为秀胜。从那以后，秀吉再也没得到过一个亲生儿子，一直到年逾五十，已经快要绝望了的时候，侍妾淀姬——故主织田信长的外甥女茶茶（浅井长政和市姬的长女）——才为他生下鹤松，可是鹤松也还没长大就病死了，这怎能不使他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呢？

虽然日本传统并不很注重血缘传承，可是白手起家的丰臣秀吉却似乎对此看得很重。一般没有子嗣者，都会优先考虑同族继承，再考虑养子或婿养子，但丰臣家族人丁单薄，他的兄弟、重要助手丰臣秀长已先在当年一月过世了，秀吉把自己的天下交给谁都不放心。

丰臣秀吉这一年已经五十六岁了，古代人的寿命普遍不长，虽然有七十九岁还能提刀上阵的朝仓宗滴、活到九十七岁才咽气的北条幻庵（北条早云的末子），那终究是特例中的特例，秀吉年逾五十，随时都可能长眠不起。天下粗定，很多割据势力都只是暂时被压服而已，一旦自己撒手西去，那么丰臣氏的天下很可能一代就要灭亡了。

在这种心理因素下，再加上大环境的制约，丰臣秀吉走了他毕生最大的一招昏棋。鹤松是八月夭折的，到了九月，秀吉突然下令，悍然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他想要向朝鲜借路，进攻明朝，因为朝鲜人根本就不理会他的通牒，于是准备首先渡海进攻朝鲜。

对于丰臣秀吉的侵略政策，当时便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奥州会津的大名蒲生氏乡怒骂说：“这猴子简直是不死找死！”

蒲生氏乡的愤怒代表了相当多的希求稳定的诸侯的意愿，这些诸侯大多是织田信长的家臣，原本势力并不庞大，厮杀终生，好不容易可以安享太平了，却要再度被硬拉上战场，而且一旦战败，恐怕多年积蓄将毁于一旦，这是他们所异常恐惧的。然而更多数量的大名却并不这样想，首先，跟随秀吉起家的那些将领，很多人年岁并不大，还想拼搏一番，以获取更大的功名，他们希望战争可以延续下去。

还有很多外样大名，尤以岛津氏和长宗我部氏为最，如果不对外发动战争，他们几乎就要活不下去了。曾以疾风之势席卷九州和四国的这两个家族，领地一下子就被压缩了回去，原本征召起来的大量农兵无俸可发，无地可封，要在短时间内复员是不可能的。日本已经被丰臣氏统一了，他们希望可以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去抢掠更多的土地和资源，来维持家族的稳定，并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所以丰臣秀吉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事实上并非他个人头脑发热，而是时势使然。如果没有大批封建诸侯和武士在背后撑腰，虽然名为“天下人”，他一个人想要逆潮流而行，也是走不通的，日本国内立刻便会叛乱四起，把他碾成齑粉。然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真的是一个好的发泄口吗？丰臣政权因此便能渡过不稳定期吗？且让咱们拭目以待……

其实丰臣秀吉的对外侵略之心，早在天文十四年（公元1586年）前后便已经成形了。那一年岛津军开始疾风烈火般的北九州攻略，秀吉被迫调用四国和中国地区的外样大名联军前往征讨，他在下令给毛利辉元之时，便写明要辉元在进入九州以后，还必须相应做好渡海前往朝鲜的准备。

到了天文二十年（公元1592年）正月，侵朝远征军开始编组，三月，诸将齐集北九州的名护屋，开始渡海进攻朝鲜。因为本年十二月改元文禄，所以这场战争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文禄之役”。这一年农历是壬辰年，所以中国和朝鲜的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倭乱”。

丰臣秀吉将各地诸侯分为两个梯队，关西大名出兵员主攻，关东大名出粮饷并负责运输。正因如此，他派安插在九州肥后地方的两名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以及丰前的黑田长政等人担任先锋。天文二十年四月，日本用千余条战舰载着总共十五万陆军，从名护屋出发，浩浩荡荡杀向朝鲜半岛。

日本西北方的对马岛，距离朝鲜东南方的巨济岛直线距离还不到七十公里，渡海本是很容易的事情。四月十三日，日军在巨济岛更东北方的半岛港口釜山登陆，朝鲜军猝不及防，稍一接触便全线溃败。

暹罗兵何在

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明朝正当万历年间，朝政虽没腐烂到极点，也已持续在走下坡路，军备还说不上废弛，但可战之兵对照如此大的一个帝国，数量也根本是不够用的。朝鲜李氏王朝的情况比之明朝更为糟糕，因为一直蜷伏在中原王朝的羽翼之下，“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国防能力。更重要的是，自从一千年前的白村江水战以后，日本就没往大陆地区正式派过兵，在中朝两国的国民和朝臣心里，从来只有小股倭寇，而没有真正的日本大军。

照理说，丰臣秀吉曾经派遣对马大名宗义智等人前往朝鲜，要求借道伐明，中朝两国应该有所警惕才对。然而在朝鲜人看来，这只不过是日本的外交措辞，想要示之以威，从而在边贸上占得更多便宜而已，根本就没当一回事，更没有及时通知明朝。更有甚者，日本还派遣使节前往琉球，要求琉球国王称臣纳贡，琉球国王将此事上奏明朝，明朝一调查，打听到了日使抵达朝鲜的事情，便派人去责问朝鲜国王李昖，李昖茫然无措，干脆矢口否认。

明朝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致仕副总兵哱拜在宁夏起兵造反，朝廷派大将李如松前往征伐。正当西北用兵之际，朝廷无暇东顾，既然朝鲜国王说根本不清楚日本想侵略中国之事，文恬武嬉的明朝廷也便因此放下了心，丝毫不做防备了。

据说日军大舰队航近釜山，恰逢釜山守将郑拨出猎，立马高阜之上远远望见了，竟然丝毫不以为意，还当是日本使节前来朝贡——朝贡会随行那么大的舰队吗？于是釜山几乎不战而落，郑拨战死。小西行长所部近两万人首先在朝鲜登陆，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两万余、黑田长政率第三军一万余也踏上了朝鲜半岛。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仅仅四天时间，朝鲜东南梁山、东莱等要隘也尽皆失守。

朝鲜全国分为八道，京城（即今天的首尔）所在京畿道以南共有三道，东为庆尚道，西为全罗道和忠清道。日军分路直进，气势汹汹地北上，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二十四日，庆尚道重要城池尚州失守，消息传来，朝鲜国王李昖惊惶失措，虽然下令整兵防御，自己却已经做好了出逃的打算。

朝鲜仓促间组织起号称八千精锐，集结在京城东南方的乌岭山，想要据险而守，然而还没等完成布防，就被小西行长快速突破了。第二道防线设在乌岭东北方的重镇忠州，忠州背靠汉江，倘若失守，则京城南面便再无可以设防的要隘了。将军申昱受命整兵一万扼守忠州，结果遭到三万日军的猛攻，最终全军覆没。

面对虎狼之师，如申昱般还敢打上一仗的将领在朝鲜竟然也是少数，据说备边使李镒看到日本大军，竟然惊呼道：“今日之敌，似如神兵！”四月二十九日，李昖携其妻妾子女放弃京城北逃，由大将李阳元担任留守，然而李阳元竟然把兵器沉入汉江，然后也步了国王的后尘，逃得不知所踪。五月二日，日军不发一弹就开入了毫无抵抗的京城。

朝鲜共有三京，京城以北还有陪都开城，再北面的平安道还有平壤。日军攻陷京城后直趋开城，在开城南方的临津江初次受阻。日军伪作后退之势，引诱朝鲜军队追击，然后突然转身将其击溃，就此渡过临津江，又攻陷了开城。此后日军兵分两路，小西行长的第一军继续北上，占领了平壤，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则转向东北，攻克元山后即沿朝鲜半岛的东海岸前进，一直杀到鸭绿江边。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朝鲜“三都失守，八方瓦解”，日军几乎占据了朝鲜全境。国王李昖一直逃到半岛西北方靠近中国边境的义州，然后频繁派出使节请求明朝出兵增援，而他的两个儿子——第二子临海君李珒、第三子光海君李珲——则在逃到咸镜道后被加藤清正所俘。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五月中旬，日军各部将领在京城会商，将朝鲜八道分由八将平定：京城以南的庆尚、全罗、忠清三道交给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和福岛正则，宇喜多秀家负责京畿道，毛利吉成（又名毛利胜信，为美浓森氏在尾张的分家，吉成是秀吉旧臣）负责京畿道以东的江源道，北方三道黄海、平安、咸镜则交给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负责。

捷报传来，丰臣秀吉大为兴奋，狂妄地制定了继续进攻的计划，他打算先彻底吞并朝鲜，然后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明朝，把天皇迁到北京去，以周围十国（县）之地作为御用，让自己的养子丰臣秀次担任中国关白，封给百国（县）。此外，养子丰臣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朝鲜，另一个养子丰臣（小早川）秀秋管理九州地区。日本本土，则由良仁亲王或智仁亲王接任天皇，在丰臣秀长的婿养子秀保或者宇喜多秀家两人中选择其一担任关白。等到真能攻灭明朝，统治中国，秀吉还打算继续进军天竺（印度）和南蛮——此人的白日梦已经做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日军基本占领朝鲜全境后，朝鲜人民奋起抵抗，以郭在佑、郑仁弘等儒生、官吏为首，各地义军纷起，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在埋葬义军阵亡将士尸体的时候，也不得不为敌人的勇斗而胆寒，并且由衷钦佩，题字“朝鲜国军忠心赤胆”。然而这些缺乏统一指挥的义军只能迟滞侵略者的进攻，是无法真正把日本人赶出朝鲜半岛的，况且以国王李昖为首的腐朽的统治者，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义军将士们身上，他们认为唯一的救星只有宗主国大明朝。

明朝对于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是有所警惕的，多名大臣指出：“关白之图朝鲜，意全在中国，朝鲜为国藩蔽，在所必争。”然而又该怎么争呢？这时候不但哱拜在宁夏作乱，播州还有土司杨应龙造反，一在西北，一在西南，牵制了大量兵力，更消耗了大量财源，朝廷实在是很难打得起第三场大仗了呀！

部分官员上书，因为日本国孤悬于东海之外，故而应当集合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各处的兵马，驾大海船去直捣倭巢。这个表面看起来似乎有理，却完全不考虑财政压力的主意，其实在当时还算比较靠谱的，更荒诞的是，据说直隶有一男子名叫程鹏起，竟然上书兵部尚书石星，建议往海外去求取暹罗国的兵马进攻日本。

石星一时轻信，竟然真的给了程鹏起一个参将头衔，让他去联络暹罗国。谏官们听闻此事，纷纷上疏表示反对，但理由竟然是——“恐暹罗入境窥我虚实，且蹂践中华”。

礼部尚书于慎行更搞笑，直接对石星说，茫茫大海，也不知道暹罗在哪里，且待真的请来其兵，再考虑是否允其入境的问题吧。石星闻言，不禁瞠目结舌，暹罗也即古代泰国，地接云南，曾经向明朝上表称过臣，还曾经跟明朝打过仗，而身为礼部主官的于慎行竟然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否存在，究竟在海外哪个地方？！

明朝之自我封闭，由此可见一斑。

沈惟敬赴朝

石星是嘉靖朝的进士，素有刚直之名，曾因得罪权臣张居正而被罢官返乡，直到张居正去世，万历亲政，才将其召回，先任户部尚书，再转兵部尚书。石星在户部的时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清理积弊、节约开支，如果没他的努力，恐怕宁夏和播州两战将很难最终取胜吧。

所以石星是最了解国家财政压力的，轻易不愿意再度开启战端，为朝鲜李朝去火中取栗——他认为日本蕞尔小邦，根本无力在占据朝鲜后更图西进，所以应该讲和为上。于是经过反复筹谋，他先从国库中拨出二万银子来犒赏还在和日军作战的朝鲜将士，允许李昖在万分危急的时候可以逃入中国境内，同时调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五千兵马开赴朝鲜——这是他现在能拿得出手的最多数量的机动兵力了。

此外，石星还招募了一个名叫沈惟敬的平民，派他入朝去和小西行长等日将谈判。

沈惟敬是名极其奇特的人物。当时明朝上下对日本并没有什么认识，甚至连日本国主究竟是谁，关白是多大的官，关白秀吉真实的姓氏是什么（因为秀吉在给朝鲜的国书中，曾自称平秀吉），全都一头雾水。而这个沈惟敬，不但通晓日语，还自称深明日本内情，他有个仆人曾经流落日本，做过“宇土侯”小西行长的家奴，因小西行长所言得知，“关白之意，只在封贡。”

所谓“封贡”，就是如同当年足利义满那样向明朝称臣，即以进贡为名，开展勘合贸易。这时候沈惟敬年届七十，因为擅长“烧炼”，也就是炼丹以求长生，与石星某妾之父交好，于是通过这层关系，他被介绍进了石星府中。石星面会之下，只见此人身高体健，面色红润，翩然有神仙之态，加之所言似乎有理，于是当即给了他一个神机三营游击将军的虚衔，遣赴朝鲜。

根据野史记载，沈惟敬本是嘉兴府平湖县人。嘉兴位于海边，沈氏又是当地大族，所以很可能参与过对日本的走私贸易，甚至伪装过倭寇——明朝中后期频繁侵扰沿海地区的倭寇，其实首脑往往是中国私商，日本浪人在其中不过是雇佣兵的角色罢了，以此推论，沈惟敬年轻时代或许也做过倭寇吧，那么通晓日语也就不奇怪了。至于他那名叫做沈嘉旺的仆人，则可能是年轻一代的倭寇，确实曾经入日，甚至确实侍奉过小西行长。

因而石星便遣沈惟敬主从赴朝去接触小西行长，探查清楚丰臣秀吉之意是否仅在“封贡”？是否有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

沈惟敬顺利地在平壤以北的乾福山阵地见到了小西行长，据说通过反复磋商，双方大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日本请求明朝封贡；二，朝鲜八道，割让南四道于日本；三，日军全面撤退；四，在上述三项获得双方执政者通过之前，以五十日为期限，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双方在平壤以北十里处立下栅栏为界，日军不得越界北上，朝鲜军队也不得越界南下。

随即沈惟敬返回北京向石星汇报初步接触的成果，在途经义州的时候，受到了朝鲜国王李昖的盛情款待。虽然对于出卖朝鲜利益，作为明朝使节的沈惟敬毫无心理负担，但他依然隐瞒了割地之议，仅将双方休战的结果通知李昖。李昖大喜，赠以良马。

可是等沈惟敬返回北京的时候，局面却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前所述，石星为了敷衍那些主战派，曾派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军援朝。当时明朝上下对于日军的战斗力并无明确认知，甚至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以为朝鲜军队之所以一溃千里，那是因为其本身素质太差，打败这种弱旅的日本人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在这种轻敌观念的指导下，当年七月，祖承训遣麾下游击史儒率领两千兵马出征朝鲜，自己则率三千军随后跟进。

朝鲜多山地，地形状况和日本非常接近，利于步战而不利于骑战，明朝派出的五千援军几乎全是骑兵，扔到高山、丘陵密布的朝鲜，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且说史儒快速挺进，直趋平壤，因为道路不熟而误中埋伏，被迫对战日本步兵大军，又遭逢大雨，火器发射困难，竟然全军覆没。跟在他后面的祖承训丝毫也不接受教训，绕过日军主力，一度突入平壤城内——然而拿骑兵巷战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情，结果他被七百名日本铁砲手给赶了出来，伤亡惨重，被迫逃回鸭绿江北岸。

第一支援朝明军几乎全灭，消息传来，朝野震动，明朝再不敢把侵朝日军当作倭寇一般有组织无纪律的流贼了。朝议汹汹，请发大军增援，就连石星也无法再以财穷兵寡而拖延了，只得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备倭军务，调集兵马，准备再度入朝参战。正好这个时候，提督陕西军务、大将李如松攻破宁夏城，平定了哱拜的叛乱，于是当年十月，诏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任为防海御倭总兵官，其弟如柏、如梅为副总兵官，共同前往救援朝鲜。

如此一来，援朝抗倭已成主流，与日军的谈判只能退居第二位。当然啦，石星深知，倘若战事拖延，将会对国家财政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因此在接到沈惟敬的禀报以后，就指出封贡不难，割地不易，要他再度入朝去与小西行长磋商。

可是沈惟敬跟宋应昌、李如松所统率的大军前后脚进入朝鲜半岛，随即就被宋应昌给扣了下来——按照宋应昌的想法，尚未接战，即欲言和，未免太堕天朝的威风；况且，若能在战场上取得胜果，也能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多利益。日方不是想要割取朝鲜南部四道吗？我直接把你们赶下海，看你们还敢索要什么？！

平壤大捷

李如松、如柏、如梅兄弟，本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儿子，将门世家，能征惯战，可有一点，因为无论是在辽东打女真人，还是调到宁夏打哱拜，全都是平原作战，利于骑兵驰骋，他们对山地步兵战根本就缺乏经验。宋应昌多次写信给李如松，介绍江浙等地与倭寇步战所获得的经验，但李如松自视甚高，根本听不进去。

明朝从全国范围内调集精锐，包括辽东兵一万，宣大兵一万六千，蓟和保定兵一万——这些都是惯于平原作战的军队，真正有御倭经验的江浙兵只有三千，擅长山地作战的五千川军也仅作为后续而已。明军武器精良，骑兵众多，倘若放在国内大平原上，即便日本步兵再多，也根本不是对手，然而开赴朝鲜，论起在复杂地形作战的经验，明军全然落在下风。

李如松就率领这支明军开入了朝鲜。因为小西行长与沈惟敬达成了休战协议，主动放弃乾福山阵地，退守平壤，所以明军在一万朝鲜残兵的协助下，一开始进展颇为顺利，翌年一月五日即杀至平壤城下。

当然啦，小西行长虽然退守平壤，但他与沈惟敬的休战协议并没有得到其余日军将领的普遍认同，别将可未必肯主动后撤。日军之所以被李如松所败，很大原因是前期挺进速度太快，终于导致粮草不继。

且说去年四月，日军在釜山登陆的时候，朝鲜水军高级将领、庆尚道右水使元均吓得屁滚尿流，竟然把军舰、武器全都沉入海底，并且解散部下，狼狈而逃。正因为这样，日军才能毫无阻碍地将后续兵员和武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鲜战场。好在朝鲜水军将领并不全都象元均那样无用，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就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成为中流砥柱，他也是壬辰倭乱中朝鲜方面唯一值得一提的名将。

当年五月四日，李舜臣、全罗道右水使李亿祺在巨济岛与元均会合，商讨战斗方略。七日在玉浦、八日在赤珍浦、二十九日在泗川海面、六月二日在唐浦，李舜臣都打败了日本水军，甚至连鼎鼎大名的“海贼大名”九鬼嘉隆都差点成为他刀下之鬼。李舜臣用兵机动灵活，神出鬼没，经常集中力量以多击少，日军的海上运输线路因为他的骚扰几乎瘫痪。

五月二十九日的泗川海面之战，朝鲜水军所遭遇的乃是丰臣秀吉的爱将龟井茲矩，担任水军先锋之职。这个龟井茲矩原是尼子氏的遗臣，后来归附秀吉，他听说敌将乃是李舜臣，不敢在水面上硬拼，被迫弃舟登岸，展开半月形阵势引诱朝鲜军进攻。李舜臣不为所动，掉转船头退去，茲矩以为有隙可乘，再度登船追击，结果被李舜臣杀了个回马枪，日军大败亏输，茲矩带箭而逃。

六月二日在唐浦，这两个对头再次相遇，结果龟井茲矩所率的二十一艘军舰全数覆没，李舜臣还缴获了丰臣秀吉赐给茲矩的金扇，以及军队花名册和编制表。七月八日在闲山岛附近，李舜臣再获大胜，击沉日舰七十三艘，丰臣秀吉的亲信、“贱之岳七本枪”之一的胁坂安治仅以身免。

朝鲜水军越战越勇，尤其李舜臣根据传统舰式所改进的“龟船”，更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龟船吃水深，下置两排桨手，上面包有铁皮，乍一看像大海龟似的。龟船最利于近海作战，装甲防护高，移动灵活，速度也很快，日本的大安宅船在龟船面前仿佛行动笨拙的巨兽一般，被无数海龟碰撞撕咬，很快便丧失了战斗力。

日军海上运输线路被李舜臣卡断，七月十五日，丰臣秀吉被迫派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继三位奉行（事务官）下令给仍在北九州集结的各诸侯军队，准许延期渡海。他这一延期不要紧，前方的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不由得叫苦连天，他们粮草日益不济，后备兵员又得不到补充，很快便陷入朝鲜义军的包围，处处挨打，应接不暇。

十月四日，细川忠兴率领两万日军包围了庆尚道南部被朝鲜军夺回的晋州。城内只有三千二百兵马，城外应援的也只有两千义军，竟然打得两万日军损失惨重，被迫于十日撤围而退。加藤清正、细川忠兴等人因此对石田三成这些待在后方的奉行恨得牙痒痒的，认为是他们在丰臣秀吉面前进了谗言，这才导致后援不继——这一事件，越发加深了丰臣家中文治、武断两派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丰臣氏的灭亡。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七月以后，日军便已经彻底陷入了朝鲜这个泥沼中无法自拔。小西行长肯与沈惟敬接触，不说全吞朝鲜、侵入明朝，只以割让朝鲜南方四道为条件，也正是因为对战争的前景开始有所失望了。

拉回来再说李如松，他顺利突破了本就防备力很弱的日本北线兵马，顺利抵达平壤城下。当时驻守平壤的小西行长第一军，所部一万五千人，虽为精锐，此际却已疲乏不堪了。

在宋应昌的建议下，李如松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留下东路任由日军撤退，但在沿途设下埋伏，想要一举歼灭小西行长所部。明朝军队中配备有虎蹲炮、佛朗机等重型武器，一声令下，炮声震天动地响起，这是日军所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在日本战国时代，铁砲本是昂贵的兵器，大筒（大炮）更非寻常诸侯所能购买得起，如此规模的大炮齐鸣，使日军瞬间胆落。

然而终究是在战国乱世中厮杀出来的军队，日本武士人人奋勇，冒着满天乱飞的炮弹、枪子和箭矢，仍然坚守了整整两天。激战中，李如松的坐骑被日军铁砲击中毙命，其弟如柏的头盔也中了一弹。对战到一月七日，平壤南面的芦门首先被明军攻破，日军这才全面崩溃。

且说负责攻打芦门的乃是去年的败将祖承训，他让部下都打着朝鲜人的旗帜，伪装成朝鲜官兵。日军素来轻视朝鲜军，因此没有在芦门附近部署主力，等到发现那乃是战斗力很强的明军的时候，已经被明军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了。随着芦门被破，含谈、普通、七星等各处城门也都陆续被攻克，小西行长被迫于当夜率残部出城东走。

按照宋应昌的计划，在日军东退的沿途布下了朝鲜伏兵，足以将败逃的日军全歼，并且捉住或者击毙小西行长。然而因为明军硬攻平壤城损失很大，李如松就临时把这些伏兵调回来协助进攻，结果小西行长快速渡过结冰的大同江，李如松仗着骑兵众多于后掩杀，却只多杀伤了数百人而已。

喋血晋州城

平壤一役，明军以强攻弱，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从此李如松便滋长了骄傲情绪，认为日军不过如此，我天兵所到之处，他们全都会望风而逃，不堪一战。而日本方面因为损失惨重（据说小西行长所部减员接近七成），各路兵马遂都陆续后退，齐会京城，无形中分散的主力凝聚起来，准备再打一次大规模会战。就当时在朝鲜的双方兵数来看，明军四万余，日军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还剩十余万，几乎是明军的三倍。

李如松对于日军的兵力集结似乎毫无警觉，虽然经过激烈的攻城战，明军损失很大，但他在平壤才休整了十天便匆匆南进，朝鲜官兵和各路义军与明军配合，很快即收复了开城及其以北被侵占的领土。元月二十四日，明军先锋查大受所部三千精骑南下京城，在京城西北方突然遭遇日军，展开激战。

当时日军在京城聚集了五万余人，随即以宇喜多秀家为总大将，统率四万三千兵马北上，准备复夺开城。查大受所遇到的，乃是加藤光泰所率领的日军前锋，很快就被明军击退了。小早川隆景部两万余人闻讯而来，查大受撤退不及，被日军团团包围在一处名叫碧蹄馆的地方。

据说当时李如松正在勘查前往京城的道路，身边兵马本就不多，闻听查大受被围，竟然仅带着一千亲卫赶来救援——真是一员悍将，他应该做先锋，不该当主帅。结果李如松所部也很快陷入了碧蹄馆之围，日军望见他的旗号，纷纷绕开查大受所部，直奔李如松而来。明军奋勇抵抗，但骑兵射出的火箭因为下雨的影响威力减小，相反日军的铁砲倒因为装备了防雨装置而仍能反复鸣响。李如松且战且走，数度被日军冲到马前，禆将李有升为了保护他而英勇战死。

激战至夜，中军官杨元率一千步兵赶来增援。日军不知虚实，因为害怕明军主力将要陆续开到，被迫停止追击，朝京城方向退却。从这场四千对两万还打了一整天的恶仗来看，明军的战斗力实在顽强，然而以少击多终究不是兵法的正道，将帅无能，轻敌冒进，这才导致援朝抗倭战争旷日持久，竟然前后打了整整六年。

碧蹄馆之战双方的伤亡比率众说纷纭，但能肯定的是，明朝的精锐骑兵受到重挫，李如松被迫暂时放弃南进的打算，退到开城休整。不久后，他听说日军有绕路袭击平壤，切断明军后路的打算，便又匆匆退往平壤。正在各处收复失地的朝鲜官军闻听此讯，吓得也都拨马北逃，很多眼看即将收复的城池全都被放弃了。

丰臣秀吉就曾经说过，朝鲜最麻烦的不是“大明奴”（指朝鲜官军），而是一揆（指朝鲜义军）。然而不管是“一揆”还是明军，都没能彻底打垮日军，打垮日军的是粮草不继。本来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骚扰日方的运输船团，已经使日军捉襟见肘了，当年二月间，京畿、庆尚等道又闹起了罕见的大饥荒。李如松撤退前也还玩了一招狠的，他探听到日军的军粮大多存放在龙山大仓，便密遣查大受和李如梅率军奇袭龙山大仓，将数十万石粮草一把火烧了个干净。日军乏食，再也没有力量北进去夺取开城了。

日军军心涣散，很多人偷偷逃离前线，渡海回去日本老家，而国内也纷纷爆发一揆，尤以侵朝的急先锋岛津氏为最。早在去年侵略战争开始后不久，岛津家臣梅北国兼、田尻但马守、伊集院三河等人便率军两千，进攻肥后的八代城和佐敷城，叫嚷着要讨伐丰臣秀吉，史称“梅北一揆”。虽然这次暴乱很快就被平息了，但使留在北九州名护屋的岛津义久和已经前往朝鲜的岛津义弘大为惊愕的是，两千一揆中竟然有三百名都是兄弟岁久的家臣！

丰臣秀吉因此下达了岁久讨伐令，岛津义久无奈之下，只得亲自领兵进攻岁久。七月十八日，岛津岁久战败，在龙之水自杀。岛津氏因为岁久之死而暂时避过了危机，但他们对丰臣氏的仇恨却更为强烈了。

就在这种背景下，丰臣秀吉被迫于文禄二年（公元1593年）四月九日下令主力火速从京城后撤，为了确保仍然占有朝鲜南部领土，以便卷土重来，日军连新登陆增援的部队在内，总共集合了九万三千大军，进攻前此细川忠兴拿不下来的庆尚道重镇晋州。晋州守军包括朝鲜官兵和义军才不过七千人而已，守将金千镒急派使者，请求明军南下增援。然而远水难救近火，别说李如松此时根本没有实力快速南下，就算他真的派骑兵南下了，也是根本赶不及的。

六月二十二日，激烈的攻防战开始，一直打到二十九日，晋州城破，日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不管是官军、义军还是普通百姓，城内数万军民全都倒卧在血泊之中……

应该说，通过平壤和碧蹄馆两战，无论明军还是日军，全都难以维持前进的态势而被迫退守，就此形成了一段协议外的休战期，因此日军才能腾出手来，剿除朝鲜义军。

日军方面，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小西行长，他从肥后半国带出来的子弟兵大多折损。在行长想来，倘若再战下去，自己的实力只有丧失得更多，如果再来两场败仗，即便最后打赢了，论功行赏也未必有自己的份儿，既然如此，不如议和。而在明朝方面，李如松在碧蹄馆吃了败仗不算，此后一直后退，放弃开城退回平壤，这一举动引起中朝双方的舆论大哗。普通朝臣和百姓不知兵事，并不清楚明军究竟遭到了多大损失，光看李如松退兵的举动，就以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议和之声此起彼伏。

于是在石星的授意下，在此前的三月十五日，经略宋应昌再派沈惟敬到京城去和小西行长等人商谈和平退兵事宜。最后双方达成四点协议：一，明军撤出朝鲜；二，日军从京城后退；三，日方释放俘虏的朝鲜二王子和官吏；四，明朝派使节去名护屋会见丰臣秀吉，开始正式和谈。

——关于割地、朝贡等问题，非你我所能决也，咱先罢兵休战，然后再说其他。

册封闹剧

通过主和态度最坚决的小西行长的大力游说，日方绝大多数将领，包括曾经坚决主战的小早川隆景和加藤清正也被迫认清了现实。于是四月八日，明朝参将谢用梓、游击徐一贯和沈惟敬等人组成的讲和使团进入京城，催促日军撤离，加藤清正、立花宗茂等将态度突然大变，又跳起来怒骂，小西行长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压制下去了。

丰臣秀吉的亲信将领主要分为三个集团，即跟他从尾张出来的子弟、受封长滨后招收的近江人，以及征伐中国地区时招收的东中国豪族们，这三个集团互相争功，早有矛盾。其中加藤清正是尾张系的代表人物，他本是秀吉正妻北政所（浅野祢祢）的亲戚，从小如同养子一般被抚育长大。小西行长则是堺的豪商小西隆佐之子，后来出仕备前大名宇喜多直家，转从丰臣秀吉，是东中国系的代表人物，和近江系的石田三成等人也一贯交好。在朝鲜战场上，清正和行长两人各自统兵前进的时候便摩擦不断，矛盾很深，此刻行长既然一立主和，清正当然要跳出来坚决主战，以表明与对方的不同。然而事实上，清正早就通过沈惟敬与宋应昌有所联络，主动表示愿意退出京城——反正关白也已经下达了弃城而退的命令了嘛，只是明朝人不知道而已。

四月十八日，在丰臣秀吉的命令下，日军全部撤离京城，次日李如松率中朝联军进城接收。五月十五日，李如松渡过汉江进至庆尚道东南部的庆州，在这里对朝鲜军做了一番防御部署后便又退返京城。此时，除全罗、庆尚两道的南部地区外，中朝联军已经收复了全部失地。当年七月，李如松如约撤出朝鲜，明朝只留下四川参将刘綎和游击吴惟忠率七千六百人分驻要隘，防备日军背信进攻。

五月八日，明朝使团在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继三奉行和小西行长的陪同下，从釜山出海，于十五日到达九州名护屋。虽然中方的正式讲和使乃是谢用梓和徐一贯，但因为语言不通，直接商谈相关事宜的还是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丰臣秀吉狂妄地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命令行长传达给明使——

一，迎明朝公主为日本皇后；二，恢复勘合贸易；三，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因为日本是武人掌权的）；四，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给日本；五，朝鲜送一王子到日本作人质；六、日军交还俘获的朝鲜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七，朝鲜大臣发誓永不背叛日本。

如此苛刻的条件，即便小西行长也很难向明使开口。在明朝使节想来，蕞尔小国的日本所以发兵打一下朝鲜，不过为了引起明朝的注意，想要发展双边贸易，多得些钱财罢了，天朝上国，有谁不倾慕吗？因此明使谈判的前提就是“封贡”，即日本承认明朝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明朝给予赏赐和允许通商，让他们大发一笔横财，仅此而已。小西行长本人也是希望封贡的，封不关他事，贡则可以给他这个九州大名带来莫大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反正明朝讲和使听不懂日本话，急于停战的小西行长和急于立功的沈惟敬便串通起来，开始欺上瞒下，大耍阴谋手段。行长对秀吉说，明使已经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但必须回去北京交皇帝最后批准，明朝人最爱面子，皇帝可能会提出要日本称臣，咱们挂个空名却得实利，没什么不好。沈惟敬则对谢用梓和徐一贯说，日本人已经答应了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

丰臣秀吉不愧老奸巨猾，他怕事情还有反复，就命令在朝日本军队部分撤兵，留下九州大名们在朝鲜沿海筑城固守，以等待谈判协议的正式签署。不仅如此，他还下达了进攻晋州的命令，这才发生了六月二十九日的晋州大屠杀。小西行长陪同明朝讲和使回到朝鲜以后，以自己必须留下来勒束部下为名，派家臣内藤如安为使者，随同明使前往北京。内藤如安，中国史书上记载为小西飞，他本是丹波内藤家的家督，也就是继承内藤苗字的松永长赖的儿子。

就此，在朝鲜战场上，中日双方停战一年多，到了万历二十二年，也即日本文禄三年（公元1594年）十二月，内藤如安等人经过反复交涉，才终于进了北京城，据说胆大包天的沈惟敬竟然伪造了日本称臣的表章呈递上去。石星另外派人与内藤如安谈判，提出三项条款：一，日军立刻撤出朝鲜全境，甚至撤出对马岛；二、只册封而不准求贡；三，日本、朝鲜从此修好，互不侵犯。倘若换了别人，沈惟敬的西洋镜立刻就要拆穿，但内藤如安秉持着家主小西行长教授的原则，一概点头，全盘答应下来。

十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下旨，派李宗城为正使，杨方亨为副使，前往日本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内藤如安请求封丰臣秀次为都督关白（此时秀吉已将关白之位让给养子秀次），封小西行长、宇喜多秀家、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等人为都督，这种惠而不费的事情，明朝都一一答应了。内藤如安唯独没提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等人的名字，日军内部的派系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年正月三十日，明朝册封使团从北京出发，四月二十七日到达朝鲜京城，随后南下釜山。小西行长看内藤如安一切搞定，大为兴奋，于是请求丰臣秀吉下达归国命令，想要把撤兵变成既成事实。秀吉一开始欣然同意，但随后又有所犹豫，下令诸将暂缓撤兵，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就此落了空。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翌年四月，明朝册封正使李宗城因为贪淫女色，遭到日本人的驱逐，恓恓惶惶从釜山跑出来，逃回京城，随即就被明廷下诏捕拿入狱，于是小西行长只好陪同副使杨方亨前往日本。此时秀吉早便已经离开了九州的名护屋，并且大坂城也不待了，他在京都附近开始营建更为豪华的伏见城。六月，沈惟敬在伏见城见到了秀吉，秀吉本想在伏见城会见明使，但因为畿内地区最近地震频繁，所以最终还是敲定了大坂城。

九月一日，以毛利辉元为向导，引领杨方亨等一行人来到大坂城接见所。日本诸将四十人列座观礼，杨方亨、沈惟敬等人捧着金印、诏书站立。等到丰臣秀吉穿戴着明朝送去的册封衣冠，满脸笑容地出现的时候，沈惟敬竟然跪拜在地，使随员们无不感到愤慨。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典礼顺利完成了，秀吉还盛宴款待了来使，在他想来，我答应做你大明王朝属下的日本国王，用这个空头衔换来朝鲜一半疆土，就此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可对出征诸侯有个交代，真是事事称心如意。

然而，西洋镜终究是要拆穿的……

番外篇

倭寇的问题

人们一般认为在明朝中后期，日本因为战乱频繁，有大量失去主家的流浪武士流向海外，靠抢掠为生，就此形成了倭寇；倭寇多次侵扰中国东南沿海，最终被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剿灭。然而真实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倭寇之祸始于元朝，而不是明朝中后期。忽必烈攻打日本失败以后，两国的官方往来断绝，走私贸易却更为频繁，而既然走私是被元朝所严禁的，日本私商们为了避免被逮捕，就必然要招募武装，携带武器。史书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日本船开到四明，请求贸易，船上兵器齐备，元人恐惧；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倭人焚烧庆元；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倭人以所带硫磺等物焚毁明州都元帅府、录事司及官署，附近居民几乎都被烧死和杀光。

倭寇开端于元朝初期或者中期，到了末期，因为天下大乱，倭寇的侵扰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曾经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要求严禁倭寇，可是当时正值南北朝乱世，室町幕府和吉野朝廷谁都没精力管海外的事情，最终气得朱元璋干脆和日本断交。其后日本国内渐趋和平，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双方开始了勘合贸易。不过勘合贸易限制太大，得利虽多，能摊上这种利益的人却少，于是很多大名、寺社仍然支持走私，甚至假打勘合贸易的旗帜，并在得不到贸易机会的时候，干脆大肆抢掠，免得白跑一趟，赔了本钱。这种情况在进入战国时代后日趋频繁和激烈，一方面大名和寺社因为打仗而更需要用钱，另方面也有大量无主的浪人可供他们雇佣。所以说倭寇都是浪人，那是不确切的，其实浪人背后都有封建势力做靠山。

更进一步来说，其实明朝中后期骚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沿海的所谓“倭寇”，其中占主体的往往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因为明朝严禁出海贸易，使得很多私商假冒倭寇走私甚至抢劫，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五峰船主”王直。

王直在日本是个传奇人物，被称为“净海王”，因为他势雄财大，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中日间的走私贸易，连日本人也都畏之如虎。说王直，还有徐海、陈东、麻叶等人勾结倭寇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倭寇，说他们是汉奸也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们不是勾结日本人，而是雇佣了大群日本浪人甚至封建大名的武装为之效力，“八幡海贼”之类，其实都曾经当过这些人的下属，是帮他们咬人的恶狗。

倭寇所侵扰的区域，其实并不仅仅中国东南沿海，也包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地，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问题。对于这种国际问题，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即便最终王直等人被明朝政府或剿杀或诱捕，也只能使东南沿海略微太平一段时间而已。这个问题必须从内部去解决，一方面日本结束战国乱世，迈入了和平的江户幕府时代，无主无业的浪人越来越少，另方面中国经过明末大乱以后，在清朝前中期国力达到鼎盛，在这两个条件的影响下，倭寇之祸才算最终得以平息。

倭奴和平秀吉

明朝人喜欢叫日本人为倭奴，其实这个词汇最初并不含有贬义。大家都知道，日本列岛上最早和中国取得联系的很多国家中，有“倭国”也有“奴国”，到了南朝范晔写《后汉书》，就记载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贡献。”按照当时人的看法，是倭国降服了奴国，两国归并为一。

从此以后，“倭奴”一词就变成了倭国也即日本国的代名词。然而可怜的是，这两个字在中国古文中含义都不大好，倭最早的意思是低垂，而奴就是奴隶，两者结合起来，似乎是指一个奴才垂首听命。元朝以后，因为倭寇多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老百姓都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倭奴一词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贬义词。

然而事实上，以“奴”来贬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叫日本为“倭奴”外，在中国古代是根本没有过的。唯一的例外是《旧唐书》里有“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的话，不过那是用来骂高句丽出身的将领高仙芝的，所指是个体而非群体。明人曾经写道：“倭奴夷亦曰日本，东海外之夷也。谓之奴，奴之也。奴必有主，吾中国是已。”实际日本向中国称臣的次数不多，时间也都不长，说中国是倭奴之主，未免是自欺欺人的狂妄之语。

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的了解都很浅薄，明朝中期闭关锁国以后，对于远在东海外的日本更是知之寥寥。清人所编的《明史》中对日本的相关记载就错讹百出，读之非常可笑。比如关于丰臣秀吉的出身，《明史》上是这样记述的：

“日本原本有国王，国王下面称关白者最尊贵，当时以山城州首领信长担任关白。信长某次出猎，碰到一个人躺在树底下，惊了信长的坐骑，于是捉住此人，详加审问。这人自称叫作平秀吉，是萨摩州的奴隶，身体灵活，能言善辩。信长很喜欢此人，让他给自己放马，并且起名叫做木下人……”

丰臣秀吉之变为平秀吉，其实是秀吉自己搞的花样，他在给朝鲜国王写信的时候，正想冒充平氏，于是在国书中署名为“关白秀吉”或者“平秀吉”，既然知道关白是官名不是姓氏，那么大家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姓平了。后来明朝给秀吉的册封诏书中，就封他为“日本国王平秀吉”。不过说他因为在树下被信长撞见，就起名“木下”，未免太想当然了。

《明史》后面还说：

“秀吉后来逐渐受到重用，为信长谋划，夺取吞并了二十余个州，于是被拜为摄津镇守大将（秀吉的主城大坂确实在摄津国内）。信长有个参谋名叫阿奇支（即“明智”的音译），得罪了信长，信长派秀吉前往讨伐。时隔不久，信长被其部下明智所杀，秀吉才刚攻灭了阿奇支，听闻此事后，就统率所部乘胜回师，杀死了明智，威名大盛。于是不久后秀吉废黜了信长的三个儿子，僭称关白，吞并了信长的部众。”

竟然把明智光秀拆分为两个人，如此不实之言堂而皇之地载入史书之中，也说明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朝以后，有多么的封闭，对外国情况和事务有多么不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