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摧毁了旧世界及其运作方式：所有领域都以个人为主。

新的艺术揭示了新的时代意识：个性和共性之间的平衡。

以个性为核心的传统、教条及其主导地位阻碍了新艺术的实现。

——皮特·蒙德里安，《“风格派”第一宣言》，1918年

从远处看，雾蒙蒙的纽约市区就像他老家的山。1919年5月22日这天，艾文·C. 约克站在俄亥俄号战舰的甲板上，一颗想家的心剧烈跳动着。船离哈德逊河河口越近，曼哈顿直矗蓝天的高楼尖顶便越发清晰。他在一年多前离开，忍饥受冻，从炮火中幸存，回程又摊上一艘颠簸的大家伙，在海上苦不堪言。现在，港口就在眼前，他再也不想离开家乡的土地了。船经过自由岛，约克绿色的眼睛里出现了自由女神像。“看看我吧，老姐姐，”他在心里对她说，“把我好好瞧个够，因为你下次再想看到我，就得自己转个身了。”

抵达霍博肯码头时，田纳西同乡会的代表团已在那里迎接他，还有成群的摄影记者等着捕捉他的一个眼神、一次微笑或一个胜利的姿势。聚光灯又如轰炸般地来了，约克恼怒地想。还在法国时，他就不得不适应媒体的死缠烂打：毕竟福煦元帅可是亲自给他颁发了英勇十字勋章啊。那之后，约克获得前往巴黎的特别休假，观光客寻常会去的有名景点他都去了。他觉得法国的首都“相当有秩序”。但那些宽敞的马路走也走不完，而且看起来都一个样，害他总是迷路。

毫无心理准备的约克被塞进一辆黑色的豪华敞篷车，直接开进曼哈顿熙熙攘攘的城市街谷。交通是如此拥挤，车子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前进，而且总是走走停停。无论到哪儿，人们都对约克报以热烈的掌声。似乎街上的每个人都认识他，抛给他数不尽的飞吻和鲜花。约克心想，难道每个士兵回到家乡都有这样的接待吗？他不知道，美国有多么需要他的故事，这个国家迫切渴望着一个像他这样的士兵，好在众多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死者里，打造出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

车子来到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这里单是大门让人见过就忘不了。穿制服的侍者领着约克穿过富丽堂皇的走廊，坐电梯来到一个有着许多房间的套房。他应该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人们告诉他。他发现卧室里有一张巨大的双人床。

晚上，约克被接去参加一场宴会。会上有一些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致辞，他们的名字他一个也记不住。当人们开始用餐时，约克吃得尤其慢，如此他才能偷瞄邻座的人，弄清楚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杯子、盘子和纯银餐具的使用顺序。别人对他的吹捧弄得他头晕。他更愿意待在有新鲜空气的地方，在路上溜达一圈。他可没料到当个战争英雄原来是这样的。

隔天，约克一大早就醒了，他偷偷溜出酒店走一走。军中的习惯，要改可没那么快！新鲜的空气和运动让他很舒服。不过吃早餐的时候他又被人包围。田纳西同乡会的代表来了，他们请他说说有什么愿望。他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无论他要什么，他们都可以实现。约克认真思考着，大家则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眼里充满期待。过了一会儿，他有了想法：他想和他的母亲通电话！一个酒店侍者立马冲去张罗，但帕默村老家那边无人接听。代表说，和母亲通话可不算什么愿望。要知道整个纽约都在他脚下。任何他朝思暮想、最荒诞不经的梦想，现在都能实现。约克绞尽脑汁。他又开始有点头晕，幸好最终他还是想到了：前些年开始，纽约成为世界最早兴建地铁的城市之一；任何人都会喜欢搭乘地铁这样的时髦交通工具，在城市的地底下穿行后再钻出地面，而他自己很早以前就想这么来一回了。代表们听了捧腹大笑，不过这好歹是他的愿望。他们给他要了一列专车，于是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约克就在曼哈顿的石子路面下漫游。

接下来的几天，还有更多折腾人的事在等待着约克。在华盛顿，他获得白宫和国会的接待。回到纽约，他又被招待去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在这样一个嘈杂拥挤的环境里要如何工作，他实在无法想象。后来，一些穿着名贵西装、抽着粗雪茄的人前来拜访他，想把他的故事搬上大银幕。他们在桌上放了大把大把的钞票，约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部电影是很重要，他干巴巴地说。是的，这会是一件好事，拍一部电影，让人们看看美国年轻人可以有什么样的成就。不，那些抽着雪茄的人说，不是这样的电影，我们要告诉观众的，是艾文·C. 约克在阿尔贡如何独自破获了一个德国机枪据点，并抓回了132名俘虏。但约克不想为这事拍电影，他宁愿赶快忘掉它。同样，他不会为报纸撰写任何相关文章，也不想在北美做巡回演出。“巡回演出”这个词，让约克想起他有次在剧院看到的杂技演员，他问这些人：“穿着衬衫的我看起来难道不会很可笑吗？”他不想再和他们耗下去了。如果他们真的想为他做些好事，就该尽快让他回家。

战后的第一个春天，约克似乎是少数没有满怀憧憬的人。和约克不同，1919年2月到6月的日记、信件和回忆录大多弥漫着一种非比寻常的干劲。仿佛世界在经历了思想、生活尤其是艺术领域的严冬后，重新迎来温暖和光明，燃起了保罗·克利在画里所描绘的那种耀眼无比、转瞬即逝的彗星光芒。对许多士兵来说，这段日子是他们结束军旅生活、和家人团聚的过程，他们和老百姓一样，重拾对有序生活和衣食无忧的希望。尽管战后的这个春天有着种种苦难、剧变和不确定性，许多人仍能大胆想象另一种可能，勾勒属于自己的更好的未来。尝遍了黑暗和挫折的滋味后，他们有权享有对光明和成功的美好幻想。普通人如此，大人物亦然：1919年1月，在巴黎这座盛大的政治舞台上展开了战后和谈。各国外交家齐聚于此，所探讨的无非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所有与会者都感到，这一谈判说不定要持续一整年。一切皆有可能。到最后，欧洲真的能重生吗？世界真的会改头换面吗？

停战以来，纽约一刻不停地接待着如潮水般涌来的归国士兵。整个冬天，在隔着哈德逊河与曼哈顿相望的霍博肯港口，莫伊娜·迈克尔看到有数不清的船只停靠，并把一批又一批面色晦暗、疲倦不堪的男人带到这座城市。1918年的圣诞节，莫伊娜就站在港口挥手示意的人群中，自豪地看着胜利归来的美国军舰排好队形，沿着哈德逊河溯流而上。

这位来自佐治亚州的女教师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舍里为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一批又一批的男女青年在此受训，然后被送往大西洋对岸，支援军队遣返的后勤工作。但越来越多的士兵来了纽约，无论他们是在此中转、等候复员安排还是在医院滞留，大西洋这边都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应付。对莫伊娜·迈克尔来说，这场此前还发生在远处的战争，现在就近在眼前。

身为佐治亚州公民和佐治亚同乡会的成员，莫伊娜在圣诞节前夕着手照顾那些来自她南部家乡的伤残军人。由于他们只能在远离亲人的地方独自过节，同乡会为他们准备了圣诞礼物。莫伊娜·迈克尔共给9家医院带去了45个圣诞包裹。她走访的第一个病人叫汤姆·洛特，是一名来自佐治亚州梅斯维尔的黑人士兵。他髋部以下的一条腿完全截肢，但还能撑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房间门口。莫伊娜·迈克尔递过礼物和鲜花，告诉汤姆佐治亚州为他感到骄傲。他脸上泛着光彩，把花别在衣服领子上，带她参观病房。这一刻很是幸福。但拜访完单子上的所有人后，莫伊娜·迈克尔意识到，这些身体和精神严重受创的士兵——其中绝大部分都无望找到一份有薪水的工作——将很长时间甚至在余下的生命里都需要援助。但经过战时的齐心协力后，美国人现在又恢复到自顾自的小日子去了。她绝不能让这些为国家赔上自己一生的人被抛下。

这一体会，让莫伊娜·迈克尔更加致力于她对“国殇虞美人花”的传播，它这时已占去她相当一部分的工作时间。停战当天，她约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塔尔科特·威廉姆斯（Talcott Williams）见面。办公室窗前，外头庆祝人潮源源不断地经过，这时莫伊娜向塔尔科特细细讲述了自己的想法，那位银发老人立即产生兴趣。当天他便联络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并给报纸写信，请他们采访莫伊娜·迈克尔。她明白，要实现她的梦想，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对死者的追忆，并解决伤残军人的需求问题，没有比媒体更重要的工具了。

与此同时，她给全国各地的朋友写信，请求他们协助她推广虞美人花的象征意义。通过一个熟人，她甚至给美国国防部去信表达她的请求。她接到许多热心的回复，其中有些人答应她，至少会在一些与战争有关的集会上使用红色虞美人花。不过，要使这一全新主张真正成立，莫伊娜·迈克尔必须同时考虑它在物质层面的问题。当美国社会在事实上接受了这一象征，那么到时需要的就不仅是一次广泛的宣传，还必须制作出成千上万甚至是数百万朵的红色虞美人花。而且，如果她想要帮助残疾军人，就必须找到一种具体的方法来筹集资金，譬如用“弗兰德斯战场上的红色虞美人花”注册商标。

由于没有任何生意经验，莫伊娜·迈克尔要物色一个合作伙伴，最终她选择了设计师李·基迪克（Lee Keedick）。双方于1918年12月签订合同，其中，基迪克负责设计带有虞美人花和火炬的徽章、饰针及旗帜，使其能够批量生产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基迪克认为保证其作品在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也很重要。莫伊娜·迈克尔必须付给他100美元的预付款，她从朋友那里借到了这笔钱。按照合同规定，到1919年4月时，宣传活动应已全面展开，同时他们要知会媒体，并给各地俱乐部、妇女协会、爱国组织、教会、大学及重要政治人物寄去各种样品。

2月14日，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来：李·基迪克所设计的作品——一个由虞美人花环绕的火炬——在纽约首次公开亮相。纽约航空协会（Aviation Society of New York）请到了加拿大的王牌飞行员、多伦多人威廉·毕晓普（William Bishop）来做演讲，题目是“弗兰德斯战场的空战”。讲台和观众大厅都装饰了红色的虞美人花。图片演示结束时，大厅后面的墙壁上挂出一幅巨大的横幅，上面便是虞美人花的火炬。之后，加拿大诗人詹姆斯·赫伦（James Heron）解释了这一图标的意义，并朗诵他的同胞约翰·麦克雷的作品《在弗兰德斯战场上》——别忘了，就是这首诗激发了莫伊娜·迈克尔和她的诗歌《我们应该坚持信念》（We Shall Keep the Faith）。活动后的媒体反响相当不错。不过，莫伊娜·迈克尔已在两个多礼拜前回了老家，再次担任一所女子学院的舍监。此外，她也重新展开她在佐治亚大学的教学工作。1919年夏天，她给数百名来到大学附属医院进行康复的退伍士兵开设了专题研讨课。看来，她终于实现了让鲜花在坟头自由绽放的梦想。

就在此前不到一周，1919年2月9日，“哈莱姆地狱战士”也迎来凯旋的一刻。许多人的家属得以搭船驶出纽约港口，好在他们抵达时离得更近。不过，士兵们不能马上回到家人身边，他们必须待在阿普顿安置营，为最终退役经历一番漫长痛苦的等待。打从哈莱姆地狱战士从莱茵河撤到布列斯特——他们的船将在那里启程开往美国——他们的主要话题便是胜利游行。按照他们的想象，哈莱姆黑人士兵的伟大成就将在一场穿越纽约街头的游行中达到顶峰，画上完美的句点。他们在战争中经历的一切危险、辛劳、苦难和歧视，在这欢欣鼓舞的时刻都可以一笔勾销了。1917年阅兵时，他们被排除在外；而今，耻辱必得洗刷。全新的生活即将开始，这是他们通过战争为自己争取来的。

亚瑟·利特尔身边的军官很快察觉到，对胜利游行的憧憬具有约束作用。任何人如果不服从指挥，就会遭到从游行中除名的威胁。事实也证明这一威胁非常管用。不过话说回来，美国真的会让这些黑人士兵享受到他们应得的待遇吗？

离开法国之前，在最后的驻扎地布列斯特，亚瑟·利特尔对此产生了怀疑。从美国宪兵在那里对待他们的方式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美国人都为哈莱姆地狱战士的成就以及法国授予他们的荣耀感到高兴。利特尔听说，一名宪兵野蛮地打伤了一名黑人士兵，只因后者向他问路。利特尔为此质问那名宪兵，对方说是那个黑人没有耐心，问路时打断了军官们的对话。利特尔继续追问，宪兵才承认这是上级的命令。人们早就听说“黑鬼们”太过洋洋得意了，宪兵应该给他们“泄泄气”，这样以后就不会有麻烦。这一事件挑起的争端还没完。不久，宪兵队的人来找利特尔投诉黑人士兵侮辱了宪兵，说他们扯着嗓子向宪兵挑衅道：“是谁打赢了战争？”亚瑟·利特尔没理会他们。其实，这是哈莱姆地狱战士自开进莱茵河以来的某种助威口号。但他们并非自我吹嘘，而是在和所有对胜利做出贡献的人庆祝胜利。碰到其他部队时，他们会高喊：“是谁打赢了战争？”然后自问自答，把对方也包括进来：“是我们和××部队打赢了战争！”

1919年2月17日，疑问有了答案。哈莱姆地狱战士在曼哈顿23街以北的麦迪逊大道集结。11点钟时，消息传来，纽约的名流们已经各就各位。于是部队排成宽广的四角队形，这是他们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方阵。军官各自立于自己部队前方。领头的则是詹姆斯·里斯·欧罗巴率领的军乐队。当“前进！”的命令下达，乐队便开始奏乐。欧罗巴的乐队现在已扩充到90人，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演奏也不敌曼哈顿街头的热烈掌声。纽约人给予他们盛情接待，甚至有慷慨的赞助者给每一位士兵都准备了点心。利特尔说，在1919年2月17日这一天，“纽约人眼里没有肤色之别”。

地狱战士行进到他们的哈莱姆区时，此次游行最感人的部分这才开始。指挥官命令部队由方阵改为纵队，好让每一位士兵都能接受自己亲朋好友和邻居的注目和祝福。乐队奏起拉格泰姆乐曲《我老爹现在来了！》（Here comes my daddy now！），游行队伍在最后一英里的路上挥手欢笑，载歌载舞。当母亲发现她们的儿子，妻子认出她们的丈夫，纷纷冲进队伍拥抱他们时，军队的纪律为巨大的喜悦所折服。最终，欢呼、鲜花和拥吻消解了原本齐整的队形，许多士兵怀里都有佳人依偎。

此次战争唯一的黑人战争英雄亨利·约翰逊，则搭乘一辆敞篷车参加游行。由于在那场一夫当关的战斗里负伤累累，约翰逊的身体依然十分虚弱。他大腿和双脚的骨头严重受损，医生都不能肯定他是否还有放下拐杖的一天。但约翰逊一再从车上撑起身来，和蔼地向人群挥手，仿佛这场游行是为他一人而设。他容光焕发，似乎想向欢欣鼓舞的群众高呼：是谁打赢了战争？是我亨利·约翰逊打赢了战争！

哈里·S. 杜鲁门直到1919年4月才抵达纽约，他搭乘的齐柏林号曾是德国的客轮，战后被征用为遣返美国军队的运兵船。当它驶入港口时，纽约市长亲自坐着一艘小船前来迎接，船上还有乐队演奏着乐曲《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熟悉的调子从水上飘送过来，再坚强的士兵也泪水盈眶。他们一下船就被前来慰问的慈善组织包围：“犹太人送给我们手帕，基督教女青年会送巧克力，哥伦布骑士会送香烟，红十字会是自己做的蛋糕，而救世军——上帝保佑他们——提供了免费接收电报服务，还给我们用巧克力做的复活节彩蛋。”栈桥上另有给他们专设的餐点，在船上大部分时间都晕船的杜鲁门足足吃了三人份的食物。他和部属被领到米尔斯安置营，继续享受热情的款待：他们好好洗了个澡，人们送来新衣服，在食堂给他们备好了餐点。美味的果汁冰淇淋装在巨大的桶子里，他们吃了一球又一球，把肚子塞得满满的。

还在法国时，杜鲁门就曾给他亲爱的贝丝写信说，战争结束可不利于他保持身材。开船前无所事事的漫长等待，还有在巴黎、尼斯和蒙特卡罗的短暂休假，都让他此前由于战事而消瘦的臀部膨胀得尤其明显：“我越来越重了（其实我应该说越来越肥）。”体重多了40磅，他的制服紧得就像香肠的外衣。贝丝若是看到他肥胖的屁股和双下巴，还会继续爱着他吗？

在长达数月的等待中，他无时无刻不想着他的贝丝。只有和她在一起，他才愿意去设想他在信中反复描绘的那种未来：没有大起大落的小康生活，那是一个男人最大的幸福。他会娶到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一切喜怒哀乐都能和她分享。他会驾驶一辆福特走遍美国，也许还有法国；此外，做一点和政治相关的工作，时不时去参加晚宴。他还计划向军队买下一架他曾用来炮轰“匈人”的大炮。他会把它放在自己房子前面的花园里，让它在那里静静生锈。再也不对别人开火，这是他给自己许下的和平承诺。

杜鲁门常常想象着他与贝丝手牵手来到圣坛前的那一刻——但醒来时，他还是待在凡尔登附近的泥沼里。一有空他就给贝丝写信。他热烈地追求她，讨好她，缠着她给他写信，只要她的回信不够频繁，他就抱怨连连。在战后这段难以忍受的过渡阶段里，她是他的精神支柱；在他左边的上衣口袋里，总是装着她的照片。

同时，杜鲁门也担心，贝丝可能会在这漫长分别的最后关头失去耐心。或者更糟，在他挺过了无数死亡威胁后，现在不测风云降临到她头上。杜鲁门听说，可怕的西班牙流感这时也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致命的病毒让许多战友失去了家人和挚爱。“看来战争和瘟疫总是结伴而行。如果不是黑死病，也会有其他相似的灾难。在这里，你会听到成百上千的俄罗斯人死于物质匮乏，而那些该死的匈人一言不合就自相残杀。看来还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迎来像1914年之前10年那样健全、和平、繁荣的黄金时代。”

有一次，贝丝较长时间没来信，杜鲁门开始胡思乱想。他未来生活的女主人是否没有告诉他，她家已经发生流感病例？之后的几封信给他带来坏消息：贝丝发烧了，卧病在床。即使后来他知道她的病情已有好转，他的心情也难以平复。在那几周，杜鲁门感觉到他所期盼的一点小运气有多么脆弱。现在回到纽约，他的梦想看似就要实现。杜鲁门相信，当大把的钱不再用于军备而是涌向消费，战后的美国经济一定会繁荣起来。如此乐观的预测便是他打造幸福生活的基础。他怎会料到这一繁荣只是虚有其表？

1919年2月，鲁道夫·赫斯在数月的艰难跋涉后终于回到曼海姆。他还在军中时，母亲在父亲身后也很快过世了。母亲给他留了一封信，提醒他父亲生前的愿望，让他务必成为一名神职人员。赫斯到家后，成为他监护人的叔叔以及其他亲戚便催他立刻去神学院报到。父母建立的家已经被亲戚瓜分，妹妹们被送去了修女学校。“现在我才真正感到失去母亲的痛苦，我已经没有家了！无依无靠，只有我自己。”

叔叔坚持必须实现父亲的遗愿，否则他是不会交出遗产的。但赫斯在战时已对神职人员的工作有所怀疑，他决不屈从家人的意志。于是，他把自己的那份遗产让给妹妹，由一位公证员记录了这一决定。“我有能力在这个世界独自求生。”

鲁道夫·赫斯很快前往帝国东部，在那里，格哈德·罗斯巴赫（Gerhard Roßbach）中尉成立了“志愿机枪连”。这支自由军团在1919年初归属于“临时国防军”（Vorläufigen Reichswehr），负责保卫德国东部边界的安全。自由军团的士兵认为德国战败是因为被出卖，他们只把临时政府看作一种过渡，并继续保持武装，等待复仇的时刻到来。

加入罗斯巴赫的自由军团后，赫斯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全解决了：他现在有工作，有薪饷，又有了一个值得他敬仰追随的长官，一种几乎和宗教信仰一样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以及“一个家，由战友之间相互支持而筑成的庇护所。真是奇怪，像我这样性格孤僻、必须独自面对所有心事和烦恼的人，却总是为这种兄弟情谊、这种在患难危急中人对人的绝对信赖关系所吸引”。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1919年，是以下颚的剧烈阵痛开始的。她拔了一颗牙，之后便头疼得厉害，提不起劲，不得不卧床休息了两周，“一次漫长的折磨，反反复复，就像1月里的雾”。到了1月底，她终于能够起身了，伦纳德也只允许她每天写作一小时。但即使是这么少的时间，她仍感到使用打字机很是吃力，因为她右手肌肉抽筋，僵硬得就像“佣人的手”。“奇怪的是，我在遣词造句上也同样生硬。”她自嘲地写道。

伦纳德并没有把写日记包括在她的一小时工作时间里，而且他也不是经常在家，因此伍尔夫不必总是一丝不苟地遵守他的规定。她进行文学创作和评论时使用打字机，写日记就用钢笔。因此日记毫不呆板和阻滞，行文以“大胆奔放”的风格一气呵成。虽说行云流水的字母造成了一些不恰当的表达，一如“鹅卵石路上令人不适的颠簸”，她也认为这是好事；有些东西，如果她稍有停顿或给予琢磨，绝对经不起她理智的推敲。对伍尔夫来说，这种不经审查的观察正如“灰烬下的钻石”，同样具有无法衡量的未知价值。

不过，1918到1919年的冬天实在乏善可陈，只有一些亲友聚会，以及雇人的困难，和没完没了的罢工浪潮所造成的影响，在作家眼里，后者让英国人1919年的生活比战时更为不便。“如果我是画家，我只需要一支蘸着灰褐色颜料的画笔就能描绘这11天里的色调。我会把它均匀地涂抹在整块画布上。但画家的敏感没有了；过去画的表面下有光点和阴影，现在，它们大概再也找不到了。”

事实上，在表面单调的生活底下正起着变化。战后的这个冬天，伍尔夫踏上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她只能隐约预测未来的方向。1919年4月，她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文章《现代小说》（Modern Novels），其中便包括她对未来的思考。她尖锐地批评同时代的英国作家是“物质主义者”，他们注重对人物的外在描写和一脉相承的叙事传统。“生活不是一系列对称的车灯，而是一圈光晕，一个半透明的罩子，它包围着我们，从意识开始直到意识终结。表达这种变化多端的、未知的、不受限制的精神（无论它表现出何种反常或复杂性），尽可能少混杂外部的东西，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她认为，作家应该服从他笔下人物的独特意识，不必畏惧细腻的心理描写。不久之前她还拒绝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现在她则将他视作英语文学里描绘人类意识的典范。

在小说《墙上的斑点》以及1919年自出版的《邱园记事》（Kew Gardens）中，人们可以看到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一理念的初步成形。不过，她的领悟会引起别人的兴趣吗？就算她能够做到把真实生活付诸文字，又有什么不同？她的小说就像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对主人公在沙发上发散思绪的忠实记录，读者会注意到这样的小说吗？

直到目前，伍尔夫还只能靠写文学评论来维持生活，一旦她能找到更好的挣钱方式，就可以摆脱这一工作了。通过一位朋友，她联系上了颇有声望的文学杂志《雅典娜》（The Athenaeum）。首次拜访时，伍尔夫和文学编辑玛丽·艾格尼丝·汉密尔顿（Mary Agnes Hamilton）一起喝茶，后者一定要伍尔夫称她为“莫莉”。伍尔夫明显感到自己各方面都和这位精力充沛的女士格格不入：“她能像男人一样思考，拥有让人信服的强大理智，还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不过，看到编辑桌上堆满文稿，听着办公室里的文学界八卦，被人细细追问写作计划，这多少让自己有了“些许专业人士的感觉”。

3月，伍尔夫完成了她自1916年开始创作的小说《夜与日》。书稿寄给杰拉尔德·达克沃斯的出版社之前，还有“令人厌烦的琐碎修改”。“不过我得说，尽管天空污浊得和人们洗过手的水一样，窗边仍然有鸟儿在热情地唱着动人的歌。今天我们散步的路上有杏花盛开。离水仙花绽放的日子也不远了。”在《夜与日》出版前的几个月里，伍尔夫总是坐立不安。整整两个早上和晚上，当伦纳德通读小说手稿的时候，焦虑的伍尔夫会溜到丈夫身边，偷偷打量他，猜测他的反应。等他终于读完并表示赞许，她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直到这时，她才对这本书有所期待，认为它能够从同时代其他泛泛的文学作品里脱颖而出。不过她也感到不能让自己太乐观：“我肯定不期待它能再版。”

《夜与日》描述的是两对生活在战前英国沉默和僵化社会氛围中的情侣。伦纳德认为她的书太过压抑，她反驳说：“当你谈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时，你会想到什么？人的忧愁是避免不了的。我不是说应该绝望——只是发生的一切太出乎意料；正因为不满足已有的答案，才必须去探索新的解答；这个过程是悲伤的，人们抛弃旧有的一切，却完全不确定取代它的会是什么。”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看来，写作最大的不合理之处，就是它如此依赖他人的称赞。“如果没得到表扬，我很难一早就起来写作。”她渴望自己能摆脱别人翻来覆去的建议，摆脱那些标准可疑的恭维、随意臧否她的文学主张和可能不太明显的写作意图，摆脱对别人不置可否时的焦虑。这样她才能专注于“事实的核心”，即“艺术赋予我自身的乐趣”！

1919年圣灵降临节，伍尔夫夫妇从阿希姆春游回来，发现他们门厅的桌上堆满了信件。夫妻俩非常诧异，他们把来信一封封拆开，全是对《邱园记事》的订单。雪花般的信把沙发都淹没了，在处理它们时，两人不得不一再停下来喘口气。《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书评引发了读者的兴趣。那晚，伍尔夫夫妇先是满心欢喜，最后却大吵一架。因为两人“涌上心头的是两股彼此对立的激动”。大概是伦纳德表现得有一点酸唧唧的，而“10天前”就已经准备好面对“彻底失败”的伍尔夫现在踌躇满志，容不得别人往她期待已久的成就上泼冷水。夫妻俩拌嘴的同时还要手工制作出90本《邱园记事》，这可不是件易事。他们要“裁剪封皮，印上书名，装订书脊，最后还要打包寄出”。不过，“这些天里成就感扑面而来！”这种美好的感觉如果能维持下去，定时定量地“来上一小口”就好了！因为“喜悦很快就会淡去”，也因为“成就不易长存”。她接下来出版的小说是会继续啜饮成就的香槟，还是吞下失败的苦酒？

1919年3月，特伦斯·麦克史威尼获释。他还没有服完刑期，但当局发现他的妻子染上流感、性命垂危，这位抵抗人士方得以回家。坐牢令他广受人们尊敬，至少在起义人士中间以及爱尔兰议会里都是如此。

回科克没多久，麦克史威尼便前往都柏林，参加4月1日爱尔兰议会召开的会议。这是他作为议员代表首次与会。会议采取了最严格的安全戒备。尽管仍旧没有获得英国政府的承认，这些自由斗士却感到，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爱尔兰独立的梦想。

特伦斯·麦克史威尼对参与议会讨论相当热心，不过他投入最多心血的还是爱尔兰共和国——它还没有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家——的经济事务。他与“财政部长”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共同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募捐活动，为未来的爱尔兰共和国筹措资金。募捐活动不仅在爱尔兰举行，还应该包括北美大陆，那里自19世纪以来就拥有许多爱尔兰移民。在他所负责的科克，特伦斯·麦克史威尼组织得相当严密和谨慎。只有他和他最信任的同志知道当地5个主要行政区的负责人是谁，那5人彼此之间互不联系。再往下也以同样的方法运作，好让警方很难一举破获整个地下网络。都柏林将印制一本给潜在捐款者的小册子，阐述这次捐款会用于哪些公共事业：国家机构的成立；能够提供工作机会、阻止人口外流的地方建设；植树造林，增加爱尔兰森林的覆盖率；促进爱尔兰的工业和远洋渔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增强爱尔兰的物质和精神实力。有理有据地打好群众基础后，募捐人员这才挨家挨户拜访，征集资金和贵重物品。

英国警察则阴魂不散，对麦克史威尼和他的伙伴跟得越来越紧。好几次，麦克史威尼都遭遇搜身，所幸他足够谨慎，没有随身携带任何可疑的材料。1919年下半年，麦克史威尼一家搬入新房，但他们的乔迁之喜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老朋友’如影随形，”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们不得不在圣诞节前再次搬家。这些‘老朋友’实在盛情难却，他们好几人跟踪我到了以前的房子，还屡次请我去海峡另一边‘度假’。只是这5年来我已经享受太多次这种形式的‘假期’了，这一次我恐怕得婉拒他们。”

尽管阻力重重，到1920年初，麦克史威尼已筹到价值超过5000镑的纸币和黄金，它们将被送往都柏林。这次行动总体来说非常成功，让“财政部长”迈克尔·柯林斯开始酝酿在爱尔兰成立一种地下的征税制度。如此，爱尔兰共和国的雏形已然可见——只是一场无情的斗争就要展开，最血腥的时刻将很快来到。

1919年3月30日，甘地在印度发起全面罢工。先是德里的生产活动陷入瘫痪。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市中心参加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一切超过当局的容忍极限。游行队伍前往火车站时被警察拦截，后者开枪造成死伤。统治者展开全面镇压。”数日后，拉合尔和阿姆利则也爆发了大规模示威行动，后者情况尤其严重。当地的英国统治者认为群众骚乱愈演愈烈，有必要杀一儆百。1919年4月13日，大批民众在阿姆利则的札连瓦拉园集结。英国指挥官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认为一场大规模骚乱就要爆发，遂命令部队向人群扫射。由于该园四处设有围墙，无路可逃，数百人死于英军的枪口下。

此前几天，甘地在孟买目睹了局势的升级。4月6日，孟买的示威群众先是在海边沐浴，然后结队游行到市中心的马达夫巴格花园。甘地在附近的清真寺发表了演说。作为公民不服从的举措，他印刷了两本为殖民当局禁止出版的著作，现在公开发售。当晚甘地来到孟买街头，亲自兜售这两本禁书。许多过路人慷慨解囊，付的钱远高于甘地的定价，所有敢于购买的人都在那一刻战胜了对被捕的恐惧。英国当局并没有干预，但隔天晚上，甘地听到传言，说当局已经准备好要逮捕他。他在前往德里和阿姆利则的路上接到官方的书面通知，命令他不得进入旁遮普。警察在下一站逮捕了他，私下将他带回孟买。刚回到那儿，甘地便看到南城有一大批人聚集。人们认出了甘地，向他大声欢呼，却被一排骑马的警察拦住。他们纵马闯入示威队伍中，用手中的长矛鞭打人们。甘地勉强没被打到，惊恐的人群则四散逃亡。“一些人被践踏倒地，另一些人严重受伤”，但警察仍然继续使用暴力在密集的人群里开路。本来以为可以实现和平抵制殖民统治的梦想，却转眼变成噩梦一场。这个世界真的会有不流血的非暴力革命吗？

基于先锋艺术家眼中再正常不过的性幻想甚至春梦，乔治·格罗茨策划了一次狂欢之夜。他的好友、摄影师欧文·布鲁门菲尔德（Erwin Blumenfeld）从父母的地窖里偷了60瓶葡萄酒。格罗茨制作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欢迎社会上身材姣好、对电影拥有天赋的年轻女士前来参加画家格罗茨的工作室聚会，晚上8点，奥利维尔广场4号，请着晚礼服！”格罗茨和布鲁门菲尔德把海报挂在身上，神气活现地在选帝侯大街上当起“三明治人”。活动非常成功。那晚来了11位男士，全是格罗茨的艺术家朋友，还有50多位兴奋的年轻女士——一个个都期待自己被发掘为电影明星。人实在太多，工作室的大门很快就不让进了。格罗茨为了调动气氛，让所有客人脱掉他们的衣服。但男人们躲进厨房，决定什么也不脱。等到厨房的门再度打开时，那些未来的女明星已经脱得一丝不挂，于是“狂欢会”开始了。布鲁门菲尔德后来写道：“所有人都喝得酩酊大醉，空酒瓶穿过工作室的玻璃窗户被扔到街上。东西被砸碎，人们大喊大叫，吵成一团。所有人都纵情狂欢，而格罗茨则和一位叫玛萨·贝多芬的女士在工作室中间的躺椅上鬼混，最后染得一身性病。”两天后，布鲁门菲尔德才在格罗茨的浴缸里清醒过来，浑身冻僵，身上的蓝色礼服不翼而飞，肯定是被人扒了。

“那几年很荒唐。”乔治·格罗茨如此概括战后的柏林。一切礼法规矩似乎都消失了。“一股浊流席卷了这个国家，到处充斥着伤风败俗的行为，色情和卖淫如同家常便饭。‘我才不在乎呢，’有人会说，‘我好不容易可以给自己找点乐子。’”但事实上，这个时代“欲振乏力，让人一点也提不起劲”。只有浮华的夜生活和艺术看似更加灿烂夺目，底下暗中涌动的是饥馑、破坏和暴力。敏感的格罗茨记录下他同时代人无所忌惮的侵略性。当萨克斯风和班卓琴进入柏林的夜总会，人们的肉体随着“西迷舞”（Shimmy）充满性暗示地扭动，政治两极化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外面有一群穿白衬衫的男人走过，他们一个劲儿地唱着：‘德国觉醒！犹大没命！’他们身后是另一批人，同样是四个一排齐步走，喊着整齐的口号：‘莫斯科万岁！莫斯科万岁！’之后地上总是躺满受伤的人，头被打破，腿被打断，偶尔还有肚子上中枪的。”

侵略性和暴力一直都是格罗茨艺术的主题。走向共和并不意味着新的开始，在这方面，周遭世界给他提供了大量例证。身处战败、动荡、充满愤恨情绪和普遍骚乱的德国，格罗茨和他的艺术家朋友频频聚在酒馆和小剧场。观众付一些马克作入场费，就可以让演员告诉他们“何为真相”。所谓的“真相”通常都是一大串龌龊字眼，劈头盖脸地冲着观众而来：“坐在前排的这坨屎——就是您，坐在那里拿着伞的那位，您这个没脑子的蠢货。”或是：“不要笑，您这个笨蛋……”这种打破禁忌的做法让观众笑得直不起身。即使在台上，演员也毫不忸怩作态。当一些演员喝得烂醉时，现场就更是闹翻了天。“我们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我们的口号是无，是真空，是烂窟窿……我们嘲笑一切，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我们朝所有东西吐唾沫，这就是达达（Dada）。”

达达的演出节目千奇百怪，比如它举办了一场“6台打字机和6台缝纫机的赛跑，还有说脏话大赛”，结果演变成混战。达达主义的艺术家对“达达”是什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一新艺术流派的主要骨干都有着响亮的头衔，比如“最高达达”（Oberdada），“宣传达达”（Propagandada）或是“达达外交官”（Dada-Diplomat），他们花了不少精力来阐释何为达达这一根本问题。“达达”是一种“垃圾桶的艺术（或说哲学）”，就像库尔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用废弃物和广告传单创作的拼贴集合“梅尔兹艺术”（Merzkunst）所倡导的那样？即便是《达达集》（Dadacon）这部由大量剪报组成、号称达达运动《圣经》的巨作，也无法就这一问题给出最终答复。斯巴达克同盟起义后没几天，一份名叫《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足球》（Jedermann sein eigener Fußball）的杂志创刊，它可谓柏林达达的代表刊物。创刊号刊载了沃尔特·梅林斯（Walter Mehrings）的诗《三女之家的性交》（Der Coitus im Dreimäderlhaus），其高潮是对爱国歌曲《守望莱茵河》（Die Wacht am Rhein）的戏仿：“一生怒吼如雷响/宝剑出鞘滔天浪/一个德意志女人，一个德意志醉鬼，/啊，夫君来脱我衣裳！”此诗刊出后，诗人不得不上法庭为自己辩护，这本刚成立的杂志只出了一期就被停刊。

1919年，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从纽约返回巴黎，通过他的“现成品”系列（Ready-mades）丰富了达达主义运动。装瓶架、自行车轮、小便池，这些日常生活的现成物品构成了他的雕塑。在巴黎，正值列奥纳多·达·芬奇逝世400周年之际，他重新制作了达·芬奇的经典名作《蒙娜丽莎》，给这位带有谜一般微笑的女士加了一撇小胡子和山羊胡。通过这种破坏式的恶搞，杜尚嘲弄艺术的教条和神圣，也让人思考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这一难题。为此，他还化名罗丝·瑟拉薇（Rose Sélavy），谐音为“情欲就是人生”（Éros c'est la vie），并拍了一张男扮女装的照片。“有胡子的蒙娜丽莎”被他命名为《L.H.O.O.Q.》，读音近似法语的“她屁股很热”（Elle a chaud au cul）。在一次访谈中，杜尚亲自解释了标题的意思是“下面情欲焚烧”。不过，达达不只是对传统和教条的嘲弄或对世俗道德的挑衅，它也是达达主义者对同时代革命运动的戏仿，即使他们肆无忌惮的行为也源于一股相似的解放冲动。达达主义者非常清楚他们要摆脱什么，但至于他们要争取什么，就很难说得清了：是艺术表达的自由，还是解放人类的欲望和混乱天性？这些或许不足以撑起一个新社会，然而对达达主义者来说，在战争强行压制了个人主义多年后，能够夺回自主权并有所消遣，已是值得奋斗的目标。

1919年2月6日本该是凯绥·珂勒惠支儿子彼得23岁的生日。前一晚，她已梦到这一天的来临，回忆起许多往事。珂勒惠支取出一些战争期间的素描，打算把它们制成石版画。其中有一幅是她抱着自己的孩子。母亲用保护的姿态搂着彼得和汉斯。它的表现手法是朴素的，不加任何渲染，感情十分真挚。就在珂勒惠支制作石版画时，柏林又爆发了流血事件，人们仍在失去他们的父亲和儿子。

退役后，理夏德·施通普夫回到家乡纽伦堡。战后的经济形势极为恶劣，他既不可能重新干回水管工的老本行，也找不到新的工作，于是从军6年的施通普夫加入了人数不断攀升的失业大军。1919年4月7日，慕尼黑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施通普夫感到自己有义务抵制它。从一开始，他对德国发生的革命便充满矛盾情绪：革命本身令他丧失了作为军人的荣誉感，而对于像他这样为祖国献身的人，新政府所给予的回馈又实在太少。

施通普夫加入一支自由军团，前往慕尼黑与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作战。1919年5月的第一天，政府军和从德国各地赶来的自由军团就战胜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拥护者。施通普夫亲眼见到，胜利的反革命人士对付他们所认定的“斯巴达克同盟成员”是何等的残酷。5月6日那天，慕尼黑圣约瑟夫教区的天主教青年工人协会成员在马克斯城区的俱乐部聚会，因被怀疑与斯巴达克同盟有染而遭到自由军团逮捕，并被迫在大街上罚站示众。他们大喊无辜，但自由军团的指挥官冯·阿尔特—施图特海姆（von Alt-Stutterheim）不予理会，说他们破坏了禁止聚会的规定。其中7人未经任何审判便在卡洛琳广场附近的一个后院里被枪决，其他人则被带到一个地窖。在那里，喝醉的士兵肆意虐待他们，造成14人死亡。死者身上的财物被劫掠一空，还有2个醉醺醺的士兵在面目全非的尸体旁边跳起了印第安人的胜利舞蹈。这次事件后，施通普夫退出了自由军团。

1919年5月的第二周，阿尔玛·马勒和女儿曼农前往柏林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团聚。这对夫妇并没有料到，这次团聚最终会演变为分手。从维也纳穿过刚刚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前往柏林，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母女俩好不容易抵达柏林，却收到一则噩耗：阿尔玛·马勒和弗兰茨·韦尔弗私通所生的儿子马丁在维也纳的一家医院去世了。由于先天的脑水肿，这个1918年8月出生的孩子从1919年2月起便住院治疗。医生早就预告马丁没剩多少日子，可这个才9个月大的小婴孩临终时，他的3个家长都没有陪在他身边。格罗皮乌斯告诉阿尔玛这个不幸的消息，并轻声说，他更希望死的是他自己。弗兰茨·韦尔弗也自责说，是他与阿尔玛一次过于激烈的性行为导致了马丁早产。话虽如此，这些各有烦心事的大人显然顾不上马丁的早夭。

取代丧子悲痛的，是格罗皮乌斯夫妇在魏玛大受欢迎的待遇。瓦尔特刚成为他一手创建的国立包豪斯学院（Das Staatliche Bauhaus）的校长，有不少应酬在等着他们。然而，没完没了的社交活动让他们意识到彼此的距离。阿尔玛对包豪斯以及它那些打扮寒酸、在政治和艺术领域都相当激进的学生并不感兴趣。包豪斯的建筑师期待一个由他们开创的崭新世界，但在阿尔玛看来，这样的梦想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就和其他一切革命事物一样。

两人初遇时的火花早就变成冷漠的疏远。“为什么我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婚姻这么失败？从任何方面来看他都是完美的，一个和我有着相同艺术血脉的天才艺术家……他深深把我吸引……我曾经热恋着他……爱到无法自拔。”事实上，是否像阿尔玛所猜测的，横亘在他俩之间的深沟是他缺乏对音乐的理解？是她自己对建筑没有热情？又或者，是战争的长久分离阻碍了两人的结合？

在一封附上离婚表格的信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给出了另外的解释。想到韦尔弗，他写道：“你美好的天性被犹太心灵腐化了。一旦你重新做回雅利安人，我们就能好好相处，你就能想起我们美好的过去。现在你我形同陌路，因为你已经被世界的另一极所吸引。”他明白自己这样的想法会深深刺痛阿尔玛，因为是她本人在这段婚外恋开始时嫌弃韦尔弗是“罗圈腿的犹太人”。

即使如此，阿尔玛·马勒仍然拿不定主意离婚，试图妥协。绝望的现实折磨着她，让她痛苦不堪，迟迟拿不定主意，她甚至想说服格罗皮乌斯接受她以后半年和韦尔弗在维也纳、半年和他在柏林的解决方案。然而，格罗皮乌斯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们的婚姻已病入膏肓，必须来一场手术了。”

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在这期间，格罗皮乌斯为包豪斯打下了基础。1919年4月，他得到他盼望已久的消息，他获准将萨克斯大公创办的工艺美术学校改组为一所崭新的建筑与设计学校，即国立包豪斯学院。当务之急是招募顶尖的教授来为首批入学的学生讲课。课程的主要目标是“打破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在大型建筑艺术的羽翼下重建它们的内在联系”。因此，每个学生要先在工坊学3年手艺，之后才能攻读建筑师学业。对于将理论和艺术实践、培养年轻人和建立一个更好社会的愿景相结合，格罗皮乌斯很是在行，但要让包豪斯在魏玛扎根，还有许多政治上的琐事待解决。

与此同时，阿尔玛·马勒在感情上依然三心二意。韦尔弗，这个试图说服她离婚的男人，仍然是她的最爱。阿尔玛是她所有男人的缪斯女神，对韦尔弗来说更是如此。她尽一切努力来为他的艺术铺平道路，包括改掉他手淫的习惯。她坚持认为，手淫消耗的不只是他的精力，还包括他创作的泉源，只会有损他的健康。而对于韦尔弗由于战时经历所产生的慕残欲望，阿尔玛倒是见怪不怪。“一个男人越是伟大，他的性幻想就越是病态。”她实事求是地写道。韦尔弗的想法甚至感染了她。阿尔玛做了一个情欲横流的春梦，之后她开始考虑，是否找一个“一条腿的人”来满足她和她情人的性幻想。战争对阿尔玛和韦尔弗的私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阿尔玛·马勒迟迟没有和格罗皮乌斯脱离关系的时候，又有一位老情人出现了。那就是曾和阿尔玛曾经有过一段热恋的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现在，画家托人告诉她，回到她身边是他最大的渴望。她表面上愤愤回绝了，内心却充满挣扎：“自从再次听到奥斯卡的消息，我就对他念念不忘，真希望能克服所有障碍——说到底问题都在我这边——和他共度余生。”但她也知道，即便重新开始，彼此的激情还是会很快耗尽。此外有传言说，柯克西卡已经为爱情丧失了理智。他如此倾慕阿尔玛，渴望获得她母亲般的关怀和激励，因此让人缝制了一个以阿尔玛为模型的真人尺寸人偶。尽管成品差强人意，但起码这个阿尔玛会好好坐在他的沙发上。他给“她”穿上昂贵的套装和巴黎内衣，和“她”讲上几个小时的话。过了一阵子，他泄气了，人偶毕竟不能代替真人。柯克西卡决心摆脱“她”。他举办了一场疯狂的花园派对，在酒醉正酣时砍下了人偶的头。隔天一早有警察上门，让柯克西卡交代他花园里的“尸体”是怎么回事。最后，由收垃圾的人处理了“阿尔玛”的残骸。

作为阿尔玛·马勒的老朋友，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经常登门拜访。有一次，他还带上了妻子和女儿，以及一些跟他学钢琴的学生。这位艺术家的生活显然捉襟见肘，使得阿尔玛为自己的富足感到不好意思。她送给勋伯格的女儿一对镶钻的白金手镯，并表示“还想送给她更多的东西”。

1917年1月，由于参军带来的巨大刺激，阿诺德·勋伯格返回他位于维也纳观景亭巷43号的住所。1914年8月大战爆发时，他还觉得这是件“光荣和伟大的事”。动员令下达后，他满心期待着“加入行伍，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参加真正的战斗”。他志愿参加奥匈帝国皇家和王家陆军（königlichen und kaiserlichen Armee Österreich-Ungarns）。一接到入伍通知，这位音乐家随即动身，心满意足地把关于他艺术的一切“公开谩骂”、刺耳嘘声、不留情面的批评以及恶意评论统统置之脑后。当时有一群心怀敌意的艺术家，将他在绘画上的开创性尝试污蔑为“不着调的绿眼睛水面包”。

不过，勋伯格用炮声取代音乐的热情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他想凭借在音乐上的卓越成就申请以军官身份入伍，但没能成功。领军服时，他就尝到了当新兵的滋味：军需官扔给他一顶肮脏的平顶军帽，上面还沾满了前任主人的血污。大量饮酒和吸食雪茄造成的哮喘，再加上年事偏高，让勋伯格没有上前线做英雄的本钱。没能为祖国争光的他，在莱塔河畔布鲁克的后备军官学校里过着单调乏味的日子：“都42岁的人了，还是军队的菜鸟，任凭那些白痴对自己呼来喝去。”这样的军中生活不在他的意料之中。自诩“代表整个民族”的勋伯格，赫然发现自己原来处在指挥链的最末端。他的长官物尽其用，打发他去为军乐队编写进行曲。

刚回到观景亭巷，勋伯格立即不眠不休地投入创作，无论是在生活还是艺术领域。妻子玛蒂尔德看到他埋首写字台，忙于论述他关于“永久和平”的理念。3年来的战争让他相信人类是“极其邪恶的”，然而一小群“像我们这样”受过教育、有识别力的人，有能力在一星期内实现各国政府和外交家——尽管美国威尔逊总统早就提出了引起轰动的和平提议——都无法达成的和平。勋伯格认为，凭借“多数人活跃的意志”能够“避免未来的战争”。勋伯格提倡建立一个国际仲裁法庭，这远超出他所擅长的音乐领域，按照他的看法，应由一支“国际部队作为执行力量”来支持仲裁法庭做出的裁定。这恰恰预见了后来国际联盟建立的基础，可惜他的同时代人并没有注意到。

战火中的祖国境况艰难，这让作曲家饱受困扰。尽管总是缺钱，但在1918年前后数年，勋伯格都致力于编写《雅各的天梯》的剧本及音乐。这部清唱剧和那一年代少数其他作品一样，反映了战时和战后岁月的感受和渴望。开头是一段坚决的低音旋律。弦乐器生机勃勃、几乎是横冲直撞地大步向前，完全不受铜管乐和木管乐突兀的不和谐音影响。从充满张力的序曲里，涌现出天使加百利清晰的男高音：“右或左/前或后/上坡或下坡——/人必须坚持走下去/无论/将来与过去。”这是战时从军的写照，人们在黑暗的日子里咬牙坚持。然而这段结尾用的是过去时，象征着不断向前的状态只是属于过去。和《圣经》一样，勋伯格的报喜天使也夹在天堂和人间之间。他指点人们拾级而上，去往更高的所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放眼望去尽是希望、许诺和拯救。但愿在尘世的苦难消解后，能够沉浸在神圣的恩典之中。勋伯格在1912年就已明确宣布：“我要写一部清唱剧，关于今天的人们，虽然在经历了物质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后，人们一度成了无神论者，但仍然想（在形式上）保留一点昔日的信仰；关于现代人和上帝的争论不断……但最终他们还是感觉到祂的存在，从而有了信仰。学会祈祷吧！”

在维也纳的住所——那栋他用别人赞助的钱租下的房子里——阿诺德·勋伯格找回了他对上帝的信仰。“人们曾经坚信不疑的一切事物都已摧毁”，这是他对抗它的唯一方法。《雅各的天梯》把毁灭和更新旧认知体系的希望谱写在一起。此外，它的作曲里还隐含着他对十二音技法（Zwölftontechnik）的首次尝试，它以一种数学的、抽象化的全新方式理解音乐。《雅各的天梯》的中心思想直指上帝，而非那些关于意识形态的美好许诺。

艾文·C. 约克跪下了：1919年5月，他终于再次见到了帕墨村，那山脚下的排排小屋。约克从闹哄哄的家人和邻居的身边走开，在没有人看得见他的地方，为自己的平安归来感谢上帝。蒙主庇佑，保护他在战火中全身而退。他并没有向造物主喋喋不休，只是用心领受这份感激。

他快步走回家，冲出来迎接的是他的猎犬。它们此起彼伏地跳着、吠着，欢快地摇着尾巴。再次看到约克，兴奋的狗儿们几乎把他扑倒在地。约克半跪着，拍拍这只的肚子，摩挲那只的头，它们则亲密地舔着他的手。他随即领狗儿们走入森林，那里还是老样子：野猪在地上拱着橡子，不时传来阵阵牛铃，山茱萸开得花团锦簇，每年春天都是如此。但约克看待它们的眼光不同了。他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他见识了世界，经历了生死搏斗。他从前的经历似乎离他很遥远，就像属于另一个时代。约克觉得自己充满干劲，为梦想及一些还看不清轮廓的憧憬而蠢蠢欲动。几个月来的出生入死必须有其意义，不能白白浪费了。挺过世界大战的他，该如何展开自己的人生？约克坐在山坡上，陷入沉思。

哈莱姆地狱战士的盛大游行结束后，亚瑟·利特尔简直迫不及待想脱去军装。为什么离开军队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比获准入伍的时间还长？又是调查，又是报告。军方要给每个人签发一份服役证明，还有一份退伍令。此外，还伴随着一连串没完没了的演讲和仪式。

游行结束3天后，亨利·约翰逊才回到军营。那天，他不得不向那些兴奋不已的记者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当晚全体部队返回营地，而约翰逊则不见了人影。现在他回来了，利特尔可要好好修理这个擅自开小差的家伙。面对长官的质问，约翰逊解释说，是一群优雅的绅士邀他出游。他们非常慷慨，带他去第五大道的酒吧和餐厅享受精美的食物和酒。绅士们还塞钱给他。痛快地庆祝一番后，他整个人累坏了，不得不在酒店柔软的床上待上一段时间。他怎么能拒绝人家如此好意的邀请呢？这岂不是破坏整个部队的名声？为了证实他所说的，他给利特尔出示了一大把钞票，总计600多美元。做长官的闭上眼，打发这个逃兵返回自己的部队。

几天后，利特尔坐在他的书桌旁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时有人来敲门。又是约翰逊。这一次，他手里抓着他的退伍令。“我要回家了，”约翰逊说，“还是做原来的工作。我这次来，是与您告别。”利特尔知道，部队其他人已登上前往纽约的火车。约翰逊一定是悄悄开溜，靠他残废的腿，从离这里还有好一段距离的火车站走回来见他。利特尔看着他，喉咙里好像有什么哽住了。他望望窗外空荡荡的营地，它在明媚的阳光下却显得如此寂凉。利特尔一下子意识到，约翰逊，这个奥尔巴尼火车站的搬运工，在这里就何谓患难之情给他上了一课。约翰逊仍像以前那样，在门口立正站着，利特尔起身走向他。做长官的眼眶湿了，嘴唇也颤抖着，他说：“珍重再见，亨利，别忘了我。”“您才会忘了我！”约翰逊回答说，“我怎么能忘！是您让我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男人。”

在堪萨斯，哈里·S. 杜鲁门再次见到他亲爱的贝丝。起先他只能远远望着她，因为129野战炮队还有一场最后的阅兵式要举行。3天之后的1919年5月6日，士兵们才正式退伍。

在这个恋人重聚的时刻，杜鲁门和贝丝之间却爆发了他们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争吵。起因是这个问题：正式举行婚礼后，他们是否该搬去和贝丝的母亲同住？后者可不怎么待见哈里。哈里当然反对，但贝丝最终占了上风。几个星期后，这一对璧人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就在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订的这一天，哈里·S. 杜鲁门和贝丝·华莱士携手来到圣坛前。这天堪萨斯城的气温热情如火，教堂的花儿都蔫了。照相时，杜鲁门努力摆出严肃的表情，还是藏不住他一脸的幸福。

成了家，不再是士兵的杜鲁门要自己把握未来了。他和战友爱德华·雅各布森决定合伙创业。杜鲁门卖了自家农场的牲畜，还借了一笔贷款。两人计划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开一家男士时装店。促使他们开店的想法很简单：现在有这么多小伙子脱下军装，他们需要给自己弄点行头。“杜鲁门和雅各布森”时装店将开在缪勒巴赫酒店的商店区，位置相当不错。这家新店会提供精美的男士时装，包括高档的衬衫、长袜、领带、腰带、内衣和帽子。同年，“杜鲁门和雅各布森”便正式开张。店名以五彩缤纷的字体书写于门上，十分引人注目，走进店里，打了蜡的瓷砖地面光可鉴人，头顶上还有巨大的电风扇送来轻风。店铺早上8点开门，晚上9点才打烊。杜鲁门和他的伙伴轮流顾店。昔日的战友络绎不绝地前来帮衬，像是在缅怀刚刚过去的战争，或至少是想念他们从前的指挥官了，他们曾送他一个刻有他名字的奖杯作纪念。看来，即使战争结束了，杜鲁门的生活还是离不开“炮兵连D组”。他现在的理发师，便是以前在法国圣米耶尔附近一棵树下为他理过发的战友。

在1919年春天，不是所有人的梦想都能如此轻易地实现，有些人的生活并没有出现一个更好、更和平的未来，反而像是一场噩梦。索格门·特赫里瑞安（Soghomon Tehlirian）便是如此，日后他在法庭上说，他无法摆脱脑海中那些一再涌现的骇人场景：在他那位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家乡埃尔津詹，难民们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在一阵阵枪声和尖叫声下，押送难民的土耳其士兵拖走他的姐妹，把他的母亲推倒在地，还用斧头劈开了他弟弟的脑袋，他自己头上则挨了一记重击并失去意识，再醒来时身上压着哥哥的尸体。每逢这些景象出现在脑海中，他便全身痉挛，不省人事。1919年2月，特赫里瑞安从第比利斯前往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其他一些家人。在这座由于战争而满目疮痍的城市里，为了引起朋友和亲属的注意，他每天都在不同的报纸刊登寻人启事。作为亚美尼亚人，索格门·特赫里瑞安自己算是从亚美尼亚大屠杀——当时有数十万亚美尼亚人沦为土耳其军民的暴力牺牲品——幸存下来了。可他的启事无人回复：难道家人们都在1915年的那场大屠杀中丧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