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后，这个人人……无论积极或消极都能臆想未来的梦乡，已不复存在。

——恩斯特·特勒尔奇，“观察者来信”，1919年6月26日

1919年4月，米兰·什特凡尼克回到巴黎。路易丝·韦斯经历了多长的等待才盼来这一刻！心上人踏进她的编辑办公室，“面色苍白，宛若死人”，他跌坐在椅子上，开始倾诉过去几个月的经历。什特凡尼克成功逃出西伯利亚，挽救了自己和大部分部属的性命。为此他获颁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授勋仪式在零下35摄氏度的酷寒中举行，法国将军莫里斯·雅南（Maurice Janin）还冻伤了双耳。之后，他们便展开横渡太平洋的奥德赛之旅。什特凡尼克是在日本神户得知停战的。到东京时，他接到消息，告知他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届政府的国防部长。这一切让他尤其迫不及待想回到欧洲，在巴黎凡尔赛宫的和平谈判上大展身手。和谈也涉及国际社会对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承认。然而，等什特凡尼克终于抵达巴黎时，谈判早已顺利展开，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总理卡雷尔·克罗默尔（Karel Kramář）和外交部长爱德华·贝奈斯已在谈判桌上占据了有利位置。什特凡尼克曾劝说福煦元帅援救身陷西伯利亚的捷克斯洛伐克残军，但一次也没成功。而福煦在经历了战争最后一年的巨大牺牲和艰险之后，也完全没料到什特凡尼克能活着回来。在巴黎，人们对什特凡尼克的归来毫无反应。因此才刚到巴黎没多久，他就想尽快前往布拉格，起码他在那里能获得一个战争英雄应得的接待。在什特凡尼克的憧憬里，如果他能坐飞机去，从天而降般驾临他的祖国，那就再好不过了。

什特凡尼克的经历和想法让路易丝·韦斯听得津津有味，再小的细节她也不放过。她一直对这个男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充满强烈的感情。现在，她是否终于可以和他并肩作战、协助他实现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在造访米兰位于勒克莱尔大街的住所时，路易丝·韦斯谨慎地把谈话主题从政治引到他俩的未来，这时，米兰却脸色一暗，定定地看着她的眼睛。路易丝·韦斯感到，他有些事情要向她坦白。踌躇了一会儿后，他才告诉她一个毁灭性的事实：1918年4月，他在罗马举行的“奥匈帝国受压迫民族大会”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小姐，意大利的女侯爵朱莉安娜·本佐尼（Giuliana Benzoni），他爱上了她。没过多久两人见了第二次面。之后，她很快便成了他的未婚妻。

路易丝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那我呢？”她问这个自己视为终身伴侣的人。“你？”这还是头一回，他对她使用第二人称单数的亲近称谓。“我希望你说我是自由的。我欠你很多，太多！但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丈夫。”米兰给出的理由如此冷酷，就像一记重拳打在路易丝脸上，痛得让她失去知觉：“再说，不像这颗我将送给未婚妻的珍珠，你并非完璧。”他打开一个小盒子，给她展示淡紫色的远东首饰。米兰看到路易丝流下泪来，但他不知道说什么安慰她好。“你的政治经验无人可比，令人赞叹，”他再次开口，“你表现得就像一个老道的政治家……你的思考从不间断。但我想给我的人民展示的，是一个贞洁的少女，有着纯洁的肉体，更重要的是有一颗未经世事的灵魂。灵魂！希望你理解。”沉默蔓延开来。路易丝感到，她所有的才能都不足以与天平上的另一个人抗衡。她甚至都不打算和对方竞争，因为她心里明白，那位年轻的贵族小姐早就占了上风，她比路易丝更能加强什特凡尼克的传奇色彩，而对这位女报人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绝不亚于它对什特凡尼克本人的意义。但米兰还没有结束他对她的残忍：“我会跟她介绍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她任何时候有麻烦，我会让她第一时间来找你。你会给她提供帮助。你可以向我保证吗？”路易丝哭了。“我可不能没有你啊。”什特凡尼克嘟哝着说。路易丝突然一股怒气涌上：“你休想与朱莉安娜结婚，”她朝他劈头便说，“她不行，我也不行，没人跟你结婚。你只属于你自己。”

“或许吧，亲爱的。”米兰轻声说，随后便离开了她。没过多久他便前往意大利。

1919年的这个春天，梦起梦落。在巴黎和凡尔赛宫举行和谈的代表们尤其如此，他们各做各梦：战胜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怀揣着民族自决的美梦，以为一个正义和平的世界就要到来；战败国则默默祈祷，希望战争的后果不会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严重。夏天来临，接近和平谈判的尾声，到了决定战后走向的关键时刻，那原本泛滥成灾的未来设想也消耗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路越走越窄，人们就不得不面对现实。一旦和谈结果被视作对梦想的背叛，绝望便转为愤怒。和平条约本应调解各国纠纷，如今却在世界各地引发新的冲突。

柏林艺术家柯特·赫尔曼（Curt Herrmann）在1917年画了一只有着浅粉色闪亮羽毛的火烈鸟。它倒毙在空空的食盆旁，脖子向后扭曲着，嘴边有一摊黑红色的血，再也无法为自己修长的双腿而自豪。此时战争已打了3年，这幅《火烈鸟》（Flamingo）似乎意味着人们不再对一场辉煌胜利有所期待，进一步来说，它意味着美好年代的没落，老一代精英和他们灿烂日子的结束。然而，抛开具体的历史背景，如此美好造物的死去更象征着那些美丽优雅事物的失败，它们过于精致，以至于无法在赤裸裸的现实中生存。对于一些在1919年春夏精心织就的梦想来说，这便是它们的命运。

世界大战已经造成如此庞大的牺牲及无数没能实现的许诺，而自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塞纳河畔的法国外交部钟厅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来，还产生了规模同样庞大的期待。第一阶段，参与和谈的共有32个国家的代表，战败国被排除在外。在谈判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由英法美意组成的“四巨头会议”。为了强调美国在世界的新角色，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12月就动身前往巴黎；一支人数逾千的美国代表团跟随他来到法国首都。凭借1918年1月的“十四点原则”，它一直是这位美国总统的信条，威尔逊几乎早在一年前就已定下国际政治的新标准：民族自决应该成为世界政治的基石，即便对那些殖民帝国来说也是如此。世界上所有国家应该联合起来组成国际联盟，未来它能以和平的手段调解国际纠纷。只有吸取一战的教训，它才能真正成为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凭借这样的想法，“十四点原则”在全世界得到广大媒体的大力宣传，使威尔逊成为世界希望的焦点，他像是一个救世主。在1918年12月14日的一次私人会晤中，路易丝·韦斯见到了威尔逊总统及其夫人。这位美国救世主给她留下了复杂的印象。她在回忆录里写道，他就像一个“新教的教皇”，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萨沃纳罗拉”。“他用来穿过人性熔岩的，是那些只在他个人信念里存在的准则，与此同时，那些包括英国人在内的不幸欧洲人，则在为自身的传统、利益、庇护者和殖民地而纠缠不清，正努力想办法解决生存问题。”不只是路易丝·韦斯，在谈判进程中，整个法国都用务实的眼光看待威尔逊的主张；战争令法国耗尽元气，对法国人来说，赔偿比崇高的理念更重要。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还给了殖民地臣民以希望，这也是令法兰西殖民帝国为之担忧和愤怒的一个原因。

和谈期间，阮爱国仍然待在巴黎，努力以摄影为生。他在《工人生活》（Vie Ouvrière）杂志的某一期上登了广告：“如您想保留对父母的生动印象，请将他们的相片交给阮爱国修整。完美的相片搭配好看的相框，只要45法郎。”不过上门的人很少。阮依然过着只够勉强糊口的生活。

每天的报纸上都有关于巴黎和会的最新进展，它令阮爱国和其他许多从英法殖民地来到巴黎的人陷入狂热的情绪。这个越南人和不少殖民统治的反对者一样，尤其认真地阅读了威尔逊的和平纲领。世界的命运将在巴黎的凡尔赛宫被决定。如果现在就像威尔逊所宣布的那样，民族自决的时刻已经到来，那么他那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家乡印度支那也不该被排除在外。阮爱国将巴黎的这个春天视为一次历史性机遇，绝不容错过。

与此同时，他和其他积极人士共同发起一次以“越南爱国者团体”为名义的请愿活动。遵照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他们请愿列出了八项主张，其中并没有提到民族“自决”或是独立，只是要求给予越南人更多的权利：公平的司法制度，出版、教育和集会的自由，并让越南人能更加民主地参与法国国民议会。政治犯也应该被释放。本来，所有这些要求对法国这个“人权发源地”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自大革命以来，法国人所取得的成就，他们为之自豪和认同的权利主张，并没有和受它统治的其他民族分享。现在，整个世界受到一次足以令诸多殖民帝国倾覆的巨大动荡，新的独立国家诞生，埃及、日本、印度、朝鲜和墨西哥这些彼此相距遥远的国家陆续爆发骚乱。在这样的时期，法兰西殖民帝国也有可能受到冲击，甚至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阮爱国在这份表达越南人民诉求的请愿书上签了他的名字，他还打算亲自把它送到它的接收人手上。于是，人们看到他在凡尔赛宫的走廊里敲开每一个与会代表的办公室，亲手递上请愿书。他甚至借了一套不错的西服，想和伍德罗·威尔逊进行一次私人谈话。但美国总统的接待室把他拒之门外。他所收到的书面回复表明，谈判代表已经完全注意到印度支那人民争取权益的诉求。1919年6月18日，阮爱国还在法国共产党报刊《人道报》（L'Humanité）上刊出了请愿内容，让大量的法语读者知悉。

也就在这个时候，法国警察开始留意到这个住在地下室的外来人士。阮爱国不仅被安保人员赶出凡尔赛宫，也从此被法国情报部门盯上。一个密探混入法国越南反抗人士的圈子，还在阮的住处门口盯梢。然而，警方的担心和举措显然有点小题大做了：印度支那的命运在凡尔赛宫的谈判中根本无关紧要。作为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法国既没有让伍德罗·威尔逊冠冕堂皇的和平理念分散它严惩宿敌德国的主要心愿，也没有改变它巩固和扩大其殖民帝国的目标。而对伍德罗·威尔逊个人来说，殖民地问题完全不是重点。他甚至害怕独立人士的活动会破坏他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努力。1919年2月14日，在威尔逊向大会提交的首份国联盟约草案中，“自决”这个词消失了。

“此时，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来了这儿。”1919年1月，托马斯·E. 劳伦斯写信给他母亲说。“这儿”指的是巴黎，举行盛大和平谈判的地方。各国代表团齐聚于此，甚至汉志国王侯赛因·伊本·阿里（Hussein ibn Ali）之子、与劳伦斯共同对抗土耳其人的费萨尔王子（Prinz Faisal）也来了。劳伦斯陪他在塞纳河上划船，好避开一大群激动不已、把镜头对准王子和他白色的飘逸长袍猛拍的记者。这两个在中东战场上携手同心度过诸多危难的男人，在早上6点就起了床，从里沃利街的大陆酒店出发，前往巴黎周边的布洛涅森林，在那儿展开他们的水上之旅。

费萨尔代表阿拉伯民族参加巴黎和会，这是劳伦斯向英国人争取的成果。他在台前幕后为阿拉伯的事业积极奔走。1918年11月17日，他给《泰晤士报》发行人写信说：“阿拉伯人为战事做出了贡献，尽管他们事先并没有和我们签订协议，却总是懂得抵制其他大国的拉拢。他们没有替自己发声的媒体，也未曾公开宣传自己的诉求，但他们竭尽所能艰苦作战（为此我可以打包票），在3次战役中不屈不挠，还被迫牺牲了自己骁勇善战的部队。”他们付出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获得自由。

劳伦斯的这番话赢得英国人一定程度上的坦诚相待，唯独法国人对费萨尔的到来抱着巨大的怀疑。这位阿拉伯王子不得不对一位法国谈判代表解释道：“我来巴黎并不是为了讨价还价，而是想要向全世界表明，我们阿拉伯人可不是为了加入另一种新的奴隶制或为了被瓜分领土才脱离土耳其的。我要告诉您，我是为了自由和主权而战，我们会为这些原则而死。我并不打算把任何一部分领土向英国拱手奉上！”但法国坚持英法于1916年秘密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它预谋由英国和法国瓜分对中东的统治权——无视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劳伦斯和费萨尔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取得阿拉伯民族的独立并成立叙利亚国。

威尔逊总统的反应着实让法国人吃了一惊：他建议他们派一支委员会前往叙利亚，调查那里阿拉伯居民的意愿。对此，法国则想方设法加以阻止。劳伦斯便设法安排克里孟梭与费萨尔会面，希望消除双方之间的分歧。他尽心尽力，甚至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后也没有离开巴黎。直到确认这次会面将如期举行，劳伦斯才请了一周的假去抚慰母亲。

4月中旬，费萨尔和克里孟梭见了面，但劳伦斯和费萨尔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克里孟梭做了一次表面上的妥协，他声称他会同意叙利亚独立，只要费萨尔承认，独立的叙利亚将接受法国的委任统治。委任统治如何称得上是独立呢？费萨尔的希望落空了。他搭乘法国空军的一架飞机离开巴黎，走前都拟好了自己的遗嘱。

至于劳伦斯，他在5月时登上一架英国飞机，想私下在开罗搜索英国战时情报机关阿拉伯局（Arab Bureau）的档案。战时他是该局的成员。他也同样沮丧，在回忆录里写道：“年轻人可以取得胜利，但他们没有学会如何保卫胜利；在那些老人面前，他们不堪一击。我们还以为，自己在为一个新天堂、一个新世界奋斗，而他们也会友好地感谢我们，彼此和平相处。”

飞机中途在罗马停靠时，飞机驾驶员在跑道上没能及时刹住。他被迫再次加速复飞，但在重新升起时被一棵树的枝干缠住，飞机砰的一声坠毁于地。驾驶员当场死亡，副驾驶员几天后也死于颅骨骨折。劳伦斯在冒烟的飞机残骸中被人救出，奇迹般只有一边肩胛骨骨折，以及其他几处扭伤。几天后，他继续前往开罗。7月，他给那位拯救他性命的技师弗雷德里克·道（Frederik Daw）寄了一封信，并附上一张10镑的支票：“您能给自己买点小东西，回想一下我们那次在罗马糟糕的着陆吗？对我来说那实在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非常感谢您把我从死神手里救出来！”

这一时期，中东的形势并不平静。阿拉伯人民愈发意识到巴黎和会无视他们的利益。他们不像以往那样只是攻击驻扎此地的英国军队，还开始攻击定居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尽管费萨尔在巴黎时已明确表明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甚至和其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1月达成协议，允诺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这份协议没有得到阿拉伯人民的支持，也从未真正生效。费萨尔把他的许诺和国际社会对阿拉伯独立的承认捆绑在了一起。

劳伦斯和费萨尔缺席期间，法国开始向英美的立场靠拢。一种暂时性的解决办法出台，至少看上去像是阿拉伯人取得了一点成果：英国人撤到巴勒斯坦，法国继续控制贝鲁特和叙利亚沿岸地区，而阿拉伯人则控制叙利亚的内陆地区。在战争中为协约国攻占的大马士革，则成为新兴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当这一折中方案首次传到劳伦斯那里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给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写了一封感谢信，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惊讶：“我必须坦白告诉您，过去我一直打从内心认为您会把阿拉伯人抛弃，因此现在我不知如何向您表示感谢。这事与我有关，因为战时我曾向他们保证我们会兑现承诺，无论它值多少分量，毕竟我给出了我的承诺。现在，您在您关于叙利亚的协约里遵守了我们所有的诺言，甚至比他们应得的还多，我得以毫无负担地从此事抽身。”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瞬间，阿拉伯的独立显得如此触手可及。

甘地沉浸在痛苦中，他号召印度人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来抵制殖民统治，却犯下“如同喜马拉雅山般巨大的错误”。他对罗拉特法案的抵制运动造成了骚乱、警察镇压和暴力行为。对于死去的人及其家属所承受的不幸，甘地感到自己是有责任的，并公开承认错误，这让他在印度各大城市的追随者大为惊讶和不满。他呼吁追随者们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可为何他们还要扔石头、拦阻火车甚至伤人？他担心，他让印度人还没学会走就学跑。在这次严重的暴力骚乱后，他愈发坚信，起义前必须要有一次心理上的成熟过程。只有当人们学会服从和自律，准备好遵循国家的法律和道德准则，他们才能实施一次目标明确、计划周全的集体性公民不服从行动，来抵制当局一些有预谋的举措。甘地现在相信，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抗议失去控制，给对手使用暴力的口实。甘地对殖民当局的批判态度很明确，但他同时也认识到，只有等他完善了他的不合作运动及其政治动员的能力，才能改变这个体制。要实现这一目标，得有一批成熟的活跃人士，他们能帮助他培养大众“坚持真理”，进行非暴力抵制。同时，作为《青年印度》（Young India）周报的出版人，他也通过印刷和大众传媒的方式进行抗争。

不只是甘地自己认为他对1919年的暴力骚乱有责任，他的对手也抱有同样的想法。准将雷金纳德·戴尔甚至对前来调查阿姆利则屠杀经过的亨特委员会声称，甘地是骚乱的主犯——尽管事件发生时，甘地远在好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在调查中，戴尔这个下令军队向百姓开枪的人表现得毫无悔意。在他的回忆里，无论是他让大火持续燃烧、直到群众彻底被驱散的事实，还是在屠杀发生后对死伤者不采取任何救助的决定，似乎都再正当不过。他说，后者可不是他的责任，说到底应该由医院来承担。虽说戴尔最终被判定滥用职权，并被免去职务，但印度独立人士对亨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不满意，因为牺牲者的声音没有被倾听。对此，甘地发布了一份反对声明。

几个月后，在德里一次对穆斯林的讲话中，甘地首次使用了“不合作运动”（Non-Cooperation）这个词。他察觉到人群的愤怒和不安。他知道，他的听众失望的不只是印度的形势，还有凡尔赛和约的进展，它没有给印度穆斯林任何改善处境的希望。“不合作运动”的概念像是对人们的鼓舞。这个词是甘地在演说中想到的，他对它的准确意义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但是，它让听众为之一振。他一说出口，台下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后，“不合作”这一概念才逐渐成形，实现了此前公民不服从运动所缺失的准确和纪律。其核心是印度人拒绝在殖民机构担任公职，并以印度产品取代英国产品。此外，甘地还致力推广织布机，他认为它能用简单的方法生产印度所需的布料，还能让底层人民获得收入。这便是“土布”（Khadi）计划的开始。

巴黎对德里显得如此远又如此近。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1918年12月一次会议中做出决定，由甘地和其他印度民族运动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然而，向巴黎派出的代表团最终是由英印殖民政府决定的，它以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塞缪尔·蒙塔古（Edwin Samuel Montagu）为首，代表大英帝国的利益为印度争取国联的席位。代表团中也有一位国大党的代表，虽说是温和派人士，但他也坚持认为，在世界大战中为帝国而战的120万印度人理应得到回报。

甘地没有前往欧洲，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在那里他所能取得的成果远比在家乡进行的斗争要少。他不像其他一些印度民族解放人士，对威尔逊夸夸其谈的“民族自决”全盘接受，而是努力形成自己的理念，这能让他摆脱西方的价值体系，自成一体。除了这一策略性考量，甘地放弃欧洲之行的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他的一个老战友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已经在1918年10月抵达伦敦，从那儿对巴黎施加影响。62岁的提拉克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多年来对印度独立运动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1919年1月，提拉克写信向劳合·乔治、克里孟梭以及最主要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求助，这几位协约国领导人的承诺曾在印度引发广泛的积极回应：“世界对和平与正义的希望就掌握在各位手中，是你们传播了‘民族自决’这一重大原则。”他随信附上一份“印度自决”的传单，上面有一幅讽刺画：各大陆的人民陆续登上一只巨大的远洋班轮，准备来一场“从专制到自由”之旅。大副扛着劳合·乔治的行李。而印度被描绘成一位戴着纱丽的妇女，也准备一起去旅行，然而，船票没有她的份。

威尔逊私人秘书的回信只有几句感谢的话，外加一些无关痛痒的承诺。直到1919年11月返回印度时，提拉克都未能拿到能从伦敦前往巴黎的英国政府护照。不过，英印殖民政府派出的官方代表团让印度加入国际联盟的目标倒是圆满达成。于是，结果非常荒谬：印度可以投票表决其他民族的独立，自己却不是一个独立国家。

凡尔赛宫的谈判代表如潮水般出入路易丝·韦斯的办公室。显然，这些国际政治的要员来此光顾并非为了私事。同样为杂志的大名及其出版者的名望所吸引，不少顾问、职员和专业人士也专程前来拜访，打听最新的消息，对杂志舆论施加影响。人们给她展示地图，透露对未来的大胆计划，邀请她去各式各样的餐厅参加晚宴。路易丝·韦斯无疑已是巴黎政治圈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少数不容错过的女士之一。她的母亲却不能接受女儿的出名，“母亲总是出于被迫才对我的活跃表示支持，从来不是发自真心。她希望我这一生都安分守己，根本不能忍受我日益攀升的名气对她的影响。”这出上演了一辈子的母女冲突戏码，被一件突如其来却显然更为严重的事件盖过了。路易丝·韦斯在报纸上读到了可怕的消息。

5月4日那天，米兰从意大利飞往捷克斯洛伐克。飞机已经越过波西米亚的边界，却在着陆时失去控制，机毁人亡。尽管两人之间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去，路易丝仍感到犹如世界毁灭般的打击。从今往后，她还会为了谁完成那些做不完的工作，在印刷厂消磨时光，并在星期日还去参加那些没完没了的政治招待会呢？没有这位朋友的思想——尽管他也曾让她如此失望——她该如何生存？路易丝为米兰而哭，也为她自己流泪。她的人生都是为了他，为了他的事业。现在她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像她同时代的许多女人一样，她首先担心的是自己的个人幸福。这些年来推动着她的一切激情，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忽然之间，她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路易丝觉得自己被击溃了。但是，难道她要永远封闭在自己的痛苦里，“不问世事，只纠结自己的小情绪”？如果是这样，那她就会是另一个人了。还是继续向前吧。但是要走去哪儿？又是为了什么而前进？路易丝振作起来，给了自己一个理由：为了回忆！“决绝而悲伤地，我在心里对自己做出这一承诺。”

就在路易丝·韦斯辗转难眠的某个晚上，一位气质不凡、有着闪亮黑眼珠的人走进她的客厅。她钻进路易丝的怀里，轻声说着不流畅的法语：“我是朱莉安娜。米兰说如果我有麻烦，应该来找你。我是特地从罗马来的。啊！我爱他。”路易丝立即反应过来面前的人是谁了。她本应把朱莉安娜打发走，但看着这位痛不欲生的年轻女士，她不禁心软。路易丝·韦斯留她过夜，听她倾诉；而她给路易丝展示了米兰从日本带给她的礼物。这位意大利女士一再说，她永远也不可能从米兰身亡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前往远东的火车上，马琳娜·于洛娃认识了3位年轻的俄罗斯小姐。她们服饰高贵，领口开得很低，自称是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学院的女学生。在车上，这些所谓的贵族学校女子完全没有俄罗斯富人的娇柔作风，而是一路坚持下来。来到哈尔滨后，她们也首先获得当地绅士的青睐。

一天晚上，她们中名为卡蒂亚的喊道：“已经9点啦。”仿佛接到命令，3个人赶忙起身换衣服。马琳娜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内衣。无需念什么咒语，她们随即成为魅力十足的上流社会女士。“一起去吧，”3人中的娜迪亚说，“我们被邀请去参加一个中国人的晚宴。这会很有意思的。”马琳娜可没兴趣独自待在她和3位新朋友合住的简陋房子里打发漫漫长夜。于是，她也从床上一跃而起开始打扮，但她能穿的只有那身哥萨克制服。

穿过哈尔滨夜里黑漆漆的街道，4位年轻女士来到一家大型餐厅。门童领她们进到一间环境优雅的包厢，里头的餐桌已经摆满餐具，装饰着鲜花。帘子掀开，进来了5位穿着考究的中国男子。他们厚重的军人大衣让马琳娜不太舒服。服务员斟上烈酒，他们彼此以法语交谈。晚宴随即开始，中国和欧洲的特色食品装在精巧的碟子里，一道接一道地端上来。马琳娜不会说法语，肺里满是二手烟，还被酒精弄得昏昏沉沉。慢慢地，她疲乏的脑袋垂了下来，伏在2个茶碗之间的桌面上。

过了一阵子，等马琳娜再睁开眼睛，脚下还虚浮着，这时场面完全改观。娜迪亚弹奏着一首探戈舞曲，男人们坐着软垫，倚着墙，而卡蒂亚随着音乐的节拍，正一件件地除去衣裳。她裹着粉红色的衬裙，淫荡地扭动着，腿上的长筒丝袜已经滑到地上，披散开来的头发遮住了她由于舞动而泛红的脸颊，在此期间，那些男人不断向她撒钱。

索尼娅注意到马琳娜，便以一种醉酒的人常有的姿态，使尽浑身力量向她走来。索尼娅拉起马琳娜的手，把她带到一个臃肿不堪的男人身边，推她坐在他的膝上。钢琴奏起了进行曲，这时男人的手开始在马琳娜身上游走，从肩至膝。另一个男人靠过来，笨手笨脚地想解开马琳娜制服中间的纽扣。长期以来，她一直扮演着男人的角色，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男人当作女人来对待。此刻被迫做回女人，她的意识瞬间清醒过来。“我不想要你。”她大喊着跳起来。“带我离开这里吧。”她小声地向她的同伴说道。“你这个小贱人真是不知好歹！”索尼娅啐她，不过还是设法把她弄到出口，在那里她找到一辆人力车。她只想离开这里，越远越好。她搭上下一班开出的火车，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从军队退伍后，詹姆斯·里斯·欧罗巴忙得不可开交。他知道，必须在复员后的几个月里把他的荣耀时刻利用起来。哈莱姆地狱战士仍然是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偶像，它的军乐队也被视为胜利之声。1919年3月，在纽约胜利游行几周后，第369步兵团的乐团在美国东海岸和中西部展开了一场为期10周的巡演。首演在汉默斯坦的曼哈顿歌剧院（Manhattan Opera House）气派的舞台上举行，著名歌手诺布尔·西斯勒（Noble Sissle）奉献了好几场独唱。演奏会相当成功。现场听众情绪高涨，一再要求加演；而报纸对这一“军中生活的回声”也充满兴趣。从纽约到费城，从费城到波士顿，他们无论到哪里都受到热烈欢迎。之后，乐队分乘2辆巴士前往西部，进入芝加哥、布法罗、克利夫兰和圣路易斯。即使在爵士乐的故乡，他们那花样繁复的乐曲、铜管乐器的阻塞声、纯粹的技巧和爵士大乐团的热闹演奏也能引起轰动。他们演奏的曲目非常多，包括法国的军队进行曲、美国民歌和由里斯作曲的战时流行歌曲《无人区的巡逻》，此曲还通过灯光和音效来表现战场上炸弹的投放和机枪的鸣响。甚至，他们还当众演奏爵士版的古典音乐，如《培尔·金特组曲》（Peer Gynt Suite）。《芝加哥卫报》欢呼道：“‘地狱战士’的演奏堪比一流的管弦乐队。在许多方面他们远远超前：因为毫无疑问地，在对‘蓝调’‘爵士’和‘黑人民歌’的诠释上，这个世界没人能和他们相比。”然而，乐团在小城特雷霍特的一次演出却给这次成就非凡的巡演添加了杂音。当地歌剧院的老板坚持，按照他家里的习惯，黑人和白人听众必须分开就座。这一安排激怒了公众，它违背乐团想借音乐传递的讯息：美国黑人的解放。演出当晚，愤怒的妇女在歌剧院门口聚集，分发“种族隔离之耻”的传单。最终，詹姆斯·里斯·欧罗巴和他的乐团为200名白人和2名黑人——他俩被媒体称为“叛徒”——演奏。按照计划，闭幕音乐会将在1919年5月10日于纽约哈莱姆区举行。詹姆斯·里斯·欧罗巴可以期待一场巨大的成功。年仅39岁，这位作曲家和乐队领班便登上他成就的顶峰，他在战争时期的迅速崛起势头还在继续。只是，这个成就仅属于黑人表演者，不属于黑人士兵，更不属于黑人公民。

同样，红地毯也向亨利·约翰逊展开。对于这位在法国战场协助美国军队取得胜利的“黑色死神战士”，整个美国迫不及待想一睹其风采。有位经纪人愿意出1万美元请他在美国做一次巡回演讲。约翰逊拒绝了。他不信任白人经纪人。

话说回来，他还是喜欢出名的。1919年3月，他陪昔日的长官海伍德上校去参加一次兜售“自由债券”的活动。之后没多久，有人出1500美元请约翰逊前往圣路易斯，那里要大肆庆祝美国黑人对战争的贡献。登台前，约翰逊拿到了报酬。当时，台上还有另一位传道士在演讲。此人为黑人士兵的英雄事迹喝彩：整个美国不只是在战时、更是在和平时期跨出了新的一步。他还向听众担保，未来美国黑人和白人将能彼此承认，和平共处。

轮到约翰逊了。他戴着勋章，一瘸一拐地上了台，观众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一刻，他仿佛是一个崭新美国的化身。他开始发言，然而在开头几句话后，所有听众都已意识到，约翰逊完全没有附和传道士所说的美好和谐。他坦率地谈起战争，向听众叙述他从入伍以来的经历：糟糕的新兵集训，贫乏的装备，还有白人士兵的歧视，他们在战壕里不愿意挨着黑人士兵坐。即便在前线，黑人与白人也没有团结一致。来自哈莱姆的士兵低人一等，只配干杂活或充当炮灰，对白人士兵来说太过危险的战役才轮到他们上场。他曾听到一位白人军官说：“把黑鬼送到前线，这样纽约的黑鬼就会少一些。”在战时所郁积的愤怒、羞辱和创伤，现在他都一吐为快：“是的，我见过死人。我看过太多太多的尸体，以至于再见到活人时，都无法相信他是真人。”

他视自己为英雄，但他不想成为那种白人夸夸其谈的英雄，而且他不相信美国会感谢他所做出的牺牲。他向台下的听众说：“如果我是白人，那我现在早就当上纽约州州长了。”他说得越多，听众越是不安。人们先是窃窃私语，然后出现叫喊和嘘声。等到演讲结束，台下强烈的不满情绪顿时爆发。当地的显要人士和神职人员试图安抚群众。他们为演说者道歉，想要缓和场面。

直到活动结束，才响起此前在演讲大厅几乎听不到的另一种声音。约翰逊在出口受到如雷般的喝彩和掌声。许多双手伸向他，把他举到肩膀上，他就像一座奖杯，被人们抬着在这座城市里游行。妇女向他投去鲜花和飞吻。在演讲大厅里他被骂做叛徒，然而来到圣路易斯的大街上，他又成了英雄。隔天，报纸上对约翰逊做出谴责，说他在圣路易斯引起了“种族骚乱”。

这是亨利·约翰逊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在圣路易斯遭到嘘声后，再也没人愿意给他提供舞台。他靠打零工为生。饱受摧残的身心痛苦不堪，他开始靠酒精来麻醉自己。1923年，他还和妻子离了婚。从那一天起，只剩下回忆和伤痛与这位曾经的“黑色死神战士”为伴。

詹姆斯·里斯·欧罗巴的环美巡演音乐会，最后有一场是5月9日在波士顿举行。当时东海岸下着雨，非常寒冷。波士顿歌剧院已经被预订了，所以乐队只好在力学音乐厅演出。这座音乐厅坐落在亨廷顿大道上，又老又旧，还有穿堂风。好几天来，詹姆斯·里斯·欧罗巴都觉得自己有染上流感的迹象，但他决心要把这次成果丰硕的巡演贯彻到底。乐队日场的演出表现不错，欧罗巴还能有精力出席晚场。

当晚发生的事，歌手诺布尔·西斯勒在一份打字稿中叙述了：直到中场休息前，音乐会都还是按计划进行。但是乐队退场后，两位鼓手——双胞胎兄弟史蒂夫和赫伯特·赖特——直接走进了詹姆斯·里斯·欧罗巴的更衣室。他们在闹别扭，欧罗巴试图找到合适的言语安抚他们。一阵沉默后，赫伯特爆发了：“我为您可是拼了老命。您看看我的手，它们都肿了，因为我尽一切努力把握节奏。可是史蒂夫从头到尾都在出错，也不见您说他。”里斯好说歹说打发赫伯特出去，但过了不久他又进来，情绪完全失控。他把自己的鼓扔到欧罗巴更衣室的角落，喊：“我要干掉所有对我不好的家伙，吉姆·欧罗巴，我要干掉你！”欧罗巴依然保持冷静，他坚定地对这位恼羞成怒的鼓手说：“赫伯特，你现在给我出去！”可说时迟那时快，赫伯特跳到欧罗巴身上，拿匕首扎进了他的喉咙。

欧罗巴的制服领口血红一片，人们匆忙给他的伤口绑上手帕，叫了救护车。这时，这位乐队指挥还在安排工作：音乐会由西斯勒接手负责，他要确保接下来的演出顺利进行。他保证，明天，最晚在舞台幕布拉开的时候，他就会回来了。

这一承诺没有实现。医生没能止住出血。西斯勒在演出结束后率队赶到医院，医院请求他们献血。然而几分钟后，事实便证明这也没能帮上忙。詹姆斯·里斯·欧罗巴去世了。

在婚礼上，艾文·C. 约克发现，自己已成为山中老家某种意义上的大人物。出席婚礼的有上千人，其规模在帕默村可谓前所未有。宴席就设在山脚下，有烤山羊、烤猪肉、烤火鸡，还有鸡蛋、玉米面包、果酱和甜点，让这一地带的乡亲们吃得直不起身。

等所有客人走了，艾文·C. 约克便开始工作。他已经考虑得足够久，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明白自己不是出于偶然才远去参加战争，他能从那里活着回来也不是全凭运气。曾经是和平主义者的他，现在相信战争是有意义的。但它不是政治家和战争指挥官赋予的意义，而是对他个人：上帝拯救他脱离险难，是为了赋予他重任。他要见识死亡，好领会生命的价值。他要游遍更大的世界，方能认识到自己的出生地是多么狭隘和封闭。他要明白自己懂得很少，并从中吸取教训。

约克先是走访了田纳西州的道路建设部门，说服他们的负责人修筑一条通往帕墨村的道路。此前他一直觉得，大山给山区居民提供了屏障，使其免受世界的危害。现在他逐渐意识到，大山也把乡民排除在世界许多重要变革之外。很快就要开始兴建的道路，应该成为村子拓广见闻的契机。

更重要的，对艾文·C. 约克来说，是承认自己曾为离开家乡的狭小天地感到失落。在战争中，约克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他想让家乡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了兴建新学校和招聘新老师，他四处筹钱。几个月后，一栋全新的校舍拔地而起，老师和教材都一应俱全。艾文·C. 约克让地方上许多不会读写的孩子来上学。他还想再盖一所职业学校，建运动场、图书馆和医疗设施。孩子们要掌握知识，要学会如何靠技术工作自食其力。总有一天，他们会让山里的生活大变样：那里会有马路、现代化住所、卫生设备和电力系统。他们要比他——这个见识了战争的规模，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去过波士顿、巴黎和纽约等大城市，却觉得自己既渺小又愚蠢的家伙——活得更好。因此，他要把上帝在战争中给他的启示付诸实践。

在德意志共和国政府的所在地魏玛宫，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发现自己这时比起自签署贡比涅停战协定以来更不受人待见。1919年1月，他作为施瓦本选区的议员，进入菲利普·谢德曼的内阁担任不管部部长。他对巴黎和约的务实态度引起德国政界和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看来，埃茨贝格尔的做法实在让人无法接受，而他本人还在和费迪南·福煦打交道时就已明白，德国不可能在和平谈判中得到宽大对待。巴黎的美国权威人士给他透露的消息证实了他最担忧的事。看来，德国将不得不接受战胜国“永远的奴役”，埃茨贝格尔在回忆录中如是说。

1919年5月，德国代表团在巴黎收到了拟定的和约条款。它判定德国要承担全部的战争责任。代表们把文件带到魏玛，“这些苛刻的和谈条款……传开后，人们先是完全瘫倒，然后便是一片愤慨，斥责其违背了威尔逊原则所郑重承诺的法律和平（Rechtsfrieden）。”至于德国应该如何回应，魏玛政府意见不一。包括总理谢德曼在内的一方打算宣布，这份条款对德国来说“不可接受”。总理在国民议会上更是直接诅咒：“带上如此桎梏，我们的手怎能不干枯？”

埃茨贝格尔则主张用“难以忍受和无法实现”这样的词来形容和约条款。他担心，“不可接受”一词虽然能在德国获得舆论上“强有力的初步支持”，但几周后，当在政治上毫无回旋余地，他们终究还是得签署这份和约时，德国便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埃茨贝格尔拿他全部的政治生命当赌注，他威胁说如果不在和约上签字，他就辞职。在一份备忘录中，他为自己为何主张签字给出解释：德国绝无能力再重启战事。埃茨贝格尔认为，签了字后，德国的经济处境便能得到改善，现有的饥荒也能得到控制。现在，德国在巴黎必须表现得通情达理，以后才能有谈判空间，从而更好地处理赔款以及德国在世界的地位问题（比如说国际联盟）。埃茨贝格尔和总理激烈争执了许多天，一再强调他别无选择：“如果有人捆住我的手，拿枪抵着我的胸，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字，上面说我必须承诺在48小时内登上月球，那么任何能思考的人为了保命都会签字，但坦白说，这一要求谁也做不到。”

魏玛宫里的政治决策者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不只来自右翼媒体。那晚，在巴黎的德国代表到来前，魏玛一所监狱的犯人越狱，想要闯进魏玛宫。宫门在最后一刻守住了。逃犯转而用枪往窗户里射击。他们闯入了国防部长诺斯克（Gustav Noske）和劳工部长鲍尔（Gustav Bauer）的卧室，楼上就是埃茨贝格尔的房间。暴徒还叫嚣说，要把所有的部长都绞死。

1919年6月19日，谢德曼解散了四分五裂的内阁，由劳工部长古斯塔夫·鲍尔组建新政府，埃茨贝格尔则成为财政部长。他明白，自己被提拔到了德国政府里最吃力不讨好的部门。因为他必须从德国人的口袋里掏钱，好支付赔款。直到最后，埃茨贝格尔还期待能对和约做出最起码的改动，减轻它给德国人的冲击——就像他在贡比涅最后关头所争取到的那样。可就在这危急时刻，传来两条可怕的消息。

第一条来自欧洲北部的奥克尼群岛，准确地说，来自斯卡帕湾。那里监管着1918年11月移交给协约国的德国战舰。1919年6月21日11点，还是舰队指挥官的德国海军少将路德维希·冯·罗伊特（Ludwig von Reuter）下令舰队自沉。船员破坏了通海阀和舱壁，把船留在浅水区搁浅，他们则划着救生艇登上临近的海岸。罗伊特这一挑衅和武断决定，是他在得知和约的苛刻内容以及签署日期就要到来后所做出的反应。这样一来，万一战争再次爆发，英国人就不能使用德国的战舰。但他真是选了个最糟糕的时机。

第二个消息，在埃茨贝格尔看来是毁灭性的，它来自柏林，并很快传遍整个世界：作为对凡尔赛苛刻条款的回应，昔日的帝国首都公开焚毁了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所夺来的法国国旗。这使得战胜国做出声明，说现在已无任何周旋余地。德国必须立刻承认这份和约，否则就再次开战。

面对敌人武力进犯的威胁，魏玛政府爆发了狂热的激进情绪。协约国的首要进攻目标肯定是柏林和魏玛吗？同时，埃茨贝格尔收到来自军官团的通知，他们表示如果和约签署，军队便拒绝保卫政府。如何决定呢？只剩不到24小时的时间可以考虑。6月22日，德国国民议会最终通过了签署和约的决议。在这之前，曾有人被误以为往埃茨贝格尔卧室的房间扔了一颗手榴弹。为了人身安全，这位新财政部长被迫离开陷入骚乱的魏玛。

米兰死后，路易丝·韦斯排遣伤痛的办法便是努力工作。尤其是《新欧洲》对和约的专题报道，她倾注的心血最多。这一期应该有着米兰梦寐以求的内容。新欧洲眼看就要诞生，而他曾是其中的先驱者。“我的文章会成为他最好的葬礼致辞，哪怕并没人知道。也许将来有一天，这些文字甚至能治愈我的创伤？”不过，路易丝·韦斯并非全然天真。一方面她全心投入新欧洲的规划，另一方面她也明白，那些最终敲定和约的绅士并非完人。他们各为其主，为了自己国家、自己政府的利益，他们会对一个更好世界的理想视而不见。路易丝·韦斯的报道捕捉到了从和谈第一天起便愈演愈烈的内部分歧。

不管以什么方式，路易丝·韦斯都想亲眼见证德国在凡尔赛宫签署和约的那一刻。正是在同一个地方，不到50年前，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以一种羞辱法国的姿态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1919年6月28日，路易丝·韦斯从巴黎搭火车，沿着塞纳河驶向凡尔赛宫。当天的天气不太稳定，云朵、阳光和雨点交互掠过宫殿的上空。出于对战败国的尊敬，这座建于路易十四时期的宫殿没有升起任何旗帜。

费迪南·福煦没有出席签署仪式。他不满意和约的核心内容。法国没有让莱茵河成为自己的东部国界，这对他来说无法原谅。在战后获得的无数荣誉，并没有让他改变对德国的敌对态度。因此作为抗议，这位领导协约国取得胜利的主角没有出现，尽管和约并不缺乏针对头号对手德国的苛刻规定。其中第231条清楚地载明，德意志帝国承担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它还规定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西普鲁士和波森归属波兰；萨尔兰及其煤矿开采权交由国际联盟托管，莱茵兰由协约国军队占领；德国的军队限制在10万人内；德国要为对手的损失支付赔款，数额待定。

对路易丝·韦斯来说，和约最终没有实现和解，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战争。这个人人挂在嘴上的世界新秩序，究竟新在哪里？整个世界通行的不还是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这种老一套的利益政策？操控国际联盟主要机构理事会的不还是那些老牌大国？这个行动迟缓、没有设置执行机构的组织真的有能力来阻止战争吗？

“现在人们装模作样，要成立一个根本无法长期维持的世界政府（Weltregierung），而镜厅里的镜子一如既往，把稍纵即逝的片刻叠加成虚幻的永恒。”她为德国的代表感到遗憾，他们必须头一个在和约上签字。鉴于德国逐步增长的经济势力，本来无需战争，这些“笨蛋国家”以及欧洲的统治权日后也会落入他们手中。她也同情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尽管他成就非凡，却从未成为法国总统。她还为威尔逊感到担忧。战时人们需要他的士兵，那时他们还会听他的。现在他连同他那不切实际的十四点都被英法扔在一边。路易丝·韦斯甚至还怜悯堂堂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他不是正让他的岛屿和欧洲大陆渐行渐远，没能使它成为新欧洲的一分子吗？

路易丝·韦斯的“同情”反映了和约的矛盾：战胜国几乎毫不掩饰地追求利益；而战败国惊恐无比，它们现在不得不意识到战败将带给他们灾难性的后果；至于所有曾经相信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的人们，他们的希望无疑是遭到了背叛。即便战争胜利的一方能获得赔偿，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不也是失败者吗？毕竟在战事完结后，人们本来有机会共同达成一种新的、有建设性的公平精神。在国家利益至上的神坛面前，世界正义与和平的梦想已经沦为牺牲品。凡尔赛和约没有为和平提供强有力的捍卫机制，而是埋伏着逐渐升温的冲突，它们总有一天会燃起新的战争之火。

弗吉尼亚·伍尔夫饶有兴致地发现，在战争末期一度已销声匿迹的糖霜蛋糕、葡萄干小面包和各式各样的甜食，在停战后几个月里重新出现。虽然和战前相比，现有的供应仍是差强人意。现在和约缔结了，是否标志着一切终于恢复正常？在日记里，伍尔夫稍晚才顺带提及凡尔赛的谈判经过。这位女作家对庆祝和平也不怎么感兴趣，她怀疑是否有必要“为此浪费笔墨”。在她居住的小镇里士满，庆祝游行那天正下着雨，伍尔夫只是在自家窗口观望。她感到“孤独，世界灰蒙蒙一片，对理想充满幻灭”。直到晚餐后，她才振作起来，出门转转。这时雨也停了。街角的小酒馆里，一对对喝醉酒、唱着歌的情侣拥抱着。伍尔夫夫妇在一座小山上观赏烟火，还有更美的雨后润泽景象。“红色、绿色、黄色和蓝色的球状物冉冉升起，爆开，绽放呈椭圆形排列的光束，它们化成微小的光点下沉，逐渐熄灭……当这些花火升至泰晤士河上空，在枝头闪烁，看起来是多么美丽啊。”

弗吉尼亚·伍尔夫远离伦敦的庆祝活动。因此她只记下那些在仪式结束后扔到“城市边缘的垃圾”。此外，她的女仆兴奋地和她分享她们在沃克斯霍尔桥的经历，那里“将军和士兵和坦克和护士和乐队”一同游行了足足2个小时。“她们说，这是她们人生中最盛大的场面。”而对伍尔夫来说，这就像是一场“仆人的狂欢，某种为了让‘人民’感到满意和平静的东西……这种庆祝和平的欢乐情绪多少有点是刻意的、政治的及不真诚的。而且它们的进行甚至没有一刻是美的，更说不上有任何自发性行为。旗帜插得哪里都是……昨天在伦敦，到处都是乌泱泱、黏糊糊的一大帮人，就像湿乎乎挤在一起的蜜蜂一样狡猾而麻木，他们缓慢地朝着特拉法加广场移动，在周边街道的铺石路上来来回回游荡”。面对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女作家也对自己碎碎念个不停的吹毛求疵很不舒服。但难道要像参加别人的“生日派对”那样，假装一切都很美好吗？

这一期间，前德意志皇储在荷兰过着乏味的流亡生活，靠铁匠工作打发时光。这位霍亨索伦先生已经在韦林根岛待了大半年，指导他手艺的当地铁匠扬·卢伊特（Jan Luijt）是他在岛上最先认识的人之一。威廉被安置在牧师家里，牧师一家人也成为他在这里最早的朋友。平日，前皇储也读点书，写些东西，在湖里游个泳，时不时接待些访客。岛上居民对他的敌意也慢慢有所缓和。威廉表现得平易近人，他甚至穿着荷兰的传统木鞋（Klompjes），还懂得在进入房子时必须把它脱下留在门口。威廉最大的敌人是空虚，这只有在他担心协约国会成功说服荷兰遣返他时，才稍有中断。

但前皇储的身份毕竟不同凡响，那些汲汲于搜罗纪念品的人很快慕名前来。一开始是一个美国人，他给铁匠25镑购买皇储所制作、上面还有一个W字样的马蹄铁。铁匠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笔新的生意；很快，他就得在晚上秘密仿造威廉的马蹄铁，好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对此，威廉只是耸耸肩：“即使我们乖乖待在一个周围都是海草的小岛上，远离俗世，人们总是一如既往地想给我们这样的人自以为是的机会。以前他们会捡起我扔掉的烟屁股，现在则来一个绅士派头的家伙，看似慷慨地给一笔钱，而它本来可以拿去救济他家乡困苦的同胞……很多人沉迷于这种对名人的崇拜不可自拔，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不过这门生意也引发人们的批评：这个娇生惯养的霍亨索伦王子，一生都靠吸吮民脂民膏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难道在他退位后还能让他以这种方式敛财？后来人们才知道，马蹄铁的收入一半落入铁匠的口袋，一半则拿去救助韦林根岛上的贫困人家。

在这个北海岛屿夏日的平和里，关于凡尔赛和约的消息犹如一记惊雷。威廉对这一“凡尔赛强加的和平”相当失望，条约里的协议犹如一次“公开的惩戒”，“把我们捆起来进行盲目的报复……过分的要求，即使出于最好的合作意愿也不可能履行，这是粗暴的威胁，对任何拒绝进行压制。所有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愚蠢——这是一份把战争、仇恨和苦难化为永恒的文件。”如果说他还存有一丝希望，也只是希望凡尔赛和约可以提供条件，让他最终返回德国。1918年11月，这位前皇储是自愿前往荷兰的，然而现在他能不能回去，则要看荷兰和魏玛政府肯不肯高抬贵手。他要在这个岛上待到什么时候？在德国等着他的又会是什么？现实地说，只有他放弃一切官方身份，才会被重新接纳。

1919年5月，春天的到来让凯绥·珂勒惠支很是欢喜，和平的到来却令她很是失望：“燕子来了！一场学术会议结束后，我去了菩提树下大街……周围景色美极了，耀眼的天空，嫩绿一片，所有事物都焕发着光彩。这让我觉得，柏林这座我所居住的城市又重新称得上是首都了。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切的呢……现在，有一场可怕的和平向我们逼来。（被破坏的）皇宫仍未修复，从前皇帝发表演说的阳台被摧毁大半，宫门也严重损坏。这都象征着帝国昔日光辉的消逝。”从凡尔赛传来的消息，让才稍稍恢复生气的柏林又产生新的骚乱。大批群众于5月再次涌上街头。游行队伍对协约国强加的和约条款存在分歧，既有主张接受的，也有坚决反对的。在这种对立严重和情绪化的形势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珂勒惠支没有参与这些公开表达意见的游行。她想做的，是把这个时代发生的一切用艺术记录下来。战败、死亡、悲痛和饥馑都是她的主题。但珂勒惠支工作起来颇不顺利。从前她能够一连好几个小时沉浸于创作，现在却烦躁不安，充满顾虑，每件作品甚至还没完成就被她彻底否定。

1919年6月29日，报纸称新成立的共和政府签订了和约。她一直期待这一天的到来，现在却觉得痛苦。“之前我是多么盼望这一天啊！所有人家的窗户将一律挂出旗帜。我总是在想我会挂哪一面旗，后来决定应该挂白旗，上面是血红的大字：和平。旗杆和杆顶还要装饰着彩带和花束。我曾想它会是一场促成谅解的和平，我会在和约签署的当天大哭一场，那是因获得和平而感到幸福的泪水。”现在，她也有想哭的感觉，但泪水却是苦涩的。

不过，还是有其他方法能让她振作起来。她的丈夫必须照顾越来越多的病人，其中很多人不是生病，而是没东西吃。她也有她的使命。生活必须继续。她开始清空死去儿子的房间，好让她患有痴呆症的母亲搬进去。“这是一件让人非常不好受的工作。”她在红色的柜子里发现了彼得的作画工具，他的速写本子，许许多多他曾经真实存在的证据，而且是有血有肉、多才多艺的存在。“他的房间曾神圣无比。”现在，它将变成一间普通的房间。

自和约签署后，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一如他的同时代人神学家、哲学家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所说的那样，成了“所有德国政治家里最可恨的人”。艺术收藏家哈利·凯斯勒伯爵曾写到，有次他在火车上听到一位年长绅士大声地诅咒埃茨贝格尔，还说他会在这位财政部长的“座车下绑上一捆手榴弹”。不过令埃茨贝格尔最头疼的攻击是来自德国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的议员卡尔·赫尔弗里奇（Karl Helfferich），他在保守派喉舌《十字报》（Kreuzzeitung）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赫尔弗里奇不只攻击埃茨贝格尔近几年所参与的政治决策，还指责他以国家高级官员的身份谋取私利。作为财政部长，埃茨贝格尔正把全副精力集中在财政改革，这也是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他竭力反驳赫尔弗里奇的言论，后者把他视为“耻辱和平”的罪魁祸首、魏玛共和国所有弊病的化身，还把他叫作“腐化国家者”，甚至是“社会的痼疾”。1919年8月，赫尔弗里奇在一本小册子上发表了一篇裹脚布文章，题目是《埃茨贝格尔滚开！》。

和约签署之后没多久，有位弗罗迈尔先生从瑞士的温特图尔往阿诺德·勋伯格在维也纳默德林的家中寄了封信，邀请这位维也纳音乐家参加一场活动。它以巴黎为起点，旨在重建知识界和艺术界由于战争动员而遭到破坏的“国际精神”。勋伯格写了一封详细的回信，语气可说是相当刻薄。凡是遇上他看不顺眼的事——事实上真不少——这位作曲家的文字就会变得如此。他看似友好地衷心为这场和解活动从巴黎开始感到高兴，因为“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正是那里在尤其积极甚至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毁这种国际精神，只要它与德国有关”。他还补充道，重建可不是件容易事。人们不能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简单发份邀请，“看起来就像是进入国联的光荣‘许可’。因为有些事的确发生了！……圣桑（Camille Saint-Saens）和拉罗（Edouard Lalo）对德国音乐发表了怪里怪气的言论；有位叫克洛代尔（Claudel）的先生在停战后还在使用‘德国佬’（Boches）这样的字眼”。勋伯格承认，德国是“犯了错”，“但任何地方都从未像巴黎做得如此过分”。只有由那些能和过去的错误做法划清界限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活动，他才有兴趣参加。其他的活动大可不必理会，“这个社会只容许一种战争，那就是反对卑鄙行为的战争，与其进行战斗的方法也只有一种，那就是不理它”。此后，阿诺德·勋伯格再也没有收到过来自弗罗迈尔先生的消息。

和约签署结束后，路易丝·韦斯坐在空荡荡的镜厅里，看着遗留下来的凌乱椅子，她感到不只在这个世界，还有她自己身上，有些东西已一去不返了。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以如此令人失望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她突然无法想象自己的余生要坐在那间狭小的编辑室度过。她想要离开巴黎，对于欧洲这块她已写过不少相关文章的土地，她要去亲眼见识。她想了解世界，为她信奉的和平、也为米兰曾经信奉的和平做出贡献。

路易丝·韦斯几乎没有存款，但这并不影响她的出游计划。她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广受敬重，结识了不少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长爱德华·贝奈斯曾介绍《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的主编埃利·约瑟夫·博伊斯（Élie Joseph Bois）给路易丝，她前去拜访。这份报纸的日销售量超过100万份，它对一位政治家的支持与否足以左右选举结果。面对路易丝，博伊斯从他那满是文件的写字台抬起头，不太高兴地说：“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路易丝意识到他不会给自己太多时间，必须直奔主题：“请您任命我做布拉格的通讯记者吧，《小巴黎人报》在巴黎已是首屈一指，它也会成为布拉格最好的报纸。”博伊斯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然后，他拍拍她的肩膀：“这不合适！”他不能送一位穿裙子的女记者去还在打仗的地方。“但我有这个能力。”路易丝·韦斯坚持道。对于这点，主编不得不承认。以上帝的名义，那就让她去吧。“但我给不了您任何承诺。您寄一些文章给我。如果领导喜欢，我就发表它们。”

1919年7月14日，巴黎举行胜利大游行，这是即将动身的路易丝·韦斯对法国首都的最后印象。那天，协约国部队从凯旋门出发，沿着香榭大道朝卢浮宫的方向前进。霞飞元帅（Marshal Joseph Joffre）和福煦元帅被尊奉为神一般。但对于那些来自殖民地的黑人士兵和印度士兵，路易丝·韦斯感到愧疚，他们响应欧洲的号召，为一场与他们无关的战争成为杀人机器，甚至牺牲了生命。她不知道如何改变这一切，但她明白改变必然得做出。她写道，把战争用铁丝网围起来，“给它编制一整套命令口号，把它和正常世界隔离开来，然后说什么照顾伤者、纪念死者、让战争‘符合人性’，这简直是闹剧！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许发生战争，它必须被彻底废除。”

在8月的一个温暖夜晚，路易丝·韦斯在巴黎东站登上了前往布拉格的列车。列车一部分还是装甲车厢。而除了“5000法郎的存款，26岁的年纪以及她的信仰”，这位女记者没有任何武器。没人送她去火车站，甚至她的父母也没有前来祝福她一路平安。

1919年10月21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在邮箱里发现了6本退回来的《夜与日》。“我是否为此感到不安？惊讶倒是有点；更多的是激动和自豪。首先，因为书已经印出来，就这样了；然后，我读了一点内容，觉得还不错；再然后，我多少还有点信心，那些我看重他们意见的人应该会喜欢它；这事让我更加确信的是，即使知道有些人不那么喜欢，我依旧会继续写作，并且写一个关于我的新故事。”

伍尔夫收到的首份读者回应使她燃起希望，她的姐夫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写道：“毫无疑问是一部天赋之作。”“我承认这对我非常受用；我并不相信它有他说得那么好。但总而言之，这让我放下心来。”她开始在核心文学圈里有了点名气，但她也发觉，自己还是不能摆脱撰写文学评论的工作。她成天打字，稿子按件计酬，有时候能做到每天给一本小说写评论，这让她的手疼得就像得了风湿。《夜与日》的首批书评出来了，不乏溢美之词，但也有些严厉批评，指责她的作品并没有达到她自身文学主张的高度。将来她是否真的能摆脱“为面包而写作”呢？

此前，伦纳德在锡兰（现称斯里兰卡）染上了疟疾，在他康复期间，伍尔夫又一次认识到，“我的成就是多么依赖于他的支持。”带着点嘲讽和不自信，她一点一点记录下自己在文学上的进步。不久，在塞西尔子爵夫妇那里，她“首次以一位知名人物亮相”。当天除了东道主的儿子，还有罗马尼亚亲王安东尼·比贝思科（Antoine Bibesco）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在场，后者是前任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的女儿。亲王夫妇很高兴有机会能结识这位作品流传甚广的女作家。席间，伊丽莎白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退到一处凸窗旁闲聊，这位出身显贵的亲王夫人表现得相当局促。尽管伊丽莎白有着训练有素的头脑，而且她一位亲戚也是作家，却从未谋求对文学做出高人一等的见解。她不敢反驳伍尔夫，就好像她不愿冒犯那些“知识分子”。伍尔夫沉浸在优越的满足感中无法自拔。成功的感觉便是如此吧。

1919年秋天，鲁道夫·赫斯随着罗斯巴赫自由军团的几千名士兵一同前往巴尔干。尽管魏玛政府在1919年10月已明确表明，禁止编外的德国部队参与波罗的海以南地区的战事。国防部长诺斯克甚至威胁说，要把每个越过巴尔干边界的人枪毙。但自由军团无视这一命令。他们来到帝国的东部边界，用机枪对准边界守卫，于是后者向他们敬礼，让他们通过。这种擅自行动的做法令罗斯巴赫自由军团很快遭到解散，此后它便转入地下活动。

在巴尔干，罗斯巴赫自由军团加入了由当地德裔部队、俄罗斯士兵和德意志帝国残余部队所组成的“西俄罗斯志愿军”（Westrussischen Befreiungsarmee），他们正与新成立的立陶宛共和国作战，并准备前去镇压俄罗斯革命。这场战事中对待平民的暴行，赫斯直到生命最后还记忆犹新。自然，对他而言，这些老百姓都是敌人。“（其）残忍和无情之程度，是我在世界大战和自由军团后来的战事里都未曾经历过的。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前线，到处都是敌人。哪里发生战斗，哪里就有屠戮，甚至灭绝。”赫斯目睹过大火吞噬房屋，居民被活活烧死。焦土和尸体的景象伴随了他一生。“那时，我能一边祈祷，一边做出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