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抚的职司，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员，鸣炮恭送之下，启程入闽督师。

在此以前，援闽之师分三路出发。西路以帮办福建军务的浙江按察使刘典所部新军八千人为主力，会同记名按察使王德榜的两千五百人，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记名提督黄少春，副将刘明灯两部共四千六百人，由浙江衢州，经福建浦城、建宁入延平，东路由署理浙江提督高连升会同候补知府魏光邴，领兵四千五百人，过钱塘江由宁波乘轮船，循海道至福州登陆。

这三路军队的目标都是闽南——李世贤踞厦门之西的漳州，丁太洋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的武平，而汪海洋则在闽南的东西之间流窜。左宗棠的打算是，决不能让他们出海，由北、西、东三面收紧，压迫敌人南窜。

福建之南就是广东。两广总督毛鸿宾与广东巡抚郭嵩焘，见此光景，心知不妙。左宗棠如果驱贼入粤，则援闽之师，随贼而至，会形成长毛与“友军”交困的窘境，所以非常着急。

可是由两员副将方耀、卓兴而率领的粤军，不过八千之众，福建延建邵道康国器，虽是广东人，新统一军，亦多粤籍，却不能算粤军，因为是左宗棠的部下，并不听命于广东大吏。毛鸿宾与郭嵩焘迫不得已，一面派方耀、卓兴入闽会剿，明阻长毛，暗挡左宗棠，一面打算奏请起用守镇江的名将冯子材督办东江军务，自求振作。

当援闽之师未到以前，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已与李世贤接过仗。林文察是台湾彰化人，咸丰八年以助饷剿淡水的土匪，授职游击，做了武官，他所统率的台勇擅用火器，剽悍善战，助林文察当到总兵，获得“巴图鲁”的名号。王有龄被困杭州时，曾奉命援浙，而阻于衢州，以后归左宗棠节制，很立了些战功，补实为福建福宁镇总兵，不久擢升为福建陆路提督，随即提兵回台，在他家乡平乱。

乱党的首领，是原籍漳州龙溪的戴潮春，他是中国历史上阴魂不散的老牌乱党白莲教的余孽。在彰化名义上办团练，实际上与长毛是勾通的。

咸同之交，浙江沦陷，在福建的官军，多调闽北浙南，戴潮春认为是起事的好机会，三月间由其党羽林戆晟在大墩起事，五天以后，占领彰化，台湾兵备道孔昭慈被杀。戴潮春自称“东王”，“南王”是林戆晟，此外还有“西王”与“北王”。下面的官职有“大国师”、“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等。

这个略仿太平天国建制，沐猴而冠，仿佛戏台出将入相的场面，由于东南战局正在紧要关头，朝廷只应粮道丁日健的力请，派了六百人去攻剿，因而得以维持一时。及至同治二年秋天，左宗棠收复浙江，已有把握，才派林文察回台，号召旧部，福建巡抚徐宗干，亦派久官台湾的丁日健领兵赴援，并授为台湾兵备道，督办全台军务。

于是到了十一月初，彰化收复，继攻下斗六，到了年底，戴潮春被擒于张厝庄、林戆晟败死于四块厝，局面可以算是稳定下来了。

不过肃清残余乱党，亦很费力，尤其是当李世贤占据漳州以后，戴潮春的余党准备接应会合，图谋再举。左宗棠深恐李世贤、汪海洋等人出海，正就是为此。

林文察见此光景，深感为难，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复燃，放不得手，另一方面以福建陆路提督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对于收复漳州、汀州等地，责无旁贷。仔细考虑下来，还是应该回福建，因为能够消灭李世贤，彰化的乱党便失去凭借与指望，不战而自溃。

打定主意，仓猝内渡，同船只带了两百亲兵。他与李世贤交过手不止一次，不敢轻敌，原意到了福建，先作部署，然后出击。哪知李世贤早有准备，在万松关设下埋伏，专等他入网。

而林文察则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自感兵力孤单，一路收容了许多散兵游勇，杂凑成军，如果粮饷充裕、时间从容，而又有得力的帮手，当然可以将此辈渐渐练成劲旅，否则就只有利用他们急于追求出路，或者怀忿报仇的心理，淬厉士气，作背城借一之计。林文察老于兵事，默察情势，认为不得不速战速决，拖下去徒耗粮饷，且难部勒，将不战自溃。

本来左宗棠的檄令，是责成他“力保泉厦”，这是很难的任务，因为漳州以东，直到厦门、泉州，地势平衍，易攻难守，而况彼此兵力众寡悬殊。就方略讲，应该以攻为守，就利害关系来看，以少攻多，虽然吃力，但与其守而败，不如攻而败。因此，在十月初便由泉厦而进，在万松关上扎营。

万松关又名万松岭，在漳州以东二十五里的凤凰山上，为由泉厦渡江入漳的孔道。扎营刚定，李世贤派一队人马来攻，用意在试探虚实，哪知副将惠寿不中用，竟让长毛踩了营盘。林文察迫不得已，退扎叫做玉洲的地方，隔了两天出队攻击，小胜而回。

就在这时候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指示他“深沟高垒，勿浪战求胜，俟浙军到后，协力规复漳州。”林文察这时不能不听命了，驻营在万松岭上，静候援军，另由水师总兵曾玉明，在九龙江近海澄县地方的海口镇，结扎水营，以为掎角之势。

这样守到十月底，左宗棠还未进入福建境内，而先行出发的浙军，三路合围之势，将次形成。李世贤原来是在万松关以西设下埋伏，专候林文察入网，见他按兵不动，而浙军又已入闽，不能不急着打开一条出路，因而在十一月初三，发动突袭。

突袭是分水陆两路进行。袭击水营的长毛，皆以烟煤擦脸，有意扮成狰狞可怖的鬼相，同时亦用作为“自己人”的识别。曾玉明的水师，猝不及防，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轰击以外，其余各营，都垮了下来。

在西面万松关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坏的散兵游勇，听说后路被袭，未战先乱。副将惠寿、游击许忠标，压不住阵，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却不肯逃，结果中枪阵亡。溃散下来的乱兵，勉强集结在九龙江东岸，算是保障泉州门户。

三月以后，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进入福建境界，预定就以此为行辕。行辕所收到的第一件战报，便是林文察兵败殉职。

这不是马到成功的征兆，左宗棠大为不悦。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军的锐气，也伤了他的威名，虽非死有余辜，却是决不可原谅的。因而出奏时，便不肯专叙此事，只用一个“督师行抵浦城，现筹剿办情形”的案由，在折子中斥责林文察不听调度，致有此失，幸亏高连升一军已由福州赶到闽南，泉厦可保无虞。至于林文察的恤典，申明另案奏请，但可想而知的，恤典不会优厚。

不过局势很快地稳住了。左宗棠最担心的，就是李世贤向东南横窜入海，所以只要高连升一军，能自福州南下，及时拦堵，先挡得一阵，等苏军郭松林、杨鼎勋领兵航海而来，肃清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

为此，左宗棠定下东守北攻西压的策略，最先收复闽南偏北的龙岩，接着会同粤军方耀所部，收复闽粤交界的永定。

这两场胜仗打下来，士气大振，指挥更加灵活，左宗棠开始“驱贼入粤”，首先是由毗连江西的汀洲、连城一带，将汪海洋部下的长毛，往南撵向与广东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带。其时援闽苏军已陆续到达，与浙军高连升，黄少春所部，划分防区，而以进取漳州为目标，苏军守漳州之南，浙军守漳州之北。这一来，李世贤出海之路是彻底被阻断了。

到了四月中旬，浙苏各军由南北同时出击，会攻漳州，到了四月廿一，漳州克复，可是李世贤却开西门而走，与汪海洋会合在一起，成为“困兽”了。

当时的形势是东南方面泉、厦、漳沿海一带，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余人防守，东北的漏洞，亦已及时防补，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几乎毫无布置。

西面就是广东的大埔、饶平一带，虽有粤军方耀防守，可是绝非李世贤、汪海洋的对手，是谁都看得出来的。然则，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

这个明眼人是远在京城里的军机章京领班许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看到发下来的一个奏折，大为诧异，这个奏折是李鸿章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闽苏军，会合浙军分路进逼，于四月二十一日克复漳州府城”，奏报进攻情形中，有一句话说：“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这与同时收到左宗棠的战报，情况不符。

左宗棠的奏折，案由是“进逼漳西大捷，现筹办理情形”，并未提到漳州克复，更未谈到李世贤由漳州西门而遁，只说“李逆世贤经官军迭次击败，势日穷蹙，图由漳北小路绕犯安溪，以抄官军后路。其计未成，又图勾结同安土匪，内讧滋事，经郭松林抽带所部两营驰赴同安，会同道员曾宪德将西塘、上宅、浒井各乡匪巢洗荡。”

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廿六，拜折的地点是福建省城。福州离漳州不过两三日路程，廿一克复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应该到廿五还不知道。如果已经知道，廿六拜折何以不报捷？

这是莫大的一个疑窦，但稍作参详，不难明白，左宗棠只为李世贤“漏网”，不肯报捷，先说他想“绕犯安溪”，又想“勾结同安土匪”，最后说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将李世贤“漏网”的责任，轻轻推到郭松林头上。

至于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缘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来从林文察阵亡以后，福建陆路提督一缺便补了福山镇总兵的郭松林。虽为署任，总是升官，而如没有左宗棠的奏请苏军援闽，这个武将中最高职衔的提督，未见得轮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官，既由援闽而来，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则不论感恩图报，还是循名责实，都该照建制归隶他的部下。无如郭松林虽经福建巡抚徐宗干一再催促，始终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却自居于客将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颇难容忍的，只是当郭杨两军航海南来之前，李鸿章特为声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劝驾”。左宗棠曾经同意，此时不便出尔反尔！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因而此时先作一个伏笔，一方面隐约其词地表示，追击李世贤是郭松林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将来的情况，果真同安土匪一时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请将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经地义，名正言顺，朝廷不能不准，李鸿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了然于左宗棠暗中的钩心斗角，再来看李鸿章的“援闽获胜，会克漳州府”一折，才会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赏以外，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地的作用。因为折中铺叙战况，对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说得特别详细，一则谓：“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营扼之，又十里为镇门，系东山、海澄、石码适中之地，杨鼎勋以五营扼之。海澄县为两军后路，有山径可通漳浦，复派三营分布县城内外，防贼抄袭。”

再则谓：“总兵刘连捷、臬司王开榜在西北，提督高连升、黄少春等军在东路。自苏军扼扎东山，南路已断。”

三则谓：“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各营追剿数里，当会同高、黄等军，折回东南，将东关外放子桥、东岳庙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处处可以看出，郭杨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剿，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东面其次，然则李世贤开西门而遁，责任谁属？不问可知。这样反复分析下来，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从军兴以来，各省带兵大员，以驱贼出境为惯技，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包藏着什么祸心。此非早作纠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陈利害，奏明两宫太后，拟发“廷寄”，首先指出李鸿章已有奏报，漳州克复，“侍逆潜开西门而遁”，接下来便说：“漳州虽经克复，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将与汪逆合谋，计图复逞。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诏安、平和等城，均为贼踞，该逆必思由此路窜走，已无疑义。粤省饶平、大埔一带，虽有方耀等军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绕赴西路，会同粤军，迎头拦截，杜其窜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这一伏笔，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焘交恶之时，而于“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的奏折中，附带一提：“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督，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朝廷即令没有明确的反应，但蒋益澧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

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中，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名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驽矣！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焘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

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

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广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免。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逋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动府县地方官，以求妥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剔除中饱，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潮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贼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

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匪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

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出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贯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

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克复汪海洋所盘踞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为乱枪所杀，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

这一下等于肃清了长毛余孽，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问，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销。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

所借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在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兵以外，无须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乱初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多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

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升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骚，说是“臣扪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

各省协饷，哪一省亏欠哪一省，是笔永远算不清的账，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所以能够侃侃而言，气壮更显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报，常在最后发议论，此折亦不例外，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殃及广东，亦被恶声：“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也。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出自圣裁。”

这个奏折，像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密抄折底，寄达浙江，蒋益澧虽是粗材，但毕竟也还有高人，告诉他说：高升之期已不在远，蒋益澧喜不可言，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准备打点上任了。

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在前面亦都指向瑞麟，这是暗示，如果攻郭无效，便要转而攻瑞了。瑞麟在广东的政绩如何，朝中大臣，尽人皆知，而恭王与文祥，较之道光、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洲权贵，虽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因为第一，军兴以来，督抚十分之九为汉人，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眼前亦仅只湖广、两广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调不可，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奥援，动他不得；第三，瑞麟虽是庸才，但很听话，尤其内务府的经费，跟粤海关有很大的关联，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诸事方便。

因此，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不但为了保全瑞麟，亦因为由“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这句话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措词相当严厉：“左宗棠凯旋后，粤省安插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曲檄饬回闽？倘闽军凯撤，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重烦兵力，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耶？”

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请：“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即着左宗棠檄饬该提督带所部赴任，月饷由瑞麟、郭嵩焘按月筹给，不准丝毫短少亏欠，致有掣肘之患！”

瑞麟受这顿申斥，当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未受申斥的郭嵩焘。

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忠诚”。不过上谕于“用人行政“，动辄申明，“一秉大公”，而广东军务的贻误，督抚同罪，不该一个被黜、一个无事。所以运用“打而不罚”，“罚而不打”这个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对瑞麟严加申饬是已打不罚，而对郭嵩焘之不“打”，正是将“罚”的先声。

不过七八天的工夫，有关广东的政局，一日连发两谕，一道是由内阁“明发”，“着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另一道是仅次于“六百里加紧”的紧急军报的“廷寄”，分饬浙江、广东及福建，写的是：

马新贻奏：巡视海口情形，酌议改造战船，粤省军事已定，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官军搜捕洋盗，全赖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马新贻见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共计四十号，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以为游击搜剿之用，所筹尚属周妥，均着照所请行。仍着马新贻督饬沿海各将弁，就见有师船，认真巡缉，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谕旨，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即着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蒋益澧经朝廷擢膺疆寄，责任非轻，到任后务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力加整顿，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积习，致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左宗棠驱逐郭嵩焘是为了想占得广东这个地盘。这个目的在表面看，算是达到了，其实不然。

朝廷接纳左宗棠对蒋益澧的力保，虽说是要挟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众人之力对付独断独行的左宗棠，毕竟有其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没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到头来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着。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还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蒋益澧这件事上，特加词色，以为笼络；第二，广东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内务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多年来，洪杨荼毒遍东南，但广东受灾极轻。不过早年为了筹饷，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寄的曾国藩的保荐。事平以后，情况不同，收权之时已到，但一则碍着曾国藩，再则以郭嵩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如无重大过失，不能随便调动，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对比，如说要整饬广东吏治，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即令退一步来看，至少亦该瑞郭同调，否则谕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变成欺人之谈了。

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却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黜郭不易，要黜蒋益澧容易得很。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都不适方面之任，将来一纸上谕，轻易调动，绝不会有人说闲话。

再有层好处，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瑞麟当两广总督，便显很够格了。所以八月间降旨，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由署理变为实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两道上谕：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势日增，恳请开缺”，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

另一道说：“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办理未能有效，眷顾西陲，实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谙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陲。”是特为表明，赋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

照历来的规制，封疆大臣的调动，往往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陛见称旨，方始明发上谕，然后“请训”出京。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调补，那么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训，意思是此一调动，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询明白，所以应该请训。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军情紧急，不容耽误，便可在上谕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对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过，这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另有文章。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绕道京师，由山西入秦陇，并不算太费事，而况回乱势缓，已经历相当时日，与防患将然，深恐一发不可收拾，愈早扑灭愈好的情况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只为左宗棠的手段，军机处及各部院都领教过了，要饷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任，岂不麻烦？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