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云南起义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讲辞节要

1995年12月25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诞节”；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护国运动”的“云南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现在且谈谈“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和“云南起义”是什么回事呢？这一问题，不但是今日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就连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士，亦不甚了了。记得远在1958年，当我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将军一生的辉煌事业，实是从他在“护国军”中“炒排骨”（当排长）开始的。在他第一次参加“讨龙”（龙济光，袁之爱将，时为广东将军，加封郡王）时，他头上中了一弹，打掉满嘴牙齿。这伤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长就要为“护国”捐躯了。

他大难未死，因功递升连长，继续参加“护法战争”。李连长一次在战场上观察敌情，刚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弹。他如迟起一秒钟，李连长也要为“护法”捐躯了。

李将军为着“护国”和“护法”，他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他当时如为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直至他被毛、蒋二公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流亡总统的流亡秘书和研究助理，我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演义》。不意此书竟大受欢迎。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识。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的一部军阀时期的烂账，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也。

宏观认知，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也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一种类似的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孔明，未卜先知。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dat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来由于蒋、毛二公相继物故，中国与世界也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瞻前顾后，则为20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和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做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以就教于大会同文。

共和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在宏观认知之下，我们对“共和民国史”（republican history，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么“脉络”呢？

我个人教读民国史数十年，总是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当代）便是一部中国近代转型史。什么是“转型”呢？长话短说，就是把落后的“传统中国”，转变成进步的“现代中国”。这种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小至鸡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须，修指甲（微观）；大到宇宙观，人生观，政经理论，价值标准（宏观），无一不转。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转得最突出、最敏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牺牲最重的，则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尤其是中央政体的转型—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把“君主专政”转变成“民主共和”。

从总体说来，我国近代转型运动是从鸦片战争（1839～1842）开始的，但是政治转型则迟至五十年后的戊戌变法（1898）—康有为、谭嗣同等企图把中国传统的君主专政，转变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才由杨衢云、孙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来废除帝制，改采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总统、法院和参众两院制的共和政体。

果然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为时不过八十三天，到1912年1月1日，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便在中国大摇大摆地出现了—这一记“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共和政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算个什么东西呢？那坚持“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理论家都说是辛亥革命“失败了”—国民党认为是“革命尚未成功”。共产党就干脆讥之为资产阶级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党外人士胡适之先生，则扼腕叹息。他认为中国丧失了那一段最能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因为民初政坛上那批活动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亲口一再向我说的）。胡适暗中之意，实在是认为民初那批国会议员，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与民主素养的人物。他们比后来国民党的“立监委国大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们失去了实行美国式民主的机会多么可惜！

上述三种理论，事实上都是一种分析中国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们今日如聚积足够的data输入电脑，其结论就不一样了。通过宏观认知，我们觉得中国近代史上整个转型期，大致需时两百年（1840～2040），姑名之为“历史三峡”；而转型程序，尤其是政体转型则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败，它只是这个历史三峡中的一个阶段之完成，一个险滩之通过而已—事实上，国共两党的政权，也只是这个时历两百年的历史三峡里，先后两个阶段而已。

事过百年（1898～1998）回头看，我们的政体转型（从独裁专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陆上还在搞一国两制；台湾还在搞撤销党籍和护党救国。双方对民主政治，都还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么，我们如期望八十多年前历时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为共和，岂不是天大笑话哉？！

胡适之之兴悲，良有以也。孙中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我们的结论是：民初共和政体、代议制度之失败，原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这个近乎武断的结论，我想当今的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会有二话吧！

失败既属“必然”，那么失败后的民国孤儿，总得有条出路—为求此出路，事实上，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孙、袁二人都认为民国政治其后的出路，必然是执政领袖的“个人独裁”。中山于1914年7月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曾公开要求党员宣誓并按指模“服从”甚至“盲从”他一人。

袁世凯则自始至终图谋建立合法或非法的个人专制的权力，从终身总统，到专制皇帝—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辛亥革命之后，时未到三年，以孙、袁二公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两派政团，都已一致承认：

（一）不适用于中国的共和政体已彻底崩溃；

（二）继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个人独裁。

三峡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孙中山、袁世凯，虽然在政治上是一对死敌，但是对独裁政权的看法，倒是一个铜元的两面，没啥轩轾。可是他二人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上的历史地位，却有“收山”与“开山”之别。

孙中山是属于后一型态的开山之祖。他虽然也主张独裁，但是在理论上他是个有所为而为的独裁。他要通过“军政”、“训政”去实行“宪政”的“代议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之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是个死胡同—袁是在民国元年3月10日继孙文先生做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他于1913年秋季，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之后，就于是年10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国会选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总统。其后他又赶走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并由新成立的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终于民国三年（1914年，亦即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创立之年），又把他的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并可连选连任，甚至不连选也可连任，那就变成终身大总统了—不特此也，他还可以“嘉禾金简”提名，秘藏于“金匮石室”之内，指定接班人做将来的终身总统—这样他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终身大独裁者了。

可是袁世凯虽是个近代中国独裁政权的始作俑者，随之而来者亦殊不乏人。但袁之不幸是他基本上是前一“型态”的收山住持，纯粹的旧官僚。他的思想作风和政治视觉是没有任何“现代”踪影的。因此他的独裁政权在理论上既乏远景与大任；在实践上，它也没有现代独裁政权，对群众与军队那样严密的组织和控制。因此一旦有大事发生，他只有向老传统和旧型态中去找老师、觅灵感、求解决。像上述“金匮石室”那件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学来的。在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去学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开倒车，难免灭顶了。

再者，他学雍正皇帝，却没有雍正皇帝驾驭军队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镇起家的，是北洋军阀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六镇将领纷纷出任封疆，逐渐形成了藩镇跋扈之局。他们各有其个别利害，和私人政见，老上司亦不能随意左右也。

袁此外还有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这时北京政府已面临破产，税收早不敷出，整军经武全凭外债。外债不举，国内如有内战，则军费一项，便可致命。袁似不乏自知之明，所以帝制运动初起之时，他皇帝本人倒不太热心。但他的政府这时已被领入一条死胡同，改共和为帝国或不失为解决之道。同时他自己和一些帝制谋士可能估计到，原六镇旧人如冯国璋、段祺瑞等，对帝制纵不热心，也不致公开反对。至于边远省份，尤其是与革命派有渊源的云南省可能不稳，然云南远在边陲，纵有动乱，亦非心腹之患，日久自平。谁知开国时曾一度轰轰烈烈的洪宪王朝，竟被这边陲区区一省所闹垮，似非袁氏之所料也。

云南闹垮洪宪

反袁的“护国运动”始自“云南起义”。“云南起义”中享名最盛的是蔡锷。蔡锷之享名，第一因为他本是全国性的人物，活动不止一省，芳名久播，全国皆知。第二是他那套“小凤仙”传奇，经好事者加油加醋，英雄美人，哄传一时。第三因为他是梁启超的学生，由梁老师大肆鼓吹的结果。

其实“云南起义”的关键性人物是唐继尧。其重要性远在松坡（蔡锷别号）之上，而享名则远在蔡锷之下。其原因则是：一、他是云南东川人，留日归国后，除短期出长贵州省政外，一直在云南服务，鲜为省外人所知。二、辛亥革命时云南都督是蔡锷，唐继尧那时是蔡的部下。三、蔡锷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而唐则比较木讷。李宗仁先生告我说，当蔡锷出长广西陆军小学期间（李是他的学生），蔡氏每次乘马的方式都不是“翻鞍上马”，而是自马后飞奔，以跳木马的方式，飞上马背，所以校中师生都以“飞将军”呼之，举一反三，足见蔡之光彩也。

可是在1915年底云南起义时，情况就不同了。蔡其时原羁身北京做经界局督办。光杆一条的京官，无拳无勇，没钱没枪。后因与唐继尧有密约，始于起义前八天赶到昆明的。

这时唐继尧原为云南将军，起义后改称都督，是云南一省之长。在那鸦片还在公开买卖之时，今日的金三角便是当时当年的云南，真是一省富可敌一国。所以继尧是个有地盘、有军队、有枪、有钱的实力派“本省人”，不像蔡锷，那个“外省人”（恕我用两个今日台湾的流行术语），空头将军也。

当民四末季“筹安会”的六君子和十三太保等活动正烈时，唐继尧则暗地招纳全国反帝贤豪，潜往昆明，共议倒袁大计。其时先蔡而往的计有李烈钧、程潜、陈强、戴戡、方声涛、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皆一时人杰（见由云龙《护国史稿》）—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实力派反帝团体。此后反袁独立的有八省之多，但那些都是云南起义后的“骨牌效应”。其中且有奉袁密令“独立拥护中央”的。

那时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中华革命党”，也在大呼反袁，但中山一群那时只是若干衣食难周的流亡革命党，他们想搞联日反袁，声势极小，算不得实力派。

所以昆明那时才是“反帝”中心。当蔡锷于12月17日抵达昆明时，滇方的军队、粮饷、军火、计划……早经准备就绪。旋即以唐继尧领衔与北京电战数通，云南省就正式宣布独立，反袁的号角也就响遍全国了。洪宪皇帝于1916年元旦登基，才搞了八十三天就烟消云散了—巧的是袁皇帝弄垮了历时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他自己的洪宪王朝也只存在了八十三天，也算是偶合的报应吧。

1995年12月18日匆草于加州旧金山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