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始末之一

在一部“民国通史”里，笔者在不同的拙著中，曾一再强调，最令史家和读者感觉头痛的，实在是民初“军阀混战”那一段。据个人对民国史数十年的探索，那些从事混战的大小军阀，就不下数千人。跟他们枪杆打转的，还有数不尽的政客和党人。他们结党为公，或结党营私，忽聚忽散，朝秦暮楚，你要把他们清理出个头绪来，那真是治丝益棼，不知伊于胡底。不信你去翻翻那一套西方“剑桥学派”，由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主编的、最权威的《剑桥中国史》，看看它的第十二册，有关民国军阀那一段（有汉语译本）你就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你要选用它作教材，去大学或中学课堂授课，那就变成不知所云了。

一扇玻璃窗，四个方框框

其实一部军阀混战史，历时不过十六年（1912～1928）。真是无巧不成书，历史家如把这十六年分分阶段，它不多不少，四四一十六，整整四年一段，可以顺序排列如下：

袁氏当国，1912～1916；

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

曹锟、吴佩孚与直系政权，1920～1924；

张作霖、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

你如再把他们四组，分别划成四个方框框，像一扇四块玻璃的玻璃窗。按时间先后，你再录下他们各组的大事记。如此的一扇嵌字玻璃窗，就是这十六年军阀混战的编年史了。清清楚楚，一丝不乱。笔者在前篇拙著里，就曾替他们装过这扇玻璃窗。因这玻璃窗，很简单明了。装卸都很容易，记忆不难，这儿为读者就便参考，就重提一下如上。读者稍事浏览，便可终身不忘。

一场混战，四个圆圈

至于他们之间的混战，我们也曾制出简单的图表，把这十六年的混战双方或多方，画成四个圆圈圈，以一个圆圈代表统一的中国。军阀混战，先是南北对立，把圆圈一分为二。章太炎曾为这个南北分裂，写出一副讽刺的对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再简化一下，便成为：“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想不到的是，军阀既分南北之后，南北反而停战了。以后的内战，却变成南打南（先是广东打广西，所谓中山“定桂”；再来广东打广东，陈炯明叛孙，中山率南方军阀讨陈）、北打北（直系先打皖系，奉系再打直系）的两场平行的区域内战了。巧的是，这四场南北自打的区域内战，几乎都是南北同时开打的。他们再打出个南北对峙之局，就是蒋介石将军誓师北伐的时机了。用圆圈的分裂，来表解这场混战，也可以一目了然的。前章表解，已颇道其详，这儿稍微提一下，使读者有个大略的印象，就不再重复了。

本篇现在所要讨论的，便是这第二块玻璃，和第二个圆圈。内容是段祺瑞的皖系政权的始末。

段祺瑞的小档案

段祺瑞是继袁世凯而起的，我们民国政治史上第二个强人。皖系便是以他为中心的一窝军人和政客所形成的，有利害政纲的政治派系。袁世凯死后的四个年头（1916～1920），中国政权，就抓在段的皖系之手。但是段祺瑞是何等样人？他又如何崛起，而变成民国一人呢？我们首先得查查他的背景，把他的家世、童年，和青少年期所受的教育，编个简单扼要的小档案。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比孙中山大一岁，比蒋介石大二十二岁，比毛泽东大二十八岁。在段的当权时代，人多尊称之为“段合肥”，亦如清末李鸿章之被称为李合肥也。合肥市现在是安徽省会所在地。但是在清末民初，它只是个大县，可能也是中国最大或次大的一个县，其区域除包括今日的合肥市之外，还包括今日的肥东、肥西和长丰三个县。

合肥也是清末内战时，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军”的老家。乡人好武，淮军的士兵和高级将领，泰半是合肥人。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便是个农民出身的，最后官至记名总兵（师长衔）的淮军战将。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也还是个农民，可是当段祺瑞出生时，段家已成为官宦之家，他就是个小衙内了。在家乡启蒙读书之后，年方七岁，就被当时驻防江苏宿迁的祖父段统领，接往宿迁上学。在祖父的期望和督导之下，祺瑞又认真地读了八年的私塾。他对儒家的典籍，打下个很扎实的根基。段后来可写出很可一读的旧体诗文。其后在民国政坛上，像曹锟、张作霖、冯玉祥、张宗昌等人，都无法和他相比了。

可是，段祺瑞十五岁时，祖父突然病死，不久他更是父母双亡。因此他的幸福的童年，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在太平军和捻军乱后，淮军的薪饷是极其微薄的，段氏家无恒产，而有寡妇孤儿，嗷嗷待哺，青少年的段祺瑞，要养家和自给，他只有回营当兵，这也是对一个有志青年的磨炼吧。

当段氏年已双十，在旧制淮军里，正是四顾茫茫之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为改革军制，在外国顾问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和汉纳根（Constantinvon Hanneken, 1855～1925）等洋将的设计之下，忽然于1884年在天津创办了一所西式的“北洋武备学堂”（亦名“天津武备学堂”），在旧制的淮军中招考，有教育文化的青年士兵为军校学员。这是近代中国，军制转型期中的第一所现代化的陆军军官学校，段祺瑞报名参加考试，竟以第一名的荣衔，考进了这所陆军官校。这时正是所谓“同治中兴”的高潮期。这所现代化的中国军校，办得十分认真。三年的基本军事教育，把一些像段祺瑞那样的有志青年，教育成一批扎扎实实的现代军人。

军校毕业之后，经过一番实习，段祺瑞又于1888年被遴选前往德国留学，入德国军校深造。其后再被派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虏伯”（Krupp）兵工厂见习，学习使用和维修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所以当段氏二十五岁，从德国学成归国时，他就成为当时落后的中国凤毛麟角的、也是史所未有的现代化青年军人了。

德式的军事教育，对段祺瑞后来的为人、从政、练兵、带兵，都太重要了。第一是在心理上，他一生崇德。据说他以后偶尔生病，要服食西药时，他首先要问明，是否是“德国制造”？连小小的阿司匹林，他都坚持非德制不服云。近现代中国崇德的最高领导人，非段一人也。后来的蒋介石都害有崇德癖。蒋氏当政后，他治军组党，都以德意志为理想模式。毛泽东也最看重普鲁士，并且说过：“如果中国是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鲁士。”德国人的好处是苦干、诚实、爱国、重规矩、守纪律、做事有效率，欧洲大陆，无与伦比者。但是任何民族，有其长必有其短。德国人为人处世，过社会生活，往往也就独断专行，对“绝对主义”（absolutism），有其偏好。朋友，我们的“老蒋总统”和“毛故主席”，就是如此呢。成也由它，败也由它。我们的“段老执政”，也是如此也。没啥稀奇吧，此是后话。

可是在段氏从德国回国之时，却怀才不遇，被冷落了好一段时间，始学有所用。何以如此呢？我们还得回头翻翻“民国通史晚清导论篇”，简单地说个所以然。

陆军转型，晚于海军

笔者在拙作《晚清七十年》里，曾不厌其详地讨论过我国海军现代化转型的故事。因为“坚船利炮”，原是林则徐时代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个目标（也可说是近现代中国搞“四化”的嚆矢吧）。到“同治中兴”时代，中兴名臣，尤其是左宗棠和李鸿章，曾停办旧有的“水师”，而集中全力去发展现代化的新海军。在导论篇里，笔者曾一再提到，他们以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居然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当时远东最强大的一支现代海军（其实力竟然超过当时英国的“远东舰队”）。不幸的是，这朵鲜花，却插在狗屎里。那个颟顸、腐败、落伍、无能的晚清大朝廷，却不能与这个一枝独秀的新海军相配合，结果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使数十年搞坚船利炮的洋务（也就是四化工作），前功尽弃。

在光绪初年，李鸿章对陆军现代化，也并没有忽视呢。上节所叙述的，段祺瑞受教“北洋武备学堂”，便是近现代中国陆军转型的开始。只是它略晚于海军罢了。其原因，第一是当时中国人所最羡慕的原是洋人横行世界的“铁甲”。对陆军他们倒还有若干自信，不急于改革。第二便是骄傲而又有实战经验的湘淮两军的将领，既藐视，又嫉妒新陆军的建设。这一强大的内在阻力，纵是李鸿章也不易克服，所以陆军的转型运动，就略晚于海军了。

因此当段祺瑞一伙，从德国学成归国时，一时却苦于有志难伸。因为大清帝国虽有此现代化的陆军人才，而无此现代化的陆军军制。有新式训练的回国留学生，就只好在旧制军队的“随营学堂”里，去做做学非所用的低级教官了。这一尴尬，不但是段祺瑞的遭遇，连晚一辈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还有说不尽的类似经验呢（见拙作《李宗仁回忆录》第二、三编）。这也就是笔者近数十年来，曲不离口的“转型论”的重点所在了。从旧制转新制，其过程是长期的，也是十分艰难困苦的。孙中山所谓“破坏难于建设”是也。不破不立，可是“破”往往就更难于“立”了。

从新建陆军师长到六镇副帅

想不到清末陆军转型的难题，最后却被日本人，给一下解决了。中国旧式陆军在甲午一役，被日本人摧枯拉朽地击败之后，中国军制的转型问题，就再也没有反对了。因此，“新建陆军”也就随之呱呱坠地。

在导论篇中，我们已详细交代过，甲午败后，清廷在德籍洋员汉纳根策划之下，乃决定练“新军”十万人来重建国防。当袁世凯受命至小站（1895）出任此艰巨时，他就要寻觅现有的陆军专才，来帮助建设新军。这样，那批从德国归来的陆军留学生，就被袁世凯一网全收，进入小站，作其基本的干部了。其中佼佼不群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渐渐地也就变成袁世凯“新建陆军”的三大支柱，所谓“北洋三杰”的龙、虎、狗了。

迨庚子拳乱之后，袁世凯当上了北洋大臣，做了宰相，他乃把他原有的新建陆军扩大为北洋六镇（六师），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不用说段祺瑞、冯国璋等都分别晋升为六镇的统制（师长）。袁世凯因预防他这些部将逐渐形成他们自己的系统，他乃不时将各镇统制互调，庶几“将不专兵”（这是中国防制藩镇的老办法，其后蒋介石等，都曾一致奉行无讹，到时再细说）。如此则各将领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的班底了。谁知这只是袁氏一厢情愿的想法。对段祺瑞的个人需要，却是个歪打正着呢。

段祺瑞原来只是第三镇的统制嘛。只因袁对他不放心，迨他把第三镇弄得驾轻就熟之时，袁乃改调他出长第四镇，接着又改调第六镇。结果呢，袁的六镇之中就有一半是经过他直接掌握的部下了。从此段就变成袁世凯一人之下的中国现代化的国防军的第二号司令官，和实际上的副统帅了。因此，在光绪和西太后同时病死之后（1908），摄政王载沣，公报私仇，把袁氏“开缺回籍”的三年之中，当时能以个人在职的威信，来继续掌握北洋六镇，而暗中却听命于袁的，几乎就只有段某一人了。

袁氏当国时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1911）和“二次革命”（1913），更使段的声势，再上层楼。第一，他是袁氏的一张王牌，也是能随时替袁世凯背黑锅的一张黑脸。辛亥武昌之役，段以封疆大吏湖广总督的身份，坐镇汉口，替袁氏养寇自重。这个举足轻重的位子，对段也是个政治资本的累积。其后南北和议粗成，在袁氏示意之下，由段领衔的一纸对清帝劝退的通电，竟使段氏摇身一变，成为誉满全国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实在也是一桩意外的政治收获。

“二次革命”的战役，在革命党史上说，虽是袁世凯的“反革命”行为，但在当时的舆论中，和后世的史著里，亦未始不可说是中央政府在实行“削藩”，以完成全国行政权的统一。这一削藩工作，三千年中华通史中，历朝皆有，其后政权，也从无例外。当时连蔡锷将军在内的诸多革命元勋，对革命党人之武装割据，亦不以为然。但是不论正反两面的评价如何，段祺瑞的军权日盛，却成为二次革命的动乱中少有的受益人。

其后由于段冯二将在民初政坛上，日益坐大，袁世凯所一手缔造的北洋系军事将领，难免对冯段二人各有依违。因此纵在袁世凯的有生之年，他段冯二将已逐渐形成了派系。为对两位股肱有所约束，袁世凯曾有意扶植当时声望甚隆的蔡锷为第三势力，来加以牵制。无奈这时段、冯两派已树大根深，蔡锷一时无法插足来另起炉灶。再者，袁的整军计划，却也被他自己的帝制运动彻底地破坏了。一旦帝制祸起，蔡锷潜逃返滇，组织护国军讨袁，冯、段二人再窝里一反，洪宪皇帝，未及“登基”，就已被宣布死刑了。

坚持与凡是

我们在《袁氏当国》里，曾提到袁世凯搞帝制时，段祺瑞竟以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身份自许，而加以消极抵制。迨袁氏自知大势已去，取消帝制时，他也认为只有段祺瑞才能收拾残局，段祺瑞乃在袁世凯死前数周，奉命出任国务卿，旋复名为国务总理，就是全中华民国的副统帅了。

本来在袁氏晚年倒行逆施之时，段某对袁的忠荩之忱，可说是已洗刷殆尽。但是袁氏一旦死亡（民国五年〔1916〕6月6日），段祺瑞立刻又变成“先大总统袁公”第一号的忠臣孝子了。他对袁氏的饰终之典，不用说是侪于帝王，他对袁氏生前的政法遗规，显然也是个大大的“凡是派”。这可能，第一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使然。人死病断根，眷恋数十年从属旧谊，亡者为大，过去的宿怨，自然一笔勾销。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二，政治上的必需。试看民国通史里，袁大总统之“优待先朝”；蒋委员长之崇奉中山……都是政治上之必需，理至明也。搞极权政治要数典忘祖，就是政治自杀了。明乎此，我们就对段祺瑞继续崇袁的政治行为，不会大惊小怪了。

段氏谢绝黄袍，拥黎继承大位

袁死之后，民国政坛以声望与实力排列名次，袁的接班人，理应为段祺瑞。因此在袁断气之后，北洋系的军头与政客，如徐世昌、段芝贵、王揖唐等在京大员，和北洋系的封疆大吏冯国璋、张勋等驻京代表数十人，在中南海国务院，闭户密议，咸以段为当然人选。因此一袭群雄推戴的黄袍，在1916年6月6日的当晚，就要加诸段氏，而为段氏所力拒（不是“婉拒”）。这故事细节据说是这样的：

袁在弥留之时，未有留下任何遗嘱，只对在一旁送终的段徐诸氏，口述了几个字，一曰：“他害了我。”此“他”为谁？无人知晓也。袁又提到“约法”二字。然袁氏生前的“约法”，原有两部。一部是为他所废弃的，也是南方反袁派所要维护的“民元旧约法”；另一部则是袁某立法自制，而颇为美国宪法权威古德诺教授（Frank Johnson Goodnow）所赞许的“新约法”。袁氏但提“约法”二字，亦不知何指也。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他们只有拆阅袁氏留在“金匮石室”中的“嘉禾金简”了。在金简上，他们发现袁某提了三人之名，顺序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因反对帝制，为袁所憎恨。故袁在生前，殊不愿提段氏之名。第三名据内侍传闻，原为“太子”袁克定也。但袁在病重时，明知克定为扶不起的阿斗，乃易以段名。因此在袁氏尸骨未寒的数小时之内，段的国务院内冠盖云集。北洋系文武大员数十人（包括公私代言人），坚持要段氏黄袍加身，做继任大总统。段不但拼力拒绝，并于会前密携黎氏之心腹同乡张国淦，亲赴黎府推戴。且亲向黎氏行三鞠躬国礼，以表示其作为下级的忠荩之忱。黎元洪于此也就接受推戴了。段乃嘱张国淦留在黎府，以便联系（黎张的从属的“心腹”关系，可以作民国时代，包括两党政权中，类似关系的典型。民国政要人人皆然），就一人返回国务院。在国务院中，段就碰到拥戴他的北洋系文武大员一致坚持继任大总统，非段不可。段力辩其非，驯至舌敝唇焦，满头大汗，数小时不得解围，云云。

附注：关于这一段氏拒绝黄袍的故事，笔者所根据的，除多种第一二手史料之外，耳闻之于若干口述史料，盖笔者幼年便曾在“皖系”的眷村中长大。先高曾祖均系淮军将领，与段佩统领，原属一支。先祖均平公民初曾在北京居住，先叔祖伯平公且曾任安福议会的议员。父执辈亦多在北京上学，更与皖系要员，乃至段氏之左右手王揖唐等有亲戚关系。王揖唐原名王志洋，进士及第后，西太后恶其名，乃赐名王赓，自号揖唐，终以字行。王原为我乡合肥的穷秀才，升斗不继。因与先祖为童年至交，乃由先祖聘请为我家塾师。先父叔姑姨辈，多是他的学生。其人青年苦学，先祖敬其诗文，曾一反三代之抗议，与王结为儿女亲家。并大力资助其参加乡试与会试。在我家课读六年之久，不意王竟连科及第，并乘机赴日本留学，回国再中留学生特科进士。以双重科甲资格入仕，宦途畅通，在清末民初，迭任中枢要职。迨段祺瑞由国务卿，复建国务院时，揖唐出任内务总长，如在清末便是吏部尚书，国共两党政权中的内政部长。因此在当时权倾一时的皖系之中，王与徐树铮，并为段祺瑞一文一武的两大心腹。对北京当时的政治掌故，正确无误的大道消息（不是“小道消息”），皖系上下，真是无有不知者。笔者幼年即嗜史成癖。当年从长辈口中所听所闻，终生难忘，及长治民国史，广采可信史料验之不误始敢慎重下笔也。（本篇所用著述史料，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编纂之《民国名人传》；陶菊隐著，《督军团传》，后改编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黄征等著，张宪文、黄美真主编，《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史料丛书《北洋军阀（1912～1928）》，等新旧史书）

“北洋系”是何种怪物

不过话说回头，这批翎顶辉煌的大员、北洋军阀，所隶属的“北洋系”，究竟是何种怪物？这儿我们倒稍有厘清的必要。因为日月推移，去古渐远，当年老辈的口头禅，什么北洋政府、北洋军阀、北洋系等等，可说是无人不知也。前辈史家如细加解释，就难免画蛇添足。但是时至21世纪，吾人仍然开口北洋，闭口北洋，而不稍加诠释，一般读者就不知所云了。

所谓“北洋”，原从清末官制，所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开始的。清制无宰相，各省拥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以接近京畿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最为尊贵。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曾任此职，权倾一时，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庚子事变”后，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活活累死。弥留时在病榻上修“遗折”，保荐袁世凯继任此要职。

袁世凯于1901年底出任此职，至西太后死前一年（1907），她深恐这位权相，在她死后无人可以驾驭，乃把袁氏明升暗降，调任军机大臣，去其实权。迨两宫同逝，摄政王诛袁未遂，只把他开缺回籍，但袁在北洋大臣任内，羽翼已成。而继任的满族亲贵又过度颟顸，因此袁在北洋任内的文武旧属（包括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文武官僚），暗中仍听命于袁。迨武昌乱起，袁氏应诏复职。他原有北洋任内的文武班底，虾兵蟹将，一时随之俱起。这就是后来民国政坛上所谓“北洋系”的原始核心了。

迨袁世凯做了民国总统，成为一人独断的大独裁者，他这个核心就开始膨胀了。首先加入袁党的，便是支持辛亥首义的各省咨议局的成员，和由他们推选的各省代表，和国会议员。这些人多半是康梁保皇党的同路人。大清帝国崩溃时，墙倒众人推，他们原是和国民党合流的。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若辈与有功焉。

迨南北和议粗成，袁氏代孙为临时大总统，他的老班底，和很多原是革命党员的政客，分别为各自的利害，组织了无数小“党派”，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统计，民初大小政党，多至三百个以上（见张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大小政客或分或合，以便在内阁和国会中争权。其中最有实力的袁氏之党，如掌握当时全国铁道和交通银行的梁士诒为首的老“交通系”，及一些原是革命党，和保皇党合流的若干较大的小党派成员，甚至包括副总统黎元洪，也就逐渐倒向袁党，成为北洋系的新政客了。

更不堪设想的，则是拥袁称帝的“筹安会”的成员和赞助者，竟有一大部分为老革命党员也。其时他们也可算是北洋系的头面人物了。他们的第一号头头杨度，晚年曾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举一反三，读者就可以了解到当年北洋系政客之复杂了吧！

等到民初新成立的“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走向国会独裁的趋向时，异党政客乃毁党造党，重行组合，成立“进步党”以为因应。国民党当时名义上的党魁虽是孙中山，而志在组织“责任内阁”的实际领袖，则为宋教仁。进步党作为他们的反对党，在梁启超、汤化龙等率领之下，也就亦步亦趋地走向拥袁方向，甚至成为袁氏老北洋系的新细胞。也可说是北洋系的外围吧！

“研究系”、“政学系”也是北洋外围

袁氏称帝时，汤化龙、梁启超虽也加入护国军阵营，反对帝制，但是袁世凯一旦死亡，民元旧约法、旧国会一时俱复，汤梁等旧进步党政客，乃另组其“研究系”（原名“宪法研究会”），加入拥段行列，成为段氏北洋系的新伙伴。

不特此也。在二次革命后，孙袁固然决裂，国会里的国民党，却依然合法存在，并曾参加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其后才遭走狗之烹。然随孙而去的国民党，却也发生分裂。当孙氏开始组织其“中华革命党”（1914），突出其个人独裁的企图时，反孙的民主派党员，乃自组其“欧事研究会”（研究欧洲大战）以为对抗。迨袁氏死亡，旧国会恢复，这组老国民党员，如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杨永泰、黄郛等人，乃在北京另组个“政学系”来与直皖两系新老政客相表里，变成一支新兴而有力的北洋系边缘政客。

且看黄郛（1880～1936），二次革命时，他本是头颅有价的孙文死党，名列袁世凯通缉名单的首要之一。此时返京参加政学系，与北洋派合作，最后曾在北京政府中做过“摄政内阁”的“国务总理”，成为中国临时的国家元首呢（参见笔者另篇《政学系探源》，原载于《海外论坛》，重刊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三卷第六期）。

附注：黄郛是国民党先烈陈英士的盟弟，蒋介石的盟兄。“二次革命”后，他们都是逃亡海外、袁政府悬赏有价的通缉犯。迨袁氏死后，通缉解除，他们这些职业革命家，又纷纷返国图谋在新政坛另觅出路。据黄郛夫人沈亦云女士告我，说：那时党人回国，另谋出路，“有办法的”，都纷纷前往首都北京，见机行事。“没办法的”，则只有南下广州去依附孙中山，暂时栖身。显然地，黄郛是属于“有办法的”一群。去了首都北京，黄郛后来在北京政府中的崛起，原是从参加“政学系”，作了皖系大总统徐世昌手下的红人。渐次攀缘入阁。但是他的国民党的老背景，使他又变成有“倒戈将军”之称的直系军头冯玉祥的密友。当第二次“直奉战争”时（1924），冯玉祥“倒戈”回师占领北京，直系政权垮台，总统曹锟被迫去职，直系内阁总理顾维钧化装潜逃，国家无主，黄郛乃奉命组织“摄政内阁”，做了一阵短命的国家元首。此即黄夫人所说的“有办法的”实际意义吧！举一反三，所以笔者曾一直劝告同行治史者和读史者，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可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妄评古人。黄夫人的“有办法”、“没办法”的观察，说的是那一时代的话。至于国共两党后来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权，把孙中山颂扬成国父，那时代的人，无从预见也。他们眼光中的广东大元帅府，只是一个灰溜溜的政治儿戏而已，为“有办法的”人，所不屑一顾也。

当我在三十多年之后，把冯玉祥和黄郛合营的这次“苦挞打”（coup d'etat）的内幕，告诉了当年的受害人顾维钧先生时，顾大笑，并以他不常有的中英双语，告我说：“想不到黄太太那时也是个accomplice（共犯）。”我又说：“黄夫人说您那时是化装成一位美妇人逃走的呢！”顾微笑说：“她在胡说。”他二人那时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口述史计划，不时碰面说笑。而我却是他们两方面的共同助理，所以也时常参加他们说笑。

总之，民初的游离政客，摇摇晃晃，分分合合，一共组织了三百多个党派。吾人读通史，但须知其来龙去脉节要而掌握之。细枝末节，就留待专著以述其详了。所以笔者不揣浅薄，也就把民初政党浓缩成半页故事如上。这半纸之论，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了解，何谓“北洋系”这个笼统的概念就好了。

兼论袁世凯、汪精卫之覆辙

读者贤达，如略窥上述北洋系的来龙去脉，便知道它是民国初年掌握中国命脉的最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在袁氏倒行逆施，称帝之前，他对这一集团是可以绝对掌握，并可驱使他们来为人民服务的。不幸他权力太大，自信心又太强，终于滥用其权，来为非作歹，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终于王纲解纽，全盘崩溃，误国害己，莫此为甚！

袁世凯在民初的最后失足，其不幸，无独有偶，正与二十二年之后汪精卫在抗战期间所犯的错误，有其异曲同工之处。笔者昔年尝为文，“论汪精卫的十大错误”，认为他前九次错误都可以改正，而得到爱护他的全国同胞的宽恕，只是他最后当汉奸这一错误，做得太绝了，无法回头，临终虽幸免于枪决，但是青史无情，汪某就遗臭万年了。

袁世凯也正是如此。袁氏犯了一生的错误，都有其改正的机会，只有最后的一次，妄想做皇帝的错误，犯得太绝了，无法回头，他就和汪某一样，万年遗臭了。

袁氏濒死，终悟前非，乃有“他害了我”的模糊遗言。此“他”显然是他的孽子袁克定也。汪氏在敌国弥留时，不知是否亦留有斯言？若有人也“害”了汪某，则此人应该就是他的恶妇陈璧君了。人世无常，袁、汪二人，皆是一代才士能臣，一时之民族英雄也。生而不幸，遭遇到这么一对蠢妻、孽子，以致晚节不终，而贻羞史策。后之当国贤豪，以史为鉴，可不慎哉？

吾侪升斗小民，虽位卑言轻，然值此文化转型后期，法治民主的前程在望，众志成城，我们要以全民舆论的力量，对领导我们的英雄人物善加规劝，务使他们不再重蹈误国害己的袁汪覆辙才好。这当然是题外之言、一派闲话。

武义亲王不受封

现在让我们暂时丢开袁汪两位悲剧人物，再回头谈谈黎元洪、段祺瑞这一对袁世凯的接班人，看他俩在那段“转型中期”，搞些啥名堂？

先说说黎元洪（1864～1928），这位湖北佬“黎黄陂”。黎公胖嘟嘟，笑起来，上海人所谓“贼忒兮兮”的，看起来是一位憨厚的长者，大好人。事实上黎元洪也的确是一员“福将”。虽然那位嘴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却偏要说他浑浑而有机心（见《胡汉民自传》）。

导论篇已交代过，黎氏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曾被送往德国留学，精修炮术。回国后曾在“定远”旗舰上做过“炮弁”。甲午大东沟海战时，他在“广甲”舰上服务。广甲沉没时，全船将士大都殉国，而元洪善泳术，泅水逃生，大难不死。

嗣后黎氏回籍，改行，转入湖北新军。迨武昌起义时，他已累迁至协统（旅长）。当时在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都只是一批新军中的小卒，苦于有兵无将。而有“黎菩萨”之称的黎协统，虽是个反革命人物，却颇得军心，乃被这批革命部曲所胁迫，出任革命军都督，领导武昌起义。其后竟能与袁世凯南北对峙，唱其对台戏，而名满天下。迨中华民国成立，开府南京，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黎论功荣任副总统。迨孙去袁来，民国政府迁往北京，黎连续当选为袁之副总统，却婉拒北上。以兼湖北都督身份，拥重兵盘踞武汉，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后第一大藩镇，而袁大总统亦无如之何。

可是民国政局发展至此，黎氏也已逐渐摆脱革命阵营，而投入袁党。为树立其个人派系，黎氏竟将当年拥其出山的革命小将，所谓“湖北三武”，以个人权术连诛其二人，以防反侧。事详《袁氏当国》。至此革命与反革命两方，始知“黎菩萨”原非菩萨。

在“二次革命”期间，黎已公开镇压革命，为袁氏的马前之卒。然黎元洪当时虽贵为“一人之下”，然究非北洋嫡系。袁大总统对其割据华中，固早存戒心。迨袁氏敉平革命三藩（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广东胡汉民）之后，狡兔死，走狗烹，乃以段祺瑞代黎为湖北都督，软硬兼施，以毒攻毒，迫使黎副总统北上，在北京供职。自此黎氏遂蜗居于袁氏之侧，形同软禁。至袁氏称帝时，黎氏以副总统之尊，被袁封以中华帝国之最高爵位的“武义亲王”。所幸袁皇帝对其原定接班人，尚略宽于后。黎副总统尚享有不受封的自由，从此这位不受封的“亲王”，就和他的老对手段总长相呼应，对洪宪皇帝作消极抵制。

段此时手握重兵，窝里策反，使袁痛恨不已。黎此时虽无一兵一卒，究竟位备储贰，非克定所能及。他黎、段二人，一虚一实，连手抵制帝制，以致袁氏登基未成，而股肱已折，新皇上对他二人，亦无可如何。再加上冯国璋那条猎犬坐镇江南，态度不明不暗，对新皇保持距离，因此不待蔡锷返滇，而洪宪王朝本身，固已山穷水尽矣，悲夫？！

两岸现势，源于黎段

以上诸节所述，笔者在拙著《袁氏当国》，曾作过更详细之缕述。本篇只是温故知新，将前篇通史简化而本末之而已。盖通史卷帙浩繁，读者一气呵成，从头读起者，实为数极少。其他半途插队，抽卷而阅览之，盖是现代化忙碌社会之一般习惯。试问当今史学界的博士教授院士者流，有几位有此耐性，能把司马温公的名著，从头细读一过哉？不能从头读起，而各取所需，半途抽阅之，如此则通史作者于关键章节，编其本末，而酌量重叙之，庶免中途插队的读者对书中所述故事未知底蕴而有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之感也。

话说从头，袁氏断气之夕，北洋派文武大员，曾一致叫嚣，企图对段祺瑞黄袍加身，作集体之推戴。而段氏则坚决谢绝，并力举黎元洪继承大统。关于段氏此时之谦逊，一般民国史大家，类多以讥刺语调出之。认为段之拥黎，是迫于环境之不得已，而非其私心之所欲为，才有后来的黎段互斗、府院之争，贻祸无穷。而黎之背叛革命，投袁自肥，偷鸡不着蚀把米，也是咎由自取。

只是他二人府院互斗，祸延国族，至今未已。治史者如寻根究底，则黎段之争，才是今日两岸对立的始作俑者。不信，试看他二人继袁未及数月，便势成水火。在所谓“府院之争”中，各拥党羽，互不相让。斗得你死我活，终于惹起溥仪复辟，民国中断。最后酿成孙中山开府广州，护法反段，弄出一国两府，国家从此分裂，再未复合。骨牌效应，直至于今日，仍然两岸对峙，各不表述。他二人所作之孽，贻祸至今未已也。

上述这项研究军阀史的传统结论，谁曰不然。这结论原未可厚非嘛。可是吾人以社会科学治史，如果把侧重人事纠纷的微观史学，看成历史的本体，就有违于社会科学的法则了。因为历史还有其宏观的一面。古语说：“形势比人强。”局于某种历史形势，虽齐天大圣，也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也。把人事纠纷，误为历史的全部，那就是“军阀史话”、“三国演义”的史学了。

我们在历史三峡之中，看艄公舵手，使尽他们的浑身解数之后，还得攀登巫山之巅，俯首观察江流大势，看看他们的王浚楼船，是怎样通过三峡，驶出益州的？读者如不惮烦，当于下篇谬作导游，与同游诸士女再细论之。

2001年5月2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九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