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韩国之亡 教国君如何“玩阴的”:改革走错了路
先谈第一点,改革不力。
战国时期,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兼并战争,各国都在谋求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图存,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为秦国的强大与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国从韩景侯立国到韩昭侯继位,历经六世,都未能取得突出的发展。韩昭侯是公元前362年至公元前333年在位,秦孝公是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38年在位。所以,这两位国君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他们也都顺应当时大势,各自在本国进行了改革。秦孝公公元前356年重用商鞅变法,韩昭侯公元前355年起用申不害变法。
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人,曾经做过郑国的小吏(故郑之贱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哀侯二年(前375),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来,这位韩国小臣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受到了韩昭侯的关注。
韩昭侯四年(前359),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魏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韩昭侯和大臣们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他建议韩昭侯执珪(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拜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并不是喜欢低三下四而不要国家尊严(非好卑而恶尊。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策三》),而是目前解除国家危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示弱。现在魏国强大,您用执珪这样的重礼去拜见魏王,魏王的内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魏王自大骄狂,必然会引起其他诸侯的不满而同情韩国。如此,我们只是向一个人低了头,但是却赢得了天下的支持(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策三》)。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意见,使韩国免去了一场战争的蹂躏。这次外交事件的主谋者申不害自然令韩昭侯刮目相看。
韩昭侯十年(前353),魏国发兵攻赵,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齐、韩两国求援。韩昭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就问申不害应该怎么处理。申不害此时刚刚受到韩昭侯重用,恐怕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策一》),便回答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您(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策一》)。然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韩国两位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说,作为臣子,只要尽到忠心就可以了,不必在意自己的意见会不会被采纳。这等于鼓动他们向韩昭侯发表意见,于是,这两位大臣分别向韩昭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察言观色,暗中摸清韩昭侯的态度,猜透了韩昭侯的心思后,他告诉韩昭侯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听取了申不害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韩昭侯和齐国一起发兵攻打魏国都城,迫使包围邯郸的魏军主力匆匆忙忙撤兵回国,以解本国都城之围,这样,赵国都城之困自然而然地得到解除。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攻其必救之地,迫使对手回师。
围魏救赵的成功,让韩昭侯再次领略了申不害的卓越才能,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出任韩国国相,变法图强。
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担任国相的十五年时间,是韩国历史上发展最为强盛的时期。“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国家治理得好,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诸侯各国不敢侵犯韩国(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既然如此,为什么韩国依然没有逃脱被灭的厄运,申不害在这期间主要做了什么?
从申不害的成名之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申不害是以权术起家的。这种权术就是申不害最钟情的“术”。申不害的改革,重点就在这个“术”上,也就是国君统治臣子的权术。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学到的也是君人之术。
有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到外地视察,使者回来后,韩昭侯就问他:视察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位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内储说上》)。韩昭侯又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讲讲路上看见什么吧。使者想了想后回答说:出国都南门时,看到有黄牛犊在路的左侧吃禾苗。韩昭侯听了使者讲的情况,马上对这位使者说,今天我问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内储说上》)。然后下令,在禾苗生长期内,严禁牛马闯入农田毁苗。韩昭侯虽然颁发了命令,但是,主管官吏们对这道命令不以为意,依旧有许多牛马闯入农田。韩昭侯又下令:如有牛马闯入农田毁苗,各地要向上汇报,如果汇报得不全,要受重罚。主管官员上报了一些牛马吃禾苗的事件,韩昭侯发现上报材料中没有国都南门牛马吃禾苗的事,便对他们说:还有遗漏。官员们只好再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国都南门外还有黄牛吃禾苗。主管官员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昭侯真是明察秋毫,忽悠不得。从此之后,官员们对韩昭侯的命令再不敢阳奉阴违了(吏以昭侯为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内储说上》)。由此可见,韩昭侯用“术”对提高韩国的行政效率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申不害讲“术”,但并非完全不讲法治。有一次,韩昭侯告诉申不害说:执法非常困难。申不害说:执法的要领是有功而赏,有才任官(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外储说左上》)。如今你立了法,但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你又接受身边人的请托,所以,你才会感到执法困难。韩昭侯一听,马上对申不害说:我现在明白怎样执法了。
后来,申不害为他的哥哥向韩昭侯要官,韩昭侯马上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策一》)。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接受你的请托,违犯了你制定的规矩,这怎么能行呢?你教我按照功劳大小来授官,现在你又请托我授官,我怎么听你的?申不害马上请罪说:君王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申子乃避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范祥雍《战国策笺证·韩策一》)。申不害为他的“从兄”请官一事,是真心要官还是试探韩昭侯,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韩昭侯确实全面接受了申不害的改革。
不过,申不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不同,商鞅变法全面,更重视富国强兵的各种务实办法,更重视立法以立威;申不害的改革虽然没有忘掉法治,但是,改革的重点显然不是法治。
看看韩昭侯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明白申不害在哪些方面更多地影响了韩昭侯。
有一次韩昭侯在沐浴时发现浴缸内有瓦砾,他冷静思考了一番后认为主管沐浴的内官不至于失职到这种程度,应该有人想诬陷这个内官以取代他。于是,韩昭侯照常沐浴,沐浴结束后,他对左右的内官说:我想撤换主管沐浴的人,谁能够接替他?韩昭侯身边立即有人向其推荐了另一位内官。于是韩昭侯召见了这位内官,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浴缸里放置瓦砾?这位内官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好认罪说:如果主管沐浴的官员免了,我就可以代替他了(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内储说下》)。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韩昭侯不能说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主要是在怎么样驾驭臣僚、官吏上下功夫,而没有在最根本的富国、强兵这两个方面下功夫。由此可见,他从申不害那里学到的主要是“术”,而不是“法”。秦孝公变法,强调的是“法”,是要富国强兵;而申不害的变法侧重的是“术”,是驾驭群臣。
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施行改革,并没有抓住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申不害一死,改革的成效马上下降。
继申不害之后,韩国还有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就是韩国后期有一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韩非。但是,韩非不受韩王重用,而且生不逢时。战国后期的韩国弱势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几乎没有给韩非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只是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
申不害改革的重点是“术”,“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手法,对于富国强兵没有起到作用,申不害之后的韩非又无用武之地。因此韩昭王死后,韩国很快就衰落了,成为战国七雄之中的落伍者。但仅仅这些因素就能使韩国灭亡吗?韩国之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