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皇室风云 肆

藏历阳铁马年(1270年)四月八日,忽必烈下旨,敕封西土法主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之帝师,赐玉印。

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大都城外,宫廷属僚等备仪从、音乐、彩舆和香舆出城十里,准备迎接帝师八思巴。

不多时,便望见西边芦沟桥方向帝师八思巴的扈从队伍迤逦东来。代摄国政的皇子真金于路旁下马,与后妃、文武百官一道,以印度大象背上安设珍宝璎珞装饰的宝座,飘扬珍贵锦缎缨穗的伞盖、经幡、旌旗和鸣钲鼓作乐前导的盛大鼓乐隆重地将帝师迎入宫中。

这一天,大明殿金碧辉煌。

佛法犹如月亮在莲园中升起,分外鲜明。

忽必烈身穿锦缎龙袍,端坐龙椅,左边为察必皇后,右边为帝师八思巴。台下群臣依礼恭贺帝师还朝。

然而,身为帝师,执掌天下释教及吐蕃政教事务的八思巴此次还京,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并非宣讲佛法或传授灌顶,而是向忽必烈汗进献由他创制的新型文字——一种谁也没见过的隽永清秀的蒙古文字:八思巴文。

“帝师八思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乃我大朝恒久之兆。”忽必烈审视八思巴文良久,兴奋地说。

“蒙古汗国建立之初,每逢传递信息,发布命令和叙述历史事件等,只能派言词敏捷且记忆力强的使者默记心中,然后驰马千里传达给对方。直到成吉思汗消灭乃蛮部落塔阳汗,俘获了塔阳汗的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通阿,才知晓出纳钱谷、委任人才的印信之用途。于是,成吉思汗命令塔塔通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蒙古语)。”

分别数年,八思巴与忽必烈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在八思巴的眼中,忽必烈汗依然精力充沛,风采夺人。“有人称畏兀儿蒙古文为蒙古旧字。事实上这不算是一种文字的真正创造,而是借用畏兀儿文字拼写蒙古文罢了。连年征战,蒙古的贵族青年根本无暇学习畏兀儿蒙古文。不过,这种借用方式却推及到了别的语言。除了运用畏兀儿字拼写蒙古语之外,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还用过汉字、回回文(波斯文)以及西夏文来标写蒙古语言。”

“这是先皇从灭西夏、灭金和西征花剌子模的战争需要考虑的。”忽必烈插言,“在西征时与中亚打交道就用回回文,灭金时与宋、金打交道就用汉字。如今,帝师所创蒙古新字,却受塔塔通阿创制的蒙古文影响甚少。”他展开一卷宣纸,面向文武百官、诸子那颜,上面有八思巴用新蒙文书写的优礼僧人诏书。

“唔噢——”殿上响起一片惊叹声。

忽必烈收起诏书交给察必皇后。察必皇后尊重地问八思巴:“据说法主萨班应阔端大王之召抵达凉州后,深感蒙古汗国统治下的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复杂,而蒙古又无自己的文字,对传播佛教极为不利,是这样吧?”

“正如皇后所言,阔端大王于是请法主萨班创制蒙古文字,法主应诏,曾经一夜苦思冥想,翌晨黎明时分,偶见一藏族女子持揉草搔木跪地。见此征兆,法主顿有所悟,即依搔木形创制蒙古字母,分阳、阴、中;强、虚、弱性音三种,也就是分男性、女性、中性三类,编成强、虚、弱三种。只可惜,在其时由于时机不逮,未获机缘,故未以此等蒙古文字翻译佛典。后来法主萨迦班智达圆寂,此事便暂且搁下。而今,我奉当今圣上之命,终于完成了伯父未竟的事业。”

忽必烈大喜,当即下诏颁行天下:

朕唯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帝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其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