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天人永隔 壹

处理毕阿合马一案,忽必烈诏命真金太子参决朝政。真金力主改组中书省,由蒙古元勋后裔和礼霍孙出任中书省右丞相,主持朝政。

入朝视事那天,真金语重心长地叮嘱和礼霍孙:“你此次出任中书省右丞相,凡于国于民有利者,一定要坚持实行。如果遇到阻碍,我当全力支持你。”

和礼霍孙欣然受命:“臣愿效犬马之劳,辅弼朝政,匡正国事。”

接着,真金又召见了朝中汉人儒臣,要他们恪尽职守,尽情施展平生所学。

短短数日,真金不失时机,改弦更张,朝廷气象为之一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礼霍孙推行的“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越来越难在短期内满足元王朝日益增长的财政需要,这种状况逐渐引起了忽必烈对和礼霍孙的不满,新的矛盾又摆在真金的面前。

阿合马死后,元廷诸臣多讳言财利之事。纵有个别趋利言财之官吏,却因所献之策不能满足国家庞大的财政需求而被搁置。一日,总制院使桑哥上朝奏事,举荐江西榷茶运使、河北大名人氏卢世荣广有才术,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忽必烈大喜,当即下旨召见卢世荣。

阿合马当政期间,卢世荣以贿赂进用。但此人胸有城府,上任之后为人低调,对与阿合马的关系更是避而不谈,因此,当许多官吏受阿合马一案牵连被纷纷罢官免职时,他却幸运地成为少数几个躲过了风头的留任官员。

卢世荣绝不是一个甘于久居人下的人物,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证明自己的才能。当忽必烈萌生了另择善于理财之臣,以替代书生气十足的和礼霍孙的念头时,卢世荣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

果然,卢世荣的奏章赢得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当即召集包括真金、和礼霍孙、安童、卢世荣在内的朝中宰辅大臣进行“廷辩”。“廷辩”是历任蒙古大汗都会采用的一种集思广益的方式,可谓“民主”的雏形,“廷辩”中,每个人都可以直抒己见,但只有胜利的一方方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设想施展才干和抱负。

卢世荣的口才在“廷辩”中可谓发挥到了极致,在近三个时辰唇枪舌剑的交锋后,忽必烈裁定卢世荣胜利,并当即委以卢世荣中书省右丞一职,这样,卢世荣就从正五品一跃而为正二品。和礼霍孙暂时仍留在中书省,另行听用。

真金很明白,卢世荣能在“廷辩”中一举击败和礼霍孙,而得到父汗重用,其真正原因在于,“汉法派”因竭力推行儒家的“节用”、“爱民”思想,以致全盘否定了“理财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系列可行性措施,这样,他们就在“义”、“利”之争中将自己可悲地推向了充实国库这一既定政策的对立面,也使忽必烈不得不将支持的筹码倾向于朝中的“理财派”。

真金本质上是一位务实的人,他多年来忠实地践行汉法不假,但与此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可以富国强民的途径,从而满足父汗的财政需要。他所苦恼的是,在“汉法派”与“理财派”旷日持久的斗争当中,竟然没有一条中间道路可走,总是非此即彼,轮流坐庄,结果呢,往往成果未显,弊端已生。

其实,此次“廷辩”的结果,早在真金的预料当中。即便如此,他又能怎么样呢?自母后去世之后,他一直在饱受疾病的困扰,虽然,为了国家,为了理想,他一直勉力支撑,亲力亲为,但他终究有些力不从心了。

现在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或许是让卢世荣放手一试。

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卢世荣奏罢御史台,改按察司为提刑转运司,使兼钱谷。尽管御史台及诸多廷臣反对,忽必烈仍从其言。卢世荣又奏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财赋。卢世荣的所作所为旨在裁抑权势侵利,欲夺宗王、贵胄之权力归于政府,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由于过分征敛,反对者比比皆是。

同时,卢世荣的许多理财措施不可避免地触动了豪门贵族的利益,这些人联名弹劾他是阿合马的死党亲信,弹劾他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条陈多无成效。并昭举数事: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能令课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能自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勒令尽数包认;始言能令民皆快乐,凡今所为,无法败法扰民之事,既及于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于民者,民又难为后虑。

接着,卢世荣的许多不法行为也被揭发出来。卢世荣经群臣罗列的罪名,比阿合马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卢世荣的施政措施经过数月的实践证明只是一纸空文,思虑再三,忽必烈不得不颁旨:罢卢世荣中书宰辅,改由总制院使桑哥接替其职。

桑哥终于等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

但桑哥不是阿合马。尽管桑哥承认,阿合马的理财措施在许多方面都有可取之处,甚至可能就是他未来理财的样本,但他不会马上这样做,他必须让忽必烈和真金两个人都对他感到放心,尤其是真金太子。他太多地领教了真金的威严和威信,他绝不想成为第二个阿合马或卢世荣。

因此,哪怕真金太子因身体不适之故较少入朝视事,他也不会恣意放纵、胡作非为,每时每刻,他都在提醒自己:谨慎,再谨慎。除非某一天,所有的障碍都不复存在,他才可以放开手脚,搏出一片真正属于他——桑哥的天地。

此时的真金,对桑哥的野心尚无任何觉察。他平素与桑哥交往不多,对桑哥不存在丝毫成见,甚至还有几分好感。桑哥毕竟是帝师八思巴生前最信任、最看重的弟子,再说,桑哥确非碌碌无为之辈。

有两件事足以证明桑哥的才能:一是蒙古自立国以来,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乃既定国策,对此,桑哥不遗余力地加以贯彻和执行。有了这个基础,在桑哥任总制院使期间,除藏区个别的教派之争一时无法有效调停外,其余各教派都被他管理得井井有条,教与教之间和平共处、鲜有争执。二是至元十七年,当帝师八思巴被素有野心的本教“本钦”贡噶桑波阴谋毒害后,又是桑哥引七万大军入藏,与躲藏于乌思藏地区据险而守的贡噶桑波叛军展开对决。面对占有地利、人和之便的叛军和心存疑虑的藏民,桑哥头脑清醒,指挥有方,不仅一举袭破贡噶桑波的营寨,将叛首贡噶桑波斩首,而且亲自督建了乌思藏地区被毁于战火的寺庙,使川藏地区一度混乱的局势迅速平复……正是基于对桑哥管理才能和军事才能的认可,当父汗与他商议由桑哥接替卢世荣一职时,他才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

他哪里能够想到,这一切只不过都是表象。当他病逝之后,桑哥即凭借忽必烈的信任,将有元以来的“聚敛”政策一步步推向顶峰,而桑哥与阿合马,这两个集才能、贪婪于一身,所作所为如出一辙的权臣,则永远被载入历史的另册。

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