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的心目中都存在着一个乌托邦、一个理想的世界——虽然这个理想的世界在现实中往往是不存在的。

生在盛世中的人是幸运的，所处身的现实世界和心目中的乌托邦之间的距离还不算十分遥远，纵然有些小不如意，也不致于成为精神上超量的痛苦；但是，生在乱世中的人就不然了。

乱世之中，政治黑暗，民生凋蔽，一切的现象都令有识之士看得痛心疾首；但是，接下来所衍生的作为，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消极，一种积极。

消极的人使自己成为隐士，万事不关心，或猖狂，或逃禅，或遁入宗教的领域中寻求痛苦的解脱、寄托于死后的另一个世界，以逃避面对现实中的黑暗；积极的人则挺身而起，向现实中的黑暗挑战，试图改造乾坤、力挽狂澜。

因此，中国的历史上既有魏晋南北朝的宗教大兴期，也有东汉末年，清流挺身对抗腐败、黑暗的政治，酿成“党锢之祸”的史实；而在黑暗的明朝末年，积极入世的知识份子们也掀起了一次“东林运动”来试图力挽狂澜，最后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页“光荣的失败”。

作为“东林”创始人的顾宪成，他的心志和道德勇气同样的照亮了那个令人绝望的黑暗时代。

同样的是一幅“勇者的画像”，同样的以天下为己任，顾宪成的奋斗过程却大不同于努尔哈赤或张居正——努尔哈赤成功的改造了乾坤，开创了新的时代；张居正曾经拥有十年的执政期，力挽狂澜的延缓了明朝的衰败；顾宪成却不然，他既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在自己所处身的时代中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施展抱负的机会。

而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奋斗中包含了更多的悲壮……

顾宪成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逝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西元一五五零年——一六一二年），一生所经历的时间正好是明朝灭亡的关键时期。

嘉靖二十九年正是俺答入寇，包围北京的“庚戌之变”的这一年，伴随着他出生而来的即是忧患，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呢？或许两者都不是，他只不过是和有史以来的全人类一样，既无从选择降生的时空，必须为自己所处身的时代背负起一份历史责任罢了。

而明朝的历史中毕竟有着幸运的时刻与转机，在经历了世宗荒诞、沉迷道教，严嵩权倾天下的黑暗期后，少见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藉着执政而执行他“力挽狂澜”的任务，政治开始转向清明，经济复苏，百姓安乐，国家达到了富强的地步。

顾宪成在三十一岁那年考中了进士，做了户部主事的官，那是万历八天（西元一五八零年），正值张居正当国的强盛时期；只可惜好景不常，两年后张居正病逝，国势从此急速下滑。

万历皇帝亲政以后，不久就沉迷于酒色财气而荒疏了政事，几年后更因为立储的事和大臣们的意见相左，他竟索性以不上朝、不见群臣的面来作为消极的抵抗，最后更沦为“福寿膏”的奴隶；继张居正之后出任首辅的人偏偏又都是一群没有能力、没有气节风骨的庸才、小人，既不能高瞻远嘱的治理国事，全副的精力也只摆在为自己的私利而斗争之上——在这样的状况下，政治能不污黑、能不腐败吗？

而一个自幼读圣贤书、怀有高度理想、抱负的知识份子，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又怎能不感到痛苦？怎能不以政治改革为己任呢？

可是，现实的环境根本不容他发挥理想，从事政治改革，他不久就不见容于执政者、当权派——正人君子不见容于奸佞小人，根本就是自古以来的必然现象，他的遭遇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过了，那就是“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当然，身为读书人的他，所秉持的志节也一样的是“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第一次的事件发生在万历十五年，首辅申时行藉京察之便排除异己，身为资浅官员的他虽有原则和气节，不肯同流合污，并且挺身仗义执言，但却无政治上的实力，和已盘踞官场数十年的申时行较起力来当然是落了下风，于是被贬为桂阳州判官。

第二次则是万历二十一年，他已被召回京中，任职吏部文选郎中，适逢会推阁臣，他推举了王家屏，因而忤了万历皇帝的意，被削籍罢官。

他从此就与宦途绝了缘，但是，即使罢官返乡归里，在家中做一名无官无职的寻常百姓，他心中那份属于知识份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仍然分毫未减；甚至，因为“身在野”，而更能深入民间的发现到了许多社会问题，存在于他心中的“忧国忧民”的感怀就更重了。

因为政治由清转浊，经济由盛转衰，万历中期的全国百姓已经开始承担繁华过后的后遗症和痛苦了——原先由富裕而形成的逸乐和淫靡，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而在经济力衰退以后，这种社会风气又间接促成了人心的堕落与道德的败坏；看得他在在忧心如焚。

而存在于知识份子间的学风，更是加速社会风气恶化的媒剂；一代大儒王阳明离开人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在蔚为学术的主流，风行一时之后，形成一个学派，弟子、再传弟子多得无法计数，延绵了数十年，已经衍生了许多流弊；一则流于谈“心”的空洞虚诞，而忽略了道德实践；一则强调以“心”为是非的标准，结果是以“自己的心”为标准，而排斥“别人的心”；更甚者坚持己心不受约束，连带使行为也肆无忌惮——种种的流派早已脱离了“王学”的真谛，甚至与王阳明原本提倡的学说根本是背道而驰的。

但这样“挂羊头卖狗肉”的学说却因为少数人的“蓄意炒作”而十分风行，尤其是王阳明晚年所提出的“无善无恶”说，更成为“利用”的对象，一般追名逐利的无耻之徒、不法之徒打着这样的招牌来混淆是非善恶的标准以攫取利益，使得世道人心、社会风气更加的败坏。

王阳明晚年思想圆通，指点弟子常有不落善恶两端之语，而且晚年的许多观念、见解都不及详加说明，因此他死后门下的许多弟子把他的学说中加入自己的意见，各持一说，常失阳明的本意。“无善无恶”，阳明本人没有多谈，乃是他左派的弟子王艮的弟子周汝登拿出来大加标榜的。

到了万历年间，王学的末流又发展出了一个支派，那就是“狂禅派”——从泰州学派的颜山农、何心隐发微，到李卓吾以异端自命的集大成，更把已经变质的王学带到一条极端个人主义的狂诞之路，而且吸引了不少的追随者，也影响到了文学的风气。

最先是李卓吾的弟子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以籍贯公安而形成“公安派”；再接着，钟惺、谭元春也组成了“竟陵派”——两派虽然名称不同，文学的主张却是一致的，都从“李卓吾式”的“自由”、“狂诞”出发，打出些诸如“诗主性灵”的旗号，雕琢些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文字；再接下来，“小品文”的文体被这干人捧出来了。

小品文是标准的“休闲文学”，三言两语、轻薄短小，文字往清奇幽雅的风格发展，内容则尽多是吟风弄月的感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兼杂一点李卓吾式的“亦儒亦佛、非儒非佛”的似是而非的“禅”；推出之后大受社会群众的欢迎，于是开始兴盛了起来，兴盛了一段日子之后，后遗症也跟着来了。

文坛几乎全被这种柔靡的文风所席卷，竟有如提早反应了国运似的呈现着一股末世的气氛，一篇篇没有内容的文字游戏在在都是“玉树后庭花”式的华美柔媚，引领着读者走进一个虚幻的、萎靡的、只想享受眼前的唯美感受而浑然不关心天下兴亡的精神领域。

情况更糟糕的是一部份的小品文作者的人品非常低下，笔端却能幻化出百媚千娇的花朵来欺世盗名；偏偏，这一类的作品又在社会上大受欢迎，于是，小至个人的人生观，大至社会风气都跟随着这种文风的引领而日渐沉沦。

这种种的现象看在顾宪成的眼中，不免忧心如焚——纵使小品文的作者之一的陈继儒本是他的旧识，他也忍不住的发表了他由衷的谈话：“现在读书人在朝中做官，享受富贵，却不把心思放在帮助君王治国、替君王分忧解劳的事情上面；派到外地做官，却不照顾百姓的生活、解决百姓的问题；不做官了，就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盖了房子住，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整天谈‘生命’、‘感觉’，写些精致小巧的文句，作些白日梦，根本不管世道人心国运的变化——读书人变成这个样子，就算他的文章写得再好，名气再大，也一样让真正的君子觉得不耻！”

而对于王阳明其人，他虽也颇为景仰他一生的功业和学问，但是对于他晚年所提倡的“无善无恶”说却是竭力反对的——王阳明本身的学问博大精深，到了晚年，提出“无善无恶”的说法时，他已臻智慧成熟、圆融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以胸中“四无”；但是，像他这样的大儒大哲，在人类中只是少数，世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人”，而非道德学问都已融通的大儒大哲，如果胸中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的话，世界将会因没有约束、规范而成为无法想像的混乱；因此，他认为这“无善无恶”的说法，不仅是学术上的学说，而是已经影响到世道人心、社会风气的问题了，必须提出来加以澄清，以挽救日渐沉沦的世风。

因此，从政治改革到社会改造，以及导正学术思想，都成为他交付给自己的使命，并且终其一生都不懈不怠的朝这个方向努力。

万历二十六年，他集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学生，重修宋代大儒杨时在无锡讲学时所建的东林书院；六年后书院落成，他出任山长，制定了比照南宋朱熹所建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大会有志向学的读书人讲学其中。

由于他认为存在于政治、社会上的各种败坏的现象是导源于人心中道德的堕落和学术思想的不正所致：因此，他讲学和设立书院的宗旨以矫正学风、政风、世风为依归，提出的学说由“性善”出发，重气节，强调道德与实践；并且揭櫫为学的终极目标：“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

他认为“士”应以挽救世道人心为第一职志——这个“士”字当然是儒家学说中的“士”，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这个学说志在恢复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也是他对自己、乃至全天下的知识份子的期许。

而这个怀着崇高理想的学说一经提出之后，立刻得到了许多共鸣——生在乱世之中，只要是稍有良知的人，都会认同他的呼吁的。

因此，“东林书院”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蔚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上的“清流”的力量，既带动了全国各地为私人讲学而建书院的风气；所提出的“救世”、“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学说也唤起了许多人的心志和热血；同时，所聚拢来的群众既多，所发出的议论也就有了实质的力量，而成为能够影响政局的舆论。

其实，“影响政局”，本来就是顾宪成讲学的目标之一；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记载着：“先生论学与世为体——故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药之也。”

是这样的一份深心悲愿，一份属于知识份子的伟大情操，燃烧成他生命的光辉，傲然兀立于黑暗的晚明，而无愧于人之为人的使命。

万历四十年，距东林书院落成不过八年的时间，顾宪成因病与世长辞，留下了尚未完成的挽救世道人心的任务，和令人景仰的人生观、学术观与奋斗的精神。

他尚未完成的任务，由他的同志、朋友、门生继续的奋斗了下去，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东林”这个专有名词与明朝的历史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无论就政治、社会、学术思想任何一方面而言，都是晚明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一股洪流。

当然，历史上的事件仅只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明末的东林运动已然成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但是，事件所蕴含的精神与内涵，却是亘古长存的。

多年前，我读过托尔斯泰所揭櫫的艺术观，他指出：“与人类有关的艺术才是最美的，因为，我们对人类的爱先于对艺术的爱。”

后来，我读到顾宪成的传记、着作，非常清晰的听见了他提出了相同的论点：“与人类有关的学术才是最美的！”

我的心同时受到了深重的撞击，顾宪成和托尔斯泰分别诞生于不同的时代、国度，分别为不同的种族，根本不可能交换意见，却不约而同的建立了相同的观点，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们具有着同样伟大、宽阔、无私的心灵，才会不须交流即有共鸣！

其实，艺术观、学术观如是的，并不只他两人而已；古往今来，虽然“不问苍生问鬼神”或“问风花雪月”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却也不乏耿耿以天下苍生为念，以救世为职志的人——杜甫的一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所道尽的正是每一个时空中，每一个以“士”自期自许的读书人的心声啊！

也许，顾宪成——乃至每一个知识份子——心目中所向往、追寻的“尧舜”、“三代”，都只是一个高度的理想，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乌托邦；因此，追寻的本身即是一种失落，而追寻的确立却代表着“知其不可而为”，追寻的过程所呈现的是生命的完成；顾宪成一生的努力虽然不曾有实质上的收获，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份伟大的心胸与情操。

厚而重的《明史》装订成十二巨册，记录着一个已经灭亡的朝代；但是，尽管朝代灭亡了，留在里面的一个个伟大的心灵却是不朽的；几年来，我几乎少有一、两天不动手翻阅《明史》的，每在夜深人静之际，我总是恍然的觉得，一些我所景仰的灵魂都在书页中复活了，向我传达着他们对于人类的爱与期望；顾宪成的传记在总数将近一万页的《明史》中所占的篇幅不过四、五页，但是，他所发出来的声音却深沉、巨大而永恒，并且引起我深深的共鸣。